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一个“禅让制”，看起来，这是一个文明政治的词汇，很有政治文明的味儿。所谓的“禅让”，就是帝王把最高权力交出来，主动让给另一个人来执掌，把江山社稷拱手相让。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姿态，如果是自觉自愿的话。确实，在远古时期，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是真真实实的禅让，早期的开明统治者顺应民意，主动让贤，实现了非种姓继承王位的顺利接班方式，演绎了一段精彩的贵族政治民主之风气。可是，大禹之后，便鲜有真正意义上的禅让了。
在后来，“禅让”的意味变了，继承方式的实质也变了，“让”不是真的让，“让”的对象一点也不贤。“禅让”成了强势谋反者的遮羞布，那些通过非法手段夺取政权的政治流氓们想遮盖自己的流氓本色，于是，便用“禅让”来粉饰和美化，明明是非法的抢权篡位，却要证明自己夺来的权力的合法性。历史上，与早期政坛尧、舜、禹禅让本质不同的所谓的“禅让”的例子还不少，比如王莽篡权，曹丕篡汉，司马氏篡魏，刘裕废晋恭帝，还有梁武帝萧衍篡了齐和帝的位，齐文宣帝高洋抢了魏孝静帝的位，陈武帝陈霸先抢了梁敬帝的位，周孝闵帝宇文觉抢了魏恭帝的位，隋文帝杨坚抢了周静帝的位，唐高祖李渊抢了隋恭帝的位，朱温抢了唐哀帝的位，赵匡胤抢了后周柴宗训的位等等。明明是强势抢了政权，却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着“禅让”的闹剧，似乎“禅让者”很诚心，而“受让者”很不愿意，明明心里早就急着上位了，却依然摆出一付无可奈何的姿态，似乎是“被迫”接受“禅让”的，所以，实打实的是阴谋篡权，却想掩饰得一点阴谋的成分也没有，夺位的人似乎是顺天应民，合法合理地继承了皇位。
禅让图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堂而皇之的虚假“禅让”呢？其实，要发生所谓的“禅让”政治事件，需要三个条件：其一，皇权已经名存实亡，皇帝已经控制不了专制体制的权力，皇帝手里已经没有权力，皇帝处于十分弱势的状态，成了权臣的傀儡，皇帝在朝政中被边缘化了；其二，权臣掌控了整个朝局，独揽朝政，实际上已经在代执皇权行政事了；其三，独揽朝政的权臣为了不背负历史骂名，或为了博得顺天应民的继位好名声，或为了反驳一些忠臣对其篡位的非议等，需要自编自导自演一出接受“禅让”的好戏，以便使改朝换代显得更名正言顺。
其实，历史上这类所谓的“禅让”的发生有其深层的原因，这原因就是“禅让”的帝王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兵权的掌控，所以，他在朝中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政坛败局，兵权、政权都已名存实亡，中央政府的所有权力已经掌控在权臣手里了，皇帝无力回天了。
对于帝王来说，失去了兵权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兵权是政权的基础，上述这些“被禅让”的皇帝，虽然各有各的弱势原因，但其根本性的一条，便是失去对兵权的掌控。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紧接着本文的《上篇》而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四，兵权在什么状况下会威胁皇权？
第一种状况，皇帝失去对军队主力的掌控权，兵权在权臣手里，而朝中又没有与之制衡的军事力量，一旦由将帅领兵出征，危险就来了，掌兵权将帅成了皇权的最大威胁。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后周世宗柴荣皇帝的重大失误，他在临终前把兵权交给一个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而此人却是最不值得信任的。本来，柴荣在政坛上是走得很顺利的，广顺元年（951年），柴荣的姑父郭威建立后周，柴荣被委任治理澶州，他将澶州治理得很好，显德元年（954年），郭威驾崩，柴荣继位而登基为帝，在位期间，柴荣的政绩很好，他整军练卒，裁汰冗弱，减少赋税，安抚百姓，后周政治清明，百姓逐步富。而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柴荣便领兵出征，西征时，他大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等四州；南征时，他挫败南唐，夺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北面征战，他破契丹，连克二州三关。可惜的是，上天不佑英才，显德六年（959年），正准备进攻幽州的柴荣突然病倒，不久去世，他年仅三十九岁，没有能实现他统一天下的大志，没有能完成他“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宏大理想。
去世前，柴荣带病回到汴京，他解除张永德殿前都点检职务，升任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封皇长子柴宗训为梁王，令其特进左卫上将军；封第二子柴宗让为燕国公，令其为左骁卫上将军。六月十九日，柴荣驾崩，终年三十九岁，长子柴宗训柩前即位，时年七岁。柴宗训小皇帝以范质、王溥、魏仁浦并立为相，执掌朝政。柴荣临终前犯了一个大错误，他解除了老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职务，升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是跟随郭威起兵的老将，又是郭威的女婿，曾参与对北汉、南唐、契丹的战事，屡建战功，可能柴荣以为儿子年幼，这位老资格功臣威望太大，所以解除其兵权。而柴荣以为赵匡胤是他最信任的将领和部下，让其掌禁军比较安全。其实，看似最值得信任的有时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因为皇权的诱惑力太大了，赵匡胤遇到机会心里也不会平静。
原本，赵匡胤确实是一直跟着柴荣的战将，显德元年（954年），柴荣即位时即擢升赵匡胤执掌禁军；之后，赵匡胤跟随柴荣征淮南，打败南唐军万余人，斩杀南唐兵马都监何延锡等，不久又打败南唐齐王李景达，斩杀一万多人，回师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不久又被加授为定国军节度使。后来，赵匡胤又跟随柴荣攻下寿州，被升为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兼任殿前都指挥使。再后来，他改任忠武军节度使，柴荣北伐，他担任水陆都部署，而柴宗训继位后，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柴荣去世时，柴宗训和他的弟弟都年幼，有领兵的职权却根本领不了兵，而三位丞相没有兵权，老将张永德已被解除军职，此时，掌控着兵权的实际上只剩下能征善战的赵匡胤，柴荣在地下一定是不肯瞑目的，本以为最可信任的属下将领却是最危险的篡权者，小皇帝柴宗训的朝廷里已经没有可以制约赵匡胤的大臣了。
黄袍加身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有消息称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不明真相的宰相范质等急忙派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二，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汴京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机会来了，“黄袍加身”的大戏开演了，夜里，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军中散布议论，称皇帝幼弱，不能亲政，将士为国破敌，没人知晓，不如拥立赵将军为皇帝，再行北征。军中情绪被激起，次日，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后改名为光义）和亲信赵普见时机已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事先备好的黄袍披在装睡的赵匡胤身上，赵匡义和赵普等皆拜于庭下，拥立赵匡胤为帝，众人呼喊万岁。此时，假惺惺的赵匡胤还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对众人说，“尔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率兵回开封，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原是赵匡胤的把兄弟，便打开城门接应，禁军将领中仅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想率兵抵抗，但还来不及集合好军队，他便被军校王彦升杀死了。宰相范质等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早已备好的禅让诏书，宣布柴宗训禅位。赵匡胤顺利登基，轻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柴宗训被封为郑王，由于赵匡胤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之藩镇在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柴荣最信任的部将成了柴氏政权的篡权者，不过，赵匡胤算有点良心，他登基后给柴宗训封王，并给了柴氏家族“丹书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