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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文化的人好像都知道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高育良书记就多次提到这本书。
万历十五年是1587年。时光再往前倒退10年，万历五年，即1577年，农历9月13日，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湖广江陵——去世了。
这一年，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4岁，张居正52岁。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从小就立志要通过科举道路进行阶层攀爬，但考了七次乡试，次次搞砸，以至于一直到死，都还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府学生，成为乡里笑谈。
1540年，张文明和时年15岁的儿子张居正作为同学一起参加乡试。张居正获得了第一名解元，而张文明则又一次落榜。
屈服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社排的人民群众并不随便去取笑一个要考“功名”的人。像范进先生，在未中举之前，就只有他的老丈人胡屠户取笑他。张文明之所以变成一个笑话，是因为他并不像其名字那样文明。这是一个有着极为粗鄙的利己主义本性的人，言行举止跟“读书人”标榜的道德仁义相去甚远。
虽然他是个笑话，可是儿子张居正有出息啊。1572年，张大人成为明朝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整个家族也跟着鸡犬升天。
仗着儿子的权势，张文明也是江陵当地一霸，没少干坏事，当地官员管都不敢管，如张居正所承认的“老父……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
1577年，张文明去世了。这给张居正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公式
按照我们现在的思维，父亲去世了，张居正请几天假回去料理一下后事，然后回来上班，不就完了吗？
不是这样的，这里牵涉到了社会游戏规则的问题。我想给它列一个公式：社会游戏规则=规则+实力+人心。
社会游戏规则非常多，宪法、法律、政策、规章制度、风俗、习惯、礼仪、道德、乡规民约、情境中的心理契约……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社会游戏规则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呢？
明朝是崇奉儒家的时代，讲究以孝治天下。儒家的理论从家庭关系开始推演，在这种推演中，国是家的扩大，就相当于一个大家庭，所以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皇帝又叫“君父”。
那就意味着，一个人要是孝敬父母的话，推理下来就会忠于皇帝；反过来，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很难指望他忠于皇帝。
所以，虽然皇帝要的是你忠于他，你是否实质上孝敬父母也许并不重要，但为了达成理论和现实效果，他至少要搞得很重视你孝敬父母的样子，形式上是必须讲究的。
当大家都认同“孝”这种伦理观念时，它就变成了人心。一个不孝的人，是要被大家强烈地谴责和表示极大愤慨的，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官场，他可能都混不下去。如果一个人是官员，那就尤其有义务做出“孝”的样子进行示范了。老百姓都是根据官员们做了什么，来判断一件事该怎么做的。
所以，对于官员来说，就有了“丁忧”制度。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如果一个官员的父母去世的话，他应该立即辞官，回家去守孝三年，这就是“丁忧”。根据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只要听到父母去世，官员就应该马上回家，压根就不需要打报告。官员回家守孝到期后，再复职做官，就叫“起复”。
至于为什么是三年（实际是27个月），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孩子在3岁前离不开父母的怀抱，父母去世后，孩子当然也应该守制三年。
我们再看一下游戏规则的公式——社会游戏规则=规则+实力+人心。
好，“丁忧”有明确的规则，但如果有人不遵守呢？你有办法吗？
有的。规则要得到遵守，是必须有实力和人心的保证的。实力和人心是迫使某一个人遵守规则的配套设置。就像一项法律，要保证大家遵守，肯定有国家暴力机器作为后盾，违反规则的人会被惩罚。而哪怕是道德，有人违背的话，也会遭受到大家的谴责。
明朝对违反“丁忧”制度的惩罚很简单。从实力上说，有严厉的惩罚条款，比如，如果有人对父母去世隐瞒不报，或贪恋官位不回家守孝，一旦被发现，那就“一撸到底”，发回原籍为民。
在人心上也相当严厉，一个人主动违反“丁忧”制度，在大家眼中，他差不多已等于说自己不是人了，会遭到所有人的唾弃。
“夺情”
但“丁忧”的规则，似乎没有考虑到特殊情况。比如正在打仗，一个官员的父母突然去世了，他应该怎么办，马上撂下一切回家吗？如果一个重要官员的离开，会危及江山社稷呢？
这个时候，另一个游戏规则就激活了——为了什么什么，可以不怎样怎样。
所以，“丁忧”制度之外，相当于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补充规定，如果遇到紧急、重大、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情况，皇帝就可以发一个圣旨，要这位官员继续坚守岗位。这就叫“夺情”。
但是，不管怎样，不让人守孝，总是不对的，很不近人情。即使要“夺情”，往往也是皇帝先让重要官员回家奔丧一段时间后，才下旨说你赶快回来上班吧，这儿离不开你。
皇帝也是不想让自己显得带头破坏游戏规则的。
另外，一个官员被“夺情”了，虽然是皇帝下旨，但为了弥补“孝道”在被“国家利益”压倒后造成的意识形态损失，人们也会非议他。换句话说，虽然他违反规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性，不会遭到实力的惩罚，但“实质不合法”，人们仍会保持心中维护规则的谴责能力，他在道义上会付出代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官员的父母去世，他不想回家守孝，那么，理论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皇帝下旨“夺情”。
“夺情”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回家奔丧完毕后，皇帝就下旨让官员回来上班，不用守孝三年（实际是27个月）；另一种是直接不回家奔丧，没有离开工作岗位，皇帝直接下旨“夺情”——这种方式太激进了。
但现实是，一个社会游戏规则，只要有“例外”“特殊情况”“补充规定”之类，它在逻辑上，就可能有绕开规则的操作空间。“例外”“特殊情况”“补充规定”，是为某类情况准备的，所以也相当于是为某类人所准备的。
心思
从内心来讲，张居正当然不想回去守孝。
首先，但并不是很重要的是，他和张文明恐怕并没有太多的父子感情。他清楚自己是什么人，也清楚这位老爹是什么人，以及彼此把对方当成什么。更何况，那么多年来，他不断地满足老爹的各种私欲，已算是尽孝了吧。据考证，张居正和张文明有整整19年未见，感情之疏淡可见一斑。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张居正害怕离开现在的权位。《明通鉴》一语揭破：“自以握权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从主观客观来说，张居正都不想、不能“丁忧”，连回家奔丧都不想。
张文明的去世，“丁忧”的游戏规则，是一个意外的大麻烦。试想一下，作为内阁一号人物，张居正带头违反“丁忧”制度，而且回家奔丧都不愿意，这是要向天下传递什么样的信号？
这样做显然胆子太大了。他能够利用的规则，只能是“夺情”。
要当时的万历皇帝下旨“夺情”，并不复杂。因为，明帝国的权力格局是这样的——天下最有权力的三个人，一个是万历皇帝的妈，李太后，一个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一个是司礼监太监冯保，万历还没有“亲政”。这三个人关系偏偏还蛮好。
所以“夺情”不是问题。
有问题的是，张居正一方面要表演出自己想回家“丁忧”的样子，另一方面，又要让皇帝顺理成章地“夺情”。这对表演能力的要求，超出了极限，在逻辑上根本不可能。
万一你表演得多么想“丁忧”，观众当真了怎么办？那就变成了支持你“丁忧”的人心了，而你本来是想造出要大家反对“夺情”的舆论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大人为了照顾观众的理解能力，方便一些聪明人判断自己其实并不想“丁忧”，避免演得太像导致大家误判的风险，只能自己制造一个bug了。
这个bug就是在名叫《乞恩守制疏》的报告中加了几句。他说自己是“非常者”，所以，“非常理所能拘也”，“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回家奔丧守孝”这类东西当然是常理，是可以不“拘”的。做大事的人，何必在乎别人的非议？
这被《明实录》的编者一眼看穿，在说到张居正的这份报告时，加了这么一句评论：“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博弈实力
博弈最终是实力的博弈，胜出的，也是占据优势的博弈实力。
因为，博弈从来不是规则VS人心，或人心VS实力，或规则VS实力，而是实力VS实力。规则、人心，是要通过某个机制转化为实力，才去VS实力的。
有一些人反对张居正“夺情”。要对付这些人也很简单，就是明朝的经典动作——对大臣进行廷杖，当众打屁股。廷杖一出，非死即重伤。想起来也是真有意思，你上书表演说要回家守孝，然后别人支持你，你不仅不感谢，反而还要打别人屁股。
在围绕“夺情”的博弈中，在游戏规则中拥有绝对博弈实力的张居正是胜者。那些反对“夺情”的人中，五人被廷杖，开除公职，或发配充军，一人开除，两人付出生命代价。其他人看到这势头，当然就没有公开表现出“人心”来了。
于是，“夺情风波”就此结束。
在这里我想问的是，“博弈实力”是什么意思？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在公式“社会游戏规则=规则+实力+人心”中，假设有A和B两个人博弈，无论A在规则、人心的指标上如何，但在实力这个指标上，他拥有绝对的实力，那么，是他胜出。这个时候，“实力”跟规则、人心并列，属于同一范畴。
比如，一个大人暴打一个小孩。在规则、人心上，这个大人都没有合法性，没有一种规则支持大人暴打小孩，大家对于他打小孩也会愤怒地谴责。但是，他在小孩面前拥有绝对的身体暴力，小孩打不过他。
当我们说，一个人和别人博弈，他有没有“实力”，指的就是这个层面的实力。包括了内在实力和一部分处于他的利益-心理网络中的社会实力，也即“本人的实力”。这个层面的实力，假定了跟规则、人心无关，或规则、人心转化为一个人实力的指标为零。
但是，我们说在社会游戏规则的博弈中，最终是博弈实力最强者说了算，这里说的实力，就不是这个层面的实力了，而是第二个意思的。
第二个意思，是在“社会游戏规则=规则+实力+人心”这个公式中，一个人整体的博弈实力，其实是包括了规则转化而成的实力，公式中的“实力”即他本人的实力，以及人心通过某种机制转化的实力。 换句话说，这个意义上的实力，不再只是公式中跟规则、人心中并列的“实力”。
列一下公式是：一个人的博弈实力=“规则通过某种机制转化而成的实力”+“他本人的实力”+“人心通过某种机制转化为实力”。
好，最终是博弈实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实力，指的就是这个公式。
从公式可以看出，如果“规则通过某种机制转化而成的实力”“人心通过某种机制转化为实力”，由于缺乏转化机制，或资源不够转化效率很低，可以认为他博弈的实力就是他本人的实力。
但如果“规则通过某种机制转化而成的实力”“人心通过某种机制转化为实力”有转化机制，或转化效率较高，那么，他的博弈实力，就是“规则通过某种机制转化而成的实力”“人心通过某种机制转化为实力”和“他本人的实力”相加。
像前面那个大人打小孩的例子，可以认为大人的博弈实力=0+他本人的实力+0。
而虽然规则和人心都有利于小孩，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帮他，规则、人心都没有能够在那种情境中转化为实力。所以小孩的博弈实力=0+0+0。
社会实力
拥有最强博弈实力的人胜出，这是“元规则”。看上去似乎有点像是吴思所说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但其实不是，接近于吴思意思的，是“本人的实力”，而不是博弈实力。
在很多情况下，“本人的实力”最强的人当然胜出；但在另外的很多情况下，那不一定，甚至会遭到失败。这是社会游戏规则，和纯粹的暴力法则的根本区别，有时还是质的区别。
“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动态系统。我知道有些没有耐心的人会说，考虑规则、人心干吗，用拳头直接说话多痛快啊。但这样的人，明显不了解人类社会是怎么运作的。
人类社会，主要就是靠游戏规则的运作，才玩得下去。
这个原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这本书里讲得很清楚了。在霍布斯眼中，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大概是“最初状态”的意思）是，“人对人是狼”，没有什么规则，也没有什么人心，就拼谁最狠。
假如有一头最厉害的恶狼，它就一定胜出了吗？可不一定。事实往往是，别的狼会趁这头狼睡觉或没有防御时攻击它；这头狼也会老去，从而被更厉害的新狼吃掉。这种自然状态，博弈一定是“全输”的格局，不会有什么赢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最厉害的那头狼来说，它的“厉害”（也即“本人的实力”），会随着它老去之后而衰弱甚至消失。就是说，规则、实力、人心，都具有流动性，会随着时间、形势、情境的变化而强化或者衰弱，甚至消失；由于实力的流动性特征，随着一头狼的老去而衰弱，从长时期的角度上来说，一头狼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厉害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借助本人实力之外的社会实力。
所以，对于强者来说，并不只是凭本人实力，更重要的是凭社会游戏规则来玩。如果规则和人心有利于他，就建立了一个可以保证安全和利益的秩序。他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庞大的社会实力来维护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他本人的实力，在时间的流动性中已经大大损耗，但只要跟规则、人心有关的这种社会实力好像还存在并有威慑力，他的安全和利益仍然能够得到维护。
比如，东汉末年，汉献帝皇权的实力早就不行了，但维护汉朝的社会实力（规则和人心）还在啊，所以曹操不会做出后来曹丕所做出的行为。
这说的是古代的情况。现代社会，有很多实力或规则，其实是符合人们的利益预期和真自我需求的，他们会主动认同。毕竟，这些规则不仅有很强的共容利益，它在制订之前或制订之后，都会经历合法性的审视。
无论怎样，一旦有了社会游戏规则，那玩家理论上就是构成“社会”的所有人。所有人似乎都可以利用社会游戏规则来博弈，哪怕本人的实力不行，但还有规则、人心这两块嘛。
作者 | 南风窗总主笔 石勇 sy@nfcmag.com
编辑 | 李少威 lsw@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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