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芹斋先生。
注/本文为张锋（翠彧轩）原创文章作品，头条首发。含相关署名文章，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过，万历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与群臣争斗了数十年之后最终屈服，这种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实际上是被体制屈服。
万历十三年，一代名将戚继光抑郁而死。他为了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不止，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巴结权贵，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争斗中的痼疾，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张居正，万历名臣。“万历新政”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万历十年（1582），这位震古烁今的改革家死后，被万历皇帝朱翊钧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才恢复名誉。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所谈及的明中晚期的所有人物，无论地位，无论善恶，统统都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或身败，或名裂，还有的身败兼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者。
他们的个人理想、价值在“万历十五年”这个黑暗大时代里，被社会现实击得粉碎，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湮灭了。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可能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1979年夏，历史学家黄仁宇正在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的撰写，由他负责明朝部分。就在此时，他却意外接到校方的解聘通知。
已完稿于1978年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在美国寻找出版社也不顺畅。因为这一原因，黄仁宇才决定将之翻译成中文，希望能在中国寻找出版中文版的机会。随后的进展证明，黄仁宇的这一决定，颇为明智。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用近乎平淡的笔触，分析了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也聊了诸多历史人物的命运浮沉，而在这些十分平淡的叙述中却有一种深沉反思的历史观。
黄仁宇此书，可谓反映的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大失败的全记录，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由于作者熟悉西方宪政及历史，因此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缺乏数目化管理，并将中国社会比喻为“潜水艇面包式”的社会结构：
“上面一块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则是儒家的道德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因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古老国家，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而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违法的行为做掩饰则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
“......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可资遵循的成文条例（即使有成文的规则，也多半道德宣誓的作用远大于实际功效）。而这种社会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在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一
公元1587年，这一年是丁亥年，万历皇帝已经登基15年了，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天朝依旧四海升平。当然，已经20多岁的万历是不知道这一年，西班牙的舰队已经全副武装开向英伦三岛。
明神宗朱翊钧9岁就接过了他的父亲隆庆皇帝的位子，但实际上在其继位后的这十多年里，都是听命于慈圣皇太后李氏的，但李太后不是垂帘听政，而是将大权交给了张居正。
好容易熬过了不能做主的这么长一段时间，万历亲政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但是群臣不买账，这一事件导致了之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自此万历也开始了数年不上朝的习性。
其实，明朝前期的皇帝们还是很勤政的，直到第十代皇帝正德打破了这一先例，即万历的叔祖。他常常离开北京，几个月甚至一年多。其后嘉靖继位，前二十年还算尽职，后来专心炼丹，不理朝臣，但是却统治了帝国长达45年之久。
1572年，隆庆皇帝即位不到六年，万历登基，根据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只逢三，六，九日早朝。当然，除了张居正，他还要遵从“大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安排。也同样在这一年，张居正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独揽大权，万历要干的事就是天天学习经典，书法，历史。
到1578年，万历大婚后，这种压迫依然存在，尤其是慈圣太后，犯了错的朱羽钧有时还要接受跪罚，一跪就是几个小时。
在万历皇帝的祖父嘉靖以前，内阁大学士为三到六人，皇帝可能对其中一人咨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讲，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仍处于平等地位。所以严嵩虽极度受宠，但是徐阶，高拱等依旧能在朝堂之上与之对立。自万历后，情况变了，张居正名为元辅，但也实为首揆，其他人是协助其办事的了。今后朝臣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更加复杂。
1582年，张居正去世，一直臣服于重压下的朱羽钧解脱了，开始了和郑氏的热恋阶段，这一年他18岁，当然这也很正常。但是，影响大明朝乃至中国历史的隐患也就此埋下。
万历帝需要改变，因为自己亲政了。如何才能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王？首先就是清算张居正，冯保也被驱逐出京。
到1587年，张居正已经死了五年，24岁的皇帝端坐在深宫开始独掌朝政，似乎这一朝也就这样了，但是，万历皇帝这一朝是明朝历时最长的一朝，此后自然是有很多大事要发生的，这一年，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
2017年3月6日写于巢湖无为斋
二
1587年，海瑞去世。在这一年的岁末，戚继光也去世了。日本的丰臣秀吉九州征伐战胜，岛津义久降伏。
万历皇帝也正式的开始了他长达48年的执政，虽然，此前他已经当了十几年皇帝。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意欲废长立幼。他执着的爱着郑贵妃，但是文官大臣们还在跟他对着干。因为自古以来废储之事都是诸多祸端的根源。而张居正的离世，使得已经立国近两百年的大明朝岌岌可危了。
明朝后期应当来讲，是被这些任性的皇帝和不识时务的文官们玩坏了。从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开始，也包括其祖父嘉靖。
1518年，正德曾要求大臣拟一道圣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本人）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当时其中一名大学士曾泪流满面的扑倒在地说，宁可死，也不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次年，正德又想南巡，被所有的监察官员否决。皇帝终于大怒，所有跪劝不去的官员，有146人被当场廷杖30，有11人被打死。所有内阁大学士全部引咎辞职。
万历则只是，爱郑氏和他们的第三子朱常洵。虽然至1572年，万历登基，那位可爱的正德皇帝已经去世五十多年了，但是，正直的大臣们也决意不再让大权掌握在一个任性的年轻人手里。他们希望以德行和礼仪来管理皇帝，致使万历的性格和处事变得更加平静而极端。
张居正在世之日，还能够平衡文官集团的内部纷争，但是，1587年，当长幼之争延展到派系之争之时，其实文官集团内部的堕落也在与时俱进。而此时的首辅申时行却只会和稀泥，放宽京察即是实例。
那么，万历皇帝在乎什么？长子朱常洛已然坐稳了太子的位置。他就静静的站在一边，洞若观火的看着大学士们左右政治格局。因为他始终不具备独裁的能力，文官集团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力量，他心灰意懒，任由这个帝国滑向深渊。
到1590年，虽然，历经数十年北方并无大的战事，申时行也因此在政绩上没有大的问题。但是这一年，万历破例早朝了，因为副总兵李联芳遭遇蒙古军队的埋伏，战死了。最终，没有与蒙古人开战的虽有些热血的万历，还是遵从了申时行的建议。
虽然，在此后大明朝一直能够控制西北，不再重蹈当年英宗皇帝“土木堡之变”的覆辙，但是，天朝已经是在苟延残喘了。因为，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默默的开疆拓土，兼并北方的部落。
申时行当时认为这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去研究是剿灭还是安抚，因为大臣们和监察官员各执一词，他还是愿意当一个和平宰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申时行在1583年开始担任首辅，至1586年朱常洵出生，也许在经历了立储，册妃和东厂张鲸案之后，他与万历也在渐行渐远，他一方面竭力维护皇帝的面子，另一方面也与大臣们虚与委蛇。而万历始终觉得自己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终于不再理朝政。
不过，这个建州酋长却是努尔哈赤。
2017年3月7日写于巢湖无为斋
三
大明朝的的第十三个皇帝，神宗朱翊钧，传统的史学家都认为其荒惰了政事，明实亡于万历。
万历十年（1582年），嫡长子朱常洛就出生了，但万历迟迟不愿意立其为太子，他依旧热恋着其第三子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当其在万历十五年，意欲传位于常洵时，整个朝廷为之震动。
至1601年，万历终于泱泱不快的立朱常洛为太子。此后，宫廷里传出有人要谋杀太子。长幼之争，立即演变为百官的立场之争，暗流涌动。至1620年，朱羽钧驾崩，时年已38岁的太子继位，不到一个月就随父而去。之后其孙朱由校（天启帝）继位，而在此的前一年，清军已攻克铁岭。
24年后，明朝灭亡。
在明朝的中后期，官僚体系成为决策的中心，财政紊乱。经济制度也难以突破。科技的进展继宋以后，大明朝也自郑和下西洋后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方针，缺乏继续之进展。
利玛窦于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在其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朝已经尝试着做最后的努力，这番努力主要是由张居正来实行的改革。1572年，9岁的朱羽钧登上帝位，张居正受皇太后的信任和重托，开始独掌朝政达十年之久。其不辞劳苦，然而，1582年却溘然长逝，时年57岁。
但其主要的功绩是加紧边防，但最重要的文官改革和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成年后的万历在“挺涨派”和“倒张派”之间选择了清算张居正，剥夺了其生前的一切称号和官职。
1587年前后，文官之间的口诛笔伐又再次直指上位，万历在愤怒的同时选择了消极怠政。当后来的“东林党人”想要继续以重整道德的运动来挽回颓势的时候，其实已经什么都晚了。
玩世不恭，奢侈，懒惰的万历最终当然也无法逃脱应有的后果，161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几万骑兵冲破了大明朝十万大军驻守的辽东防线。一年后，万历极不情愿的传位于朱常洛，一个月后，天启继位，不过七年，其另一个孙子崇祯帝朱由检又在位十七年，终于在王朝覆亡时自缢殉国。
1619年的战败，注定了帝国的悲剧的开始。而万历十五年，则是这一切下坡路的发端。当思宗朱由检有望实现“崇祯中兴”的局面时，但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一样，虽强烈不妥协，而又成为不了一个独断专行君临天下的帝王。
明朝自宣宗朱瞻基以后，再无真正的帝王，朝政操纵在官僚手里，甚至在天启时期，还出了一个权宦魏忠贤。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维持现状，而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碾过享国276年的大明，继续向前。
然而，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其所在的十六世纪末叶，恰是欧洲文艺复兴最鼎盛的时期。西方人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
此后开始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走向政治和改革的舞台，而我们在自此后一直至清、民国年间，却与整个世界在背道而驰，整整倒退了近四个世纪。
破“神”而转“思”，晚明的这一段历史，应当值得我们深思。
全文完。
张锋 2017年3月8日写于巢湖
庚子初春修改、编撰于启东翠彧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