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有着辉煌悠久的历史。自夏以降，中华文明已经历了23个朝代和混乱割据时期的更迭。在历代王朝周而复始的兴替中，有一组有趣的数据——历代封建王朝国祚，其兴亡间延续都不超过300年。
秦朝从公元前221年到前207年，共两帝一王，享国14年；汉朝从前202年到220年，共二十九帝，享国407年；晋朝从公元266年到公元420年，传十五帝，享国155年；隋朝从公元581年到619年，享国38年；唐朝从公元618年到907年，共二十一帝，享国289年；宋朝从公元960年到1279年，共历十八帝，享国319年。
元朝从公元1271年到1368年，传五世十一帝，历时98年；明朝从公元1368年到 1644年，共传十六帝，享国276年；清朝从公元1636年到1912年，共传十帝，享国276年。
图1：中国历史纪年表（夏~清）
以上数据，需要解释一下的是，两汉虽看着有407年，但中间有新朝王莽篡汉，事实上中断了15年，并没有完全的连贯起来；两宋之中，北宋四面受敌，享国167年，南宋苟且偷生，活了152年，加起来也才319年，如果硬要算作一朝，也仅仅是勉勉强强撑过300年的大限，多活了19年而已。
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从秦合六国，到清朝覆灭，历代王朝走马灯般此兴彼亡。兴亡间竟都不过300年，这就像“人身不过百”的寿限一样，是封建王朝头上悬着的一个魔咒，究竟是何原因，让这些它们都逃不开这个“兴亡周期律”呢？
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历史上各主要朝代都因何败亡，看从中能否梳理出一点蛛丝马迹，再由此顺藤摸瓜，去寻找出更深层次的因素，也许能获得更系统更深层次的认识。
01古代封建王朝因何败亡？
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亡于两大原因，一是统一后，没有给人民休养生息，徭役、兵役、赋税负担沉重，严刑酷法，终于激起民变；二是原六国贵族后裔复辟势力过于强大，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时，而统治者却忙于宫廷斗争，最终导致秦朝内部统治四分五裂，完全丧失平叛的主动权。
汉王朝（前202—公元220年）灭亡则是由于娃娃皇帝太多，太后临朝，依靠外戚掌权，导致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益集团，无休止的争斗乱政；另一方面地主豪势力强大，后期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中央失去控制。
唐王朝（618—907年）又亡于边患不断（如安史之乱、安南叛乱、外有吐蕃入侵等），藩镇割据，加上宦官专权（如李辅国等），党争内耗（如牛李党争），长年战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阻碍了经济发展，引起农民起义与外族入侵。
宋王朝（960—1279年）则死于强干弱枝，以文制武的方针，造成了军队内相互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统治阶层对军事的无知、无能、不作为，导致了开封防御战的失利；皇帝昏庸，朝政腐败，政治内斗严重，以及军费开支较大，百姓负担过重。
元王朝（1271-1368) 的灭亡是由于贵族生活糜烂，吏治腐败，政府信用破产，土地兼并严重；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以及对人民压迫欺凌严重；不注重管理，只会用武力打江山等。
明王朝（1368－1644年）则亡于内忧外患，文官集团膨胀，权力过大，以及后期阉党专政危害统治；外敌袭扰不断，政府添兵设饷，军费较大，造成财政经济危机；天灾人祸相继发生，造成流民数量大增，农民起义不断影响稳定；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自毁长城，帮助满清捡现成江山。
清王朝（1644年—1912年）无疑死于闭关锁国，导致思想、制度、科技落后，政治的黑暗腐朽，以及统治者本身腐化弱软无能，面对列强的入侵，只知一味的委曲求全、割地赔款；后来清末民怨沸腾，军队失控（陆军新军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相向）及其职能倒转（军队的职能只能对外而不是对内），覆灭了大清王朝。
综合分析历代封建王朝覆亡的原因，我们发现：每一次朝代更迭，其背后都是两股力量相互博弈——中央政权（君）与地方政权（臣）。
02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的较量：
朝廷（君）VS地方（臣）
我们知道，秦朝亡于农民起义。但是，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类似于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都缺乏指导思想与组织能力，难成大事，后来他们的失败也证明确实如此，真正打倒秦国镇压力量的是项羽——楚国贵族后裔。
真正王朝的覆灭，往往是既得利益层自身分化的结果，是地方权贵对朝廷政权的反叛——他们趁着农民起义的熊熊战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攫取了政治果实。
项羽是如此，虽然他后来又为刘邦所败；东汉末年袁绍、孙坚、曹操等各路军阀，也正是借着黄巾军的起义发展壮大，最后曹魏篡汉；隋朝末年，虽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是其力量从来未能进如关中政治核心区，最后是被关陇贵族李渊集团偷袭成功夺取天下建立大唐；北周末年，禁军统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清朝末年，趁着革命党起义爆发，北洋新军袁世凯集团攫取政治果实……
这就像一个“斗地主”的游戏，农民把大地主的好牌耗尽，权贵趁机“暗度陈仓”收网，这些最后收获果实的人，要么是前朝的重臣，要么是地方贵族。
图2：就像斗地主游戏一样，农民起义把地主的好牌资源耗尽，第三方趁机收网
实际上自有国家以来，朝廷与地方政府向来就关系微妙，既要相互依存，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方面，两者相互依存。中央要实现全国的统治，必须依靠地方政府进行管理，上级命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中央与地方同属统治阶级，需要共同面对百姓，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与地方都是统治阶层，应该是统一战线，互为彼此，互为依托的。
另一方面，他们又各有想法，不可调和。中央是“无限责任公司”，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往往要考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平衡；而地方政府则是“有限责任公司”，地方官一旦任期满即可调走，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到底。这就导致了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方官就会在政策上动手脚。中央要稳定，地方权贵要发展，要自身力量的壮大，两者本不一致。
图3：中央与地方、百姓所求并不一致
纵观历史上的王朝，有的由盛转衰，有的由衰转盛，它们都有一条共同的主线，那便是伴随着“朝廷VS地方“的博弈结果出现。
汉朝时吴王刘濞就依靠大海的优势采铜铸钱，煮盐贩卖，牟取暴利，还暗地里训练兵士，图谋造反，“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造成了“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众，私门成党“的局面，直至酿成”七国之乱“。幸得老将周亚夫力挽狂澜，平定了祸乱，这也标志着西汉地方势力的威胁基本清楚，汉王朝由此真正开启了大一统时代，为后来汉武帝拒全国之兵打击匈奴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朝在“贞观之治”后，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繁荣富庶，被一场“安史之乱”搅得“山河破碎”，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再难回天。
明朝在建国后不久就因地方藩王势力与中央冲突，爆发了“靖难之役”，从那以后“北平“作“北京”，北方的地方政权取代了南京的朝廷，开启了“永乐盛世”。
清朝在统一后不久，南方三个藩王势力膨胀，经过康熙帝强力打压，历经七年才结束“三藩之乱”，清王朝随后也就迎来了“康乾盛世”。
透过现象看本质，反观这系列的历史事件，我们发现：凡是促成了统一的博弈结果，社会稳定，都带来了“盛世”；凡是促成了分裂的结果，社会不稳定，都带来了“衰败”——“稳定”与“发展”，仿佛就是形与影，相伴相随。
图4：统一则治，带来盛世，分裂则乱，带来衰败
合则治，分则乱，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心结，也许正是这一次次的历史经验，凝结而成。正如汤因比所说：“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
显然，最终决定这场朝廷与地方较量胜负结果的，是双方的力量对比。
西汉时期，南方的吴、楚等藩国虽有封地，但是诸侯王只有经济专属权，没有军权，所以在”维稳“的最后一个环节”军队“上，朝廷掌握了主动权，大量精锐部队碾压了叛军的乌合之众，仅仅十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
唐玄宗后期，由于募兵制 兴起，边镇节度使借此扩充了军事力量。到天宝年间，边镇节度使比内地兵额已然多出6倍之多，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各节度使拥兵自重已经是难以避免的了，尤其是安禄山，除了军权外还兼有民政。财政、司法、监察等事务，一旦割据自立，能奈他何？
那是不是说朝廷越强，地方越弱就越好？当然不是的。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
宋朝吸取了唐朝的教训，定下了“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一方面重用文人，降低武将的地位，对军队处处设防；另一方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官员设置上相互掣肘，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组织松散，冗员低效，无法与中央抗衡。
为了避免重蹈唐朝藩镇割据的覆辙，宋朝不再重用武将，国家要害机关全由文人掌控。终宋一朝，我们发现只有两位武将进入过决策层——狄青与岳飞，前者后被迫辞职而郁郁早亡，后者更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寻根究底，大概是因为害怕武将拥兵自重，威胁中央吧。而且在军力布置上，也是内重外轻。全国大量军队都守卫在京城附近，成为“禁军”，地方上只有非正规军，成为“厢军”，只负责修河堤、搞生产。如此一来，朝廷对地方就拥有了绝对的军事优势。宋仁宗时，禁军数量多达八十万，其冗兵之重，可见一斑。
图5：《水浒传》里豹子头林冲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
那么宋朝对文官放心了吗？也没有。宋朝对各级地方官员的分权用“错综复杂”四字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其核心精神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岗职分离。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哪怕告诉你官名，你仍然不知道这官员是干啥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进谏）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事之笔；至于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废；惟内侍所掌，犹仿佛故事；九寺五监，尤为空官”。为了分散官员的权力，宋朝在架构上重复制衡，设置了大量冗官、废官。一个宋朝的官员要做点实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财权、人权都分散得很开，需要牵涉很多本不相关的官僚进来，还需要通过重重手续、层层审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了野心家的行为，但也导致仁人志士无从施展。纵观宋一代，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多有一腔抱负，但能有所作为的寥寥无几，到最后风流才子都“且去填词”了。
宋朝这种强干弱枝的局面，排除了内忧，却逃不过外患。金兵南下，各地方州府根本无力抵抗，甚至都无法组织有效的撤退，因为做一个决策需要征求太多人同意了。金兵长驱直入，兵临汴京城下，朝廷上文武百官还在没完没了地走程序讨论审批，流程都没走完，就已经国破家亡了。
同样的的“文官体制+集权模式”被后世的明朝所继承，同样的悲惨结局也降临在明朝头上。汉人政权，两次亡于外族，不可以不反思。
图6：平衡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汉唐之亡，亡于内忧——地方强，朝廷弱，以至于豪强纷争，藩镇割据；宋明之亡，亡于外患——地方弱，朝廷强，外族一旦入侵攻破首都，地方政府再无力阻挡，顷刻瓦解。朝廷与地方，仿佛一个死结：地方太强，朝廷太弱，政局不稳，尾大不掉；朝廷太强，地方太弱，又强干弱枝，一损俱损。正是这样一个结，让代代王朝在左右摇摆中逐渐窒息。
03权力的游戏背后是什么力量在驱动？
若说泱泱几千年，都是一场朝廷与地方博弈的“权力的游戏“，这解释了千年来王朝更迭的规律，却没有解释清楚”周期“——为什么是300年？
要解释这个问题，有人发现了一个基本同步的气候变化周期。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也显示，过去两千多年的气候冷暖变迁，与我国历史上一些朝代的兴衰更迭存在对应关系，大多数朝代的垮塌都是发生在气候变冷的低温区间。这一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学技术部等共同资助，相关论文已刊登在我国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科学》杂志上。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在 1972 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结合史学、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将过去 5000 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 个温暖期和 4 个寒冷期，他们分别是：第一个温暖期的夏、商、西周；第一个寒冷期的东周；第二个温暖期的两汉；第二个寒冷期的三国魏晋南北朝；第三个温暖期的唐朝；第三个寒冷期的五代十国两宋；第四个温暖期的明朝；第四个寒冷期的清朝。巧合的是，不同冷暖期所相对应的朝代，也正是王朝兴衰更替的关键时期。
图7：气候冷暖与王朝兴替对应
气候对我国朝代更迭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总的认为，中国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引起农产品产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税收和人口；加剧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造成饥荒、战乱等等。
如果仅仅止步于此，未免过于简单粗暴。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一步就会发现，气候只是影响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因素，它直接影响的只是农产品的产量。真正推动王朝更替的驱动因素，应是生产力，它决定着一个社会能同时养活的人口数量，进而又决定了利益的分配规则，即上层建筑。
古代的中国，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其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在古代生产技术底下，有限的耕地与有限的生产技术只能养活有限的人。
每一次大一统朝代的建立都意味着规模战争的结束，民众得以休养生息。老百姓把在战场上的力量都改用在种地生娃上，人口连年增长。百余年和平下来，社会历经几代人繁衍生息，人口已经超出了土地的供养极限，加之私有制下的土地兼并，大量人口失去土地变成流民，构成了不稳定因素，随着气候的周期性变化等造成自然灾害，活不下去的人就只能造反。既得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分化，地方势力经过几代积蓄增长，而朝廷力量却在此起彼伏的平叛中削弱，当地方势力足以与朝廷力量抗衡，就参与到了造反大潮中。等国家动荡上几十年，人口死剩几分之一，或许是反动力量获胜，新王朝就诞生了，又或者是朝廷获胜，带来一段中兴，一个能修生养息的盛世又来了。其兴起百余年，衰落百余年，刚好三百年左右。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图8：封建王朝发展曲线
由此出发，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盛世的人口膨胀是因，衰败是果。王朝盛世，无一不是衰败的开始：
大汉王朝，西汉从“昭宣中兴”开始走向衰落，东汉又是从“明章之治”开始滑坡；
大唐帝国，从“元和会昌中兴”后走上了下坡路。
大明，从“弘治中兴”过后一蹶不振；
大清，从“康雍乾盛世”之后再没能回到巅峰……
究其根源，也许正是盛世的人口发展迅速与生产力发展不协调激化了人地矛盾，从而触发了王朝衰落的开关。在盛世的巅峰，就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04我们应该怎样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去总结：
封建社会自身的局限性（如古代中国地理上封闭，土地资源有限，历代重农抑商导致产业单一，经济基础薄弱，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水平等）决定了能养活人口的上限。当人口数量突破这个上限或者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影响土地产出，人地矛盾就会激化，土地兼并最终把人地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当动荡打破了朝廷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一个王朝从一统天下到盛世，突破人口上限，再从盛世衰落，又中兴，再次衰落的一个完整周期，正好三百年左右。
若要打破周期，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扩展这个可承受人口数量的上限——发展生产力或者扩展土地资源。
或许更多人关心问题的是，我们现在跳出这个周期律了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摆脱了封建社会的桎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业的丰富，工商业的发展也让我们逐渐降低了对农业的依赖，突破了农业社会的局限性，现代社会的人地关系关系更加自由，空间也更加广阔，对于未来，我们有理由作更多乐观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