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祖宗家法”。
宋初创制立法的核心内容，大都奠定于宋太祖时期，又被宋太宗继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这些内容都被宋人统称为“祖宗家法”，对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宋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诏告天下说：“先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段话表明：赵匡胤作为大宋朝“启运立极”的缔造者和开创一代制度规模的伟大政治家，其崇高地位在宋初就已经确定了。文中提到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八个字，确实反映了太祖在位十七年创法立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同时也表达了太宗打算克绍箕裘、继体守文的态度。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立法原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后代学者曾将这八个字概括为：“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这是十分精辟的。从上面列述的宋初各项重大制度调整和改革的内容来看，无不体现了这一精神。
所谓“弊”，是指唐末五代以来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宋太祖创制立法的目的，既要铲除已然之弊，又要防范未然之弊。其政策的重点，立足于一个“防”字。
从祖宗家法的实施结果来看，除弊和防弊的确都大见成效：一是彻底铲除了因武将拥有禁军大权而对皇权构成的最大威胁，去掉了“腹心之患”；二是彻底扭转了一百五十年来藩镇自立、外重内轻的政治局面，又辅之以现实而明确的统一策略，终于削平僭伪，重新建立起统一而巩固的中央集权；三是通过一系列分割事权的制度设计，确保皇帝能够大权独揽，使君主专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四是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为文官治国奠定了基础，也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契机。后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唐宗”“宋祖”相提并论的。
但“祖宗家法”也埋下了诸多隐患，如在制度设计上过分重视制衡与防弊，从而导致效率的缺失和因循之风的盛行。这些隐患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次展开、凸显，给宋朝的统治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也是造成宋朝武功不振，而最终亡于外族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