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的历史背景
一，宏观经济视野下的明朝中后期：
古代专制政府手中一定要握有两张王牌，一张叫军权，一张叫财权。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府，尤其重视对财权的控制。而控制财权，重点又在对耕地、人口的管控上。一旦耕地和人口出现了大问题，那整个专制政府也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从理论上来说，一个以自然农耕经济为生存基础的国家，其可耕地面积越大，人口数量越大，那么国力就越强，反之亦然。
自然经济在明代经济体系中的历朝占比
但明代中后期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朱元璋时期，政府统计的全国耕地大约在40亿市亩，到了万历初的1572年，全国可耕种土地面积已超过60亿市亩。人口更是从1402年的6500万增长到了1.6亿左右。在这170年里，土地面积增长率为50%，人口增长率为146%。（基础数据来源：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since1400 ( Liu and Hw ang, 1977: p1 81) , i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 edited by Chi ming Hou and Tzongs- hian Yu。）
尽管人口和耕地面积都大幅增加，但明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自所以会造成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谈艺归纳为以下三个原因：
1，从宏观角度去看，虽然明朝中后期的人口与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数量都大幅增加，但人口增速远远超过土地面积的增速，洪武年间（1402年）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约为61市亩，但到了万历初年（1572年），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已经下降到了37.5市亩。这也就意味着，在没有较大农产业技术革新的前提下，单个人的农业产出和财富占有水平都下降了，换句话说，原本一个单位面积的耕种土地只需为一个人提供生存资料，但到了明中后期，一个单位面积的土地将要为两个人提供生存资料。在当时的自耕农经济条件下，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想要提高，是无法做到的。
人口负担冲抵了财政盈利
2，土地产权的归属界定越来越模糊，基于土地产权展开的赋税征收同样受到巨大冲击。举例来说，《明史·食货志》里对明朝弘治时期的土地产权状况归纳为，天下土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这句话的意思是，明朝的所有耕地中，7份属于民田私产，1份属于国有田产。基于这两种耕地产权的赋税制度是不同的，虽然私产民田的税收很低，但拥有田产的农户还有义务为地方和国家提供劳役，负担同样很重。而国有产权的耕地，虽然承租人所要缴纳的税收很高，有时甚至要上交一半左右的产粮给国家，但他们却无义务再向政府和地方提供劳役。
古代赋役国家的财政问题
但这个里面是有漏洞的，因为民田的税收比例低，所以要额外承担很多地方征派和国家劳役。如果把这些劳役征派折算下来的话，其实还不如上交一半粮食给国家划算。弘治以后的明政府，竟然还削减了军屯、官田的征税比例，一度降低到了二八分成。承租人只要交二分到国家，自己留八成即可。这个利益空间驱动权贵和富人们大肆兼并国有田产，许多军屯户、官屯户沦为了佃农或长工，而那些兼并土地的权贵和富人，会将自己名下的其他私人田产也纳入官屯土地之中，以此避开劳役征派。
但这个连锁反应造成的后果比我上面所说的还要严重，除了官田和军屯，那些勋贵和官僚，以及身上带有功名的士绅阶层，同样是可以免除劳役的。许多民田小户，就会将自己的田产卖给这些人，然后再承租这些人的田产，因为民田小户们依靠几十亩土地很难养活一家七八口人，更不用说还要去承担劳役。他们情愿以“献田”的方式把自己的土地卖给特权阶层，再接受这些特权阶层的盘剥。两相比较起来，还是后者更为合算。
为此，私产民田越来越少，而不在国家地方征派劳役范围内的土地却越来越多。明代许多大官如徐阶、严嵩，他们名下的田产多则四十万亩，少则两三万亩，其实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方式兼并过来的。这样的恶果导致了国有土地和私产土地的产权丧失了严格的划分界限，许多本该收的税现在没法收，只能把这个后果强加到那些民田户主身上，越发沉重的负担迫使更多民田户主放弃了自己的田产，成为了佃农。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明代中后期土地产权实际情况
3，全球化趋势与自耕农经济的激烈碰撞，虽然古代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并不引人注目，但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生活在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理念下的古代人也积极开展着各种商业文化交流。而这种趋势随着生产能力，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对明代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除了外部军事干扰之外，新农业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也对明中后期的社会结构变动造成了直接影响。
以宋元时期传入中国的棉花和占城稻为例，朱元璋时期，政府在全国强制推行棉花种植和纺织的法令，凡十亩之地，必须有一亩种植棉花。《太祖实录》《诸司职掌》《大明会典》中都有对这一政策推行的相关记录。再来谈占城稻的引进，最早从宋代传入的占城稻，因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且可以做到一年两熟甚至是三熟，在宋元时期，水稻价格是麦子价格的两倍，但到了明代，水稻价格只有麦子价格的0.8倍。单单这两项农业品种的推广，就彻底改变了明代农耕经济的产业结构。北方小麦失去竞争优势，棉纺制品生产依靠黄道婆的技术革新而逐渐成为北方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南方，占城稻的大面积推广，使得种粮户的所得利润已经逐渐赶上蚕桑产业，丝织品的产能危机随之到来，对外丝绸贸易将面对新的困局。
明代人均财富占有率的持续下滑
明代大量棉花制品的出现，占城稻在南方的推广，都削弱了民间对丝织品生产的动力，明政府规定商人只能穿布衣的怪异政策，正是在丝织品产能衰减时产生的折中方案。明政府需要向社会各阶层透露这样的一个信息：当国家利益和民间利益产生冲突时，民间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而第一个遭殃的，往往就是商业集团。这种专制制度下衍生出来的畸形经济结构，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对立，自耕农经济被官商经济牢牢捆绑在原地，无法继续向前发展。当全世界都在积极向前探索时，明政府却逐渐封闭自己，只为专制制度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而已。尽管民间对此只能报以沉默和容忍，但外界的干扰迟早会压垮明帝国的专制迷梦，那些新技术、新文化思想的输入，就是世界大潮滚滚而来之前的先行军。
张居正改革后的税收问题
4，阳明心学与理学的分道扬镳，内部思想的裂痕，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和陆王心学提出的心即理思想，终于在明初划清了界限。尽管王阳明的心学来自于儒家，但外来文化，尤其是宗教思想的传入对阳明心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理学的格物致知，强调外在世界对内在的影响，而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则注重人自身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一个是由外而内，一个是由内而外。谈艺在此以唯心与唯物两个现代名词类比阳明心学和理学，但实际上，这两种思想均是基于人对宇宙本质和认知两种不同求索方式，当这两种思想正式在社会上宣告对立时，所带来的历史后果，终于嘉靖时期显现了出来。
嘉靖末期，严嵩内阁是坚定的理学支持者，而站在其对立面的徐阶，则是阳明心学的簇拥者。我们在徐阶和严嵩对待嘉靖皇帝修筑新宫殿所持的不同态度上，就能发现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差异。严嵩坚决反对嘉靖皇帝新建宫殿，建议他搬回南苑，节省政府开支，而徐阶则力主支持嘉靖皇帝的方案，并安排自己的儿子来完成该项工程计划。严嵩的立足点，是让皇权服从于现实环境，徐阶的心学簇拥者则是要让外部环境服从于皇权的意志。
心学理学历史消长变化图
当严嵩一派式微，徐阶一党异军突起时，持续了近百年的心学与理学之争似乎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心学带来的社会新思潮，在这一百年里至少对明代社会造成了如下几个影响：儒家道统危机出现，长期统一的社会思想在心学发展期间遭到了空前挑战。心学强调的人性主宰论，发展到明代中晚期后逐渐左倾，人性将突破社会伦理的道德束缚，回归到随心所欲的原始社会阶段。以李贽为代表的心学左派，提出了“童心”思想，正是心学发展到后来的畸变。对文官制度下的知识精英们来说，心学一派的潜移默化，让他们逐渐接近无政府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的危险边缘，明代官员们派系党争的激烈程度之所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直接导致了明帝国的覆亡，都与阳明心学一派有着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