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芹斋先生。
注/本文为张锋（翠彧轩）原创文章作品，头条首发。含相关署名文章，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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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一开始意气风发，到了宋仁宗时期，一度还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可是，打不过契丹人，无奈还是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罢！直至宋神宗继位，王安石发动了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
变法自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加之历次与辽、金、西夏战败后的媾和赔款，宋朝积贫积弱。
所以，有宋一朝一直大力发展经济，工商业兴盛，甚至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换言之，宋朝虽然缺钱，但又不差钱。尤其是北宋时期的都城开封与南宋陪都杭州，时均为世界第一大城市。
宋神宗即位以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依然一派繁荣景象，其实内部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凸显。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历朝历代末期皆如此），兼之豪门大族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地主阶级和大商人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甲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最后，因宋神宗的去世而告终。
王安石的变法最终也演变成了“新旧党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方面，黄仁宇评曰：“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而宋朝的皇权+文官的政治体制仍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在我看来，王安石变法也是思想、文化上的一次变革与碰撞。变法派以王安石为代表，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还有欧阳修、苏轼等人，这些人几乎全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是故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了极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史尧弼语）
所以，有宋一朝文化繁荣，主要表现在文学、教育、史学、艺术、绘画、瓷器、印刷术等方面，以“苏辛”的宋词为代表的各种文艺门类、作品，张择端为代表的《清明上河图》，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以及景德镇的青白瓷等光耀后世，充分展现了“艺术之赵宋”的无以伦比的时代魅力。明人宋濂谓之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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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千年过去了，儒法之争在宋朝依然在继续。但我们应该可以敏锐的觉察出，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已经不再是文化、学术意义上的学派，而仅是不同派系的“庶族”地主阶级政治力量的角逐。
换言之，在首要保障统治阶层利益前提下的所谓变法，本就是无根之木。而逐渐占据了统治阶层主体的庶族地主阶级，相较于他们的前辈士族、贵族阶级是越来越形而下的。或者说，是只会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和退步的。
尤其是文化变革，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直至南宋时期的朱熹“理学”，所谓的儒家文化已经一步步走向僵化与没落，完全沦为统治者的工具，读书人也大多变成了“范进”，直至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
所以，直到南宋的灭亡，尽管我们一再的为辛弃疾、文天祥捶胸顿足，也不可逆转的“亡国灭种”了。当然，蒙元的兴起，这一外部环境的突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百年后，明朝建立，这是一个真正由“庶民”打下的江山，也是最后一个汉家王朝。到了万历时期，又一位改革家张居正闪亮登场了。
明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岁的神宗万历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勒令高拱致仕。于是，张居正在这一年六月担任了内阁首辅大学士。
同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 ，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朝雍正年间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在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
在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发展多边贸易。
可惜的是，就是其重用的这个李成梁成了努尔哈赤的“干爹”，竟培养了大明朝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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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改革的前提，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万历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揽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所以，张居正一死，神宗便清算，新法立刻付诸东流。
从大历史观上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也较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
还表现在一举扭转了“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玉成了万历初年之大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重大推动作用。
但是，还是那句话，周而复始的王权政治的本质决定了一切结果。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明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
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皇族、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而且，张居正本人也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却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不可否认，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而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上的变革乏善可陈，主要代表就是两个人，一是王阳明，一是黄宗羲。不过，黄宗羲虽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抨击皇帝的“一家之法”，但也无力改变愈演愈烈的皇权专制制度。
04
近三百年后，英法联军的大炮击碎了大清朝的国门。腐朽不堪的皇权专制的痼疾在清中叶演进到了极致，皇族、大地主、大官僚醉生梦死般的继续着王朝之梦。可历史已不可逆转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大变革、大碰撞，这便是伴随着英法工业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而来的近代史开始了。
而我们也数百年没有过任何改革了，伴随着康雍乾三朝的独裁统治与“文字狱”的盛行，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都陷入了极端的封闭和僵化。可是，在经历了甲午海战和庚子国变之后的国人，终于后知后觉的意识到，再不变法，就又要亡国灭种了。
其实，所谓变法早就开始了，这便是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创建了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
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至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不过，李鸿章也没有逃脱时代的局限性及自身亦为统治集团一份子的阶级本色，其所建企业皆为官商一体的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垄断性企业。
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得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运动中大发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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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世界欣欣向荣，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
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19世纪中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人权法案、议会改革等制度性的变革，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也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而同在亚洲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迅速崛起，西方及日本的强大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1898年6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上书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行改革政治、文化、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史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因不到三个月，变法即宣告失败。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
窃以为，所谓的戊戌变法直至后来的辛亥革命，中间袁世凯还插了一杠子，来了一次“洪宪帝制”，可以说，历经两千余年的中国之数次变法与改革，至此，已经彻底的沦为权力集团乃至后续军阀之间的赤裸裸之交易耳。
就比如说，康有为是个什么人？名为变法，实为保皇。说他是一介书生都是高抬了，一个政治投机贩子而已。
客观的说，慈禧也不是不想变法，也不是不想放权，但是一旦危及她的权威地位，便露出了狰狞面目，在她行将就木之际还毒死了光绪。而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则无一不是打着“统一中国”、“富国强兵”的幌子，实际上干着维护其独裁统治与家族权益的政治买卖。
历史演进到这一刻，“皇族”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属性，并没有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而化为乌有，反而是后劲十足。而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和试图改革中国的民主力量被无情的打压、削弱，自此再没有植根的土壤和发展壮大的契机。
比如，宋教仁的被暗杀就是典型的例证，迄今仍不能确定凶手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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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两千年政治与文化变革之路，可谓走一步，退三步。一言以蔽之，在拙文《漫谈中国人的生存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中，我已提出一个观点：生存结构决定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决定了文化结构。
但是这三者也存在一个逆向的反推关系，即假如能够破解了文化结构，那么也就能改革社会结构，最终颠覆生存结构。也就是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属性。
当然，这非常难。因为即使历史已经迈入了21世纪的二十年代，当下的文化，即便从文艺这个角度上看，也是体制化的，甚而是僵化的。
我们更加不可能试图先突破我们的生存结构，这是从商鞅开始，就已经是完全固化、演进、成型了的。那么，复兴之路究竟遥远么？这怕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了。
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时，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烈日高照下的刑场人山人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日子之一。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这六位维新变法志士即将在这里被处斩，而谭嗣同则被称为“支那变法第一烈士！”（梁启超语）
中国人似乎一向仇视改革者，改革者想减轻国人的苦难，但他们的同胞们却并不以为然。据史载，就在六君子被押赴刑场时，竟然有围观的百姓向他们身上扔白菜帮子！
行刑的时刻就要到了，谭嗣同镇定自若，对监斩官刚毅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但刚毅不予理睬。谭嗣同只好最后望了一眼天空，也最后望了望他的同胞，——那些面无表情的冷漠的看客们。
几十年后，鲁迅先生用八个字写出了谭嗣同当时的心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全文完。
张锋编撰 己亥腊月二十九写于启东
庚子初春修改于启东翠彧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