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的张居正改革
上面我大概介绍了一下张居正改革之前的社会历史背景，总的来说，张居正之前的明代政府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难题：自耕农经济不堪人口增长的压力，导致政府财政收支失衡。工商业的发展遭遇王权专制的打压，社会经济发展日趋僵化，甚至倒退。外来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的内渐，动摇了儒家道统下的经济秩序和思想秩序，新思想，不同的文化主张和经济结构产生的变化，都让明政府和当时的社会应接不暇。而文官知识精英们产生的思想变异，又引起了派系之争和政见之争，王权地位渐渐动摇。此时接手内阁的张居正，不但要处理社会内部出现的经济危机、文化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还要解决为患北部边防和东南沿海的军事国防危机，这四个巨大空前的社会危机，张居正用了十年的时间逐一化解，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中国历代经济改革脉络
1，吏治改革与思想的统一，在专制时代，一种制度能否有效的铺展开来并落实，往往取决于统治阶层的意志和执行这一改革计划的官僚集团。张居正为了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与最接近皇帝的宦官们打成一片，甚至有传闻说，相貌英俊的张居正还和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尽管故事有真有假，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张居正的改革计划受到了明皇室的支持。而在下一级的官僚体系中，张居正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将执行改革计划的官员们组合团结在了一起，一切以张居正改革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很快就严密的组织起来了。在冯明的博士论文《张居正改革群体研究》一文中，就对此进行了说明。在张居正改革团体里的70个人中，张居正以同年（科举）、同乡、朋友、姻亲、师生、亲属等各种人情关系编制了一张伦理大网，把自己的改革与这些成员捆绑到了一起。再以官员提拔、实际经济回报等方式拉拢维系与这些人的关系，从而为改革计划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人脉资源。而这70个成员又依样画瓢，用同样的方式组建自己的二级领导机构，整个社会上层的思想逐渐趋于统一，阳明心学和理学之争的情况得以扭转，大家都朝着一个共同的既定目标开始努力奋斗起来了。
沿用到清朝的赋役全书
2，《会计录》与《清丈条例》，伸向底层社会的财富吸管。整顿吏治，统一思想是张居正迈出改革的成功一步，不但暂时缓解了明帝国的政治危机，也为他之后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极大助力。如前文所说，随着土地产权归属的模糊，政府税收效率越来越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了清丈运动，即政府重新丈量民间田产，并重新划分田地的产权性质。随着民间田产数目和产权的重新划分，之前缺乏征税依据的大量田产重新纳入了征税范围内，尽管官田，军屯，商屯及皇家勋贵的庄田征税仍然面对很多困难，但那些曾依附于这些产权下的民田却被从中剥离开来。大致的处理思路是，谁耕这块田，谁就是这块田的主人。这种做法后来被清朝的康熙皇帝学用，历史上称之为“更名田”。
但这种做法难免会引起底层社会的抵制，因为民田私产虽然征税率低，但摊派的各项劳役杂项十分繁琐，民田户主负担十分沉重。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再度导致民田兼并，张居正立即推出了《会计录》和《赋役全书》两套征税配套法案，历史上称此为“一条边（鞭）”法。民田私产户们，自此可以将所有的税收、摊派、杂项和劳役统统以上缴白银的方式抵充，而这个上缴额包含了之前历代两税法，徭役法的所有内容，做个不恰当的比方，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谓的电信话费套餐，将电话费、宽带费、网络电视费及4G网络费统统合并成一个费用总额，农民到了秋收之后，按这个规定数额上缴白银给地方政府即可，而这个数额的起征点虽然略高于之前两税法的数额，但私产民田户却无需再承担其他劳役杂项负担，因此得到了社会底层，也是占绝大多数的私产民田小户主的支持，虽然国家税率下调了，但却鼓励了大量人口积极参与缴纳税款，实际上，政府的收入也随之大大提高了。
一条鞭法的大致示意图
3，重商思维与重农思维的双管并举，秦汉以降，中国历代专制政府大都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他们认为，经商是不可能创造财富的，比如一个商人从农民手中以5文钱的价格买来一只鸡，又将这只鸡按照10文的价格卖给另外一个农民，虽然这个商人从中赚取了5文钱的差价，但这只鸡却没有从一只变为两只，社会整体财富并没有因此增加，商人反而从生产者手中轻易攫取了财富。在自然经济为主导的自耕农社会，这样的观点往往成为主流。但这个观点却忽视了更深层的商业原则，虽然商业无法直接为这个社会提供财富，但它却能刺激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商人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必然采取多种有效的竞争手段来鼓励生产，提高技术，促进整个社会的不断前进。从这个层面上将，商业的积极作用甚至是推动人类向前迈进的主要力量。
张居正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开始鼓励商业活动，规范政府的商业征税制度，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观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减少农业征税，让农民获得更多的钱财来消费。减少商业税收，让商人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以此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他执政期间，江南富庶地方出现了大量从事商业活动为主的手工作坊和雇工，还有以商业为导向的农耕产业（读者可以将此类比为现在的农家乐、生态园等），前贤认为明代万历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或许就是以此推论而来的。
一条鞭法的历史流变
4，边患绥靖制度，以退为进，转危为安，从永乐到嘉靖，北部边患和东南倭患就一直困扰着明帝国。但在严嵩内阁之前，明政府上层往往采取以战止战的方针策略来处理国防问题，通俗点说就是，当时的明帝国和外来入侵者谁都不服谁，大家一言不合就操家伙，能动手的情况下，彼此都不愿意废话。而到了嘉靖中后期，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促使严嵩内阁开始积极谋求对外和平的外交可能，虽然这种策略最终成为了反对派攻击严嵩的一个借口，但张居正却在获取大权后沿用了严嵩的外交方针，他主张西怀东制，内修边防外通合贡的政策，不但顺利解决南北方的贸易问题和生存危机，还彻底解决了东南沿海的倭患，因为倭患的形成，大部分原因还是明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引起的，其性质与北部边患同出一源。他认为，对于西域一带的游牧民族，采取怀柔招抚的政策，拉拢他们。对东北边疆兴起的游牧民族，则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同时开放边禁，同意南北两方在有效管控的情况下进行贸易活动，而这个政策也打开了东南沿海的私人外贸通道，倭患问题也随之瓦解。其实有许多学者认为，大多数的倭寇都是当时中国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海盗团体，日本倭寇的队伍中不乏中国人。一旦给他们打开了谋生之门，谁还愿意铤而走险呢？开放贸易，双方都得到利益，而且还减少了国防成本，这样的政策，自然是谁都愿意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