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朋友的推荐下看这本书的，看过介绍以后，非常想了解这本书到底有什么智慧，让其畅销了二十几年。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1587，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这个标题看似普通，但也正好击中了人们的好奇。但这一年，看似什么什么都没发生，但错过了这一年，明帝国在衰落的命运里越陷越深，再无机会振兴自强了。
作者，黄仁宇，美籍华人，教授、学者，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这是我阅读的黄仁宇先生的第一本书，也不会是最后一本。在这本书中，他把历史讲的严谨却不晦涩枯燥，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从1587年进入，给我们从中切开了一个口子，仿佛一个纪录片导演，把当时的一位皇帝和五位著名的大臣，用传记体的铺叙手法在我们眼前重新展现，也折射出16世纪中国社会的大致面貌。
那位皇帝便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员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及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他们或是身败，或是名裂，没有一个能够功德圆满。”
那么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呢？
他说，“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1587年，西班牙舰队征讨英吉利的前一年。在朝廷上发生了一些事，这些事可能会被忽略，但是这其中的因果，却是重点。
在本书中，我将根据书中几位人物的结局来深入解读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当时历史原因。
一、万历皇帝从有志到“无为“
1587年，万历皇帝23岁。他9岁登上皇位，在近15年的皇帝生涯里，他经历过大大的仪式典礼等等，已然熟悉各种礼仪。在朝堂中，虽说有很多事，但其最重要的两点便是礼仪和人事两项。
每天的早朝可以说是一个苦差事，但也属礼仪中非常重要的一件，虽然早朝仪式已经精简，但还是需要耗费很多精力的的。如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上班开会，一年四季，每天不能间断，开会时还需要做各种决策，结束之后还有无朝和晚朝。万历已经执行了15年之后，但越到后面，不上朝的日子也渐渐变多了。
年轻时的万历也是兢兢业业，希望一展宏图的，他5岁就能读书，但是在他登基的时候，也还处理不了政事，只是简单的操作。那时，他需要尊敬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首辅张居正，另一个是“大伴”冯保，历任司礼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在初期批阅奏折，按照冯保的指导，把张先生的批阅下就好了，基本上以他们的意见为主。
在人事任命上面，由张居正和吏部提上来几个人候选名单里，由皇帝圈出几个，所以在人事任免上，张居正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1572年到1582年，万历即位的第一个十年间，是欣欣向荣的十年，这功劳有是大学时张居正的一大部分。在之后，因为其父亲去世，按照规定，张居正应停职，回家守孝三年。但是这时候万历才15岁，还不能缺少他的辅佐，于是以半恳求挽留张先生，张居正拒绝，如此来回三次，同意留下。但是当朝的大臣都认为张居正不是诚心想离职，于是向万历参奏，纠正张居正一事就此开始，也远远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但是万历的行动坚决又迅速，参与的一些官员因此都被打压，甚至受刑。
当朝分成了两派，一面是反张派，一面是拥护派。张居正依旧得到万历极高的信任，他一心想要整理全国赋税，想要实施全国耕地丈量，但是他却突然离世，一开始是腹疾，后来却突然严重不治。
万历虽悲痛，但在这年他遇到了14岁的小女孩，郑氏，后来被封为皇贵妃。在其相处间，万历也受到郑氏的影响，希望成为一位独揽大权的名副其实的君主。在张居正在位时，朝堂的大部分事都受到其影响，但是在之后两年，张居正的影响似乎并未消退。仅仅在半年之内，许多大臣纷纷揭发张居正接受贿赂，任用私人，最后结党营私等，这后来的一切让万历不禁怀疑之前的自己是不是错信了张居正。一开始他并不相信，但后来的一桩桩石锤，让万历不得不相信，自己受到了欺骗，他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万历虽然有些优柔寡断，但是他在朝廷上勇往直前，开始了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两年之久，同时抄了其家产。
万历也正是改变了对张居正的态度。在此后，万历以为终于有了自主权，但是没想到，大臣们纷纷以劝谏的名义批判皇帝蓝洞，个人享乐之上等等。他们企图把万历强迫到他们所期望的规范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
万历开始发现，自己虽然是皇帝，但是没法与文官集团抗衡，他们所代表的的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思想，是非常沉重的道德观，强加给他，这是明朝立国的基础，他不得不妥协。
但是他又不想这样就屈服，他想立郑氏的儿子常洵为太子而非长子常洛，但是文官集团希望立长子，于是他们以无法向百官交代提出离职，万历不接受臣下的要挟，于是他们双方互相僵持着。双方在这次悲剧的抗争中谁都没能取胜，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强大力量，迫使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摒弃其个人意志与自由。
在此之后，万历的自尊受到损伤，于是开始报复性的消极抵抗，开始了“无为”。
在礼仪上，万历几乎没有几日行早朝，他也开始消磨时光，而不对朝堂过问了。
在对待人事任命上，也进行了“无为”，当官员们提出离职来要挟时，万历也让他放着，不做处理，也没有了升职提拔，于是各文官在各自的职位上全都是为了自保而不求对国家效力了。
在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上，万历都消极对待了，本是以此立国的根本，这两样的消极也让明帝国陷入了深渊。
二、文官集团中的千丝万缕，其本质是“阴阳之术”
什么是阴阳之术？申时行在做首辅时，他对理想与现实的脱节看的很透彻。百官口头上的公认的理想为“阳”，把人们不能说出来的私欲叫做“阴”。这个阴阳是需要调和，但是至于只能调和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消除百官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次发财的机会。在实际做事时，中央对很多偏远乡县的情况是无法知道的，只能依靠官员的上报。但是这时候，只有“责任”可以交代，但是当事情很复杂时，如果深究会耗费很多人力物力，也会闹的人心惶惶，于是为了体制的稳定，不会深究，会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少数人。
但，有一个人，完全重视法律来承办，那就是海瑞。他在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在苏州，他一经就职，很多地方官就开始自动离职或者请求调到其他地方了，可见他的形象在大家心中是什么样的。
在开国初，太祖洪武皇帝就眼里打击过富户，两千年来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得以缓解。但是高利贷问题没能得到缓和，一般是给自耕农房贷，利率非常高，借款的人还不起，就只能用土地去抵债。所以，富户越来越富，穷的人也更穷了。
海瑞决定改变这个情况，想要缩小贫富差距，他开始一往无前的改革。在境内有一家有名的富户，徐阶一家，他曾任首辅，后来退休，他们大家庭没有分家，于是占的土地有人说是24万亩，有人说是40万亩，总是数据都非常夸张。海瑞把徐阶家的诉状递上去，要求退田一般，徐阶被迫接受了。
徐阶在担任首辅的时候，海瑞因为上奏皇帝进监狱，徐阶没有立即处死海瑞，把这件事延后，知道他出狱了。海瑞在处理时全然不顾，还把逮捕了他的弟弟。
这件事本来已经处理的非常好了，一方面现实了他的执法公正，另一方面减缓了百姓的不满，也起到了对其他富户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是海瑞还继续深入的对类似的案件进行深究，于是上千的案子都来了，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南方农村的田地都是隔成小块小块的，而且当时的高利贷抵押需要的是一个经济化的体制而不是个人能够杜绝的。
以个人力量对抗强大的社会，不出意外失败了，同时还受到了检察官的参劾，理由是他不识大体，只注意节约纸笔这样细枝末节的小事。要求罢免海瑞的奏折纷纷上奏皇帝，他在文官团体中失去了同情。
海瑞只顾着捍卫所追求的公平道德，而忽略的是文官团体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个人的私欲，当海瑞在位时，其他的相关官员，就会开始寻求自保。他从政的二十年间，他做事的信条，让他被人尊重，也让他被人遗弃。
其实，文官集团中的阴阳之术，和一个企业的管理很相近。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曾说过，在企业管理上，需要保持的原则，“表面上公平正义，私底下勾心斗角”，这何尝不就是文官集团的核心，当有人一意孤行的打破这个原则，那么他的结局也只能是个悲剧。
三、明帝国的本质，是数不清的农村集合体
在当时，武将与文官相比，地位是比较低下的。因为只有当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冲突激化之时，才会引起战争，而文官希望保持各方面都平衡稳定，当一旦爆发战争，对他们来说是失败的象征。在处世中，武将受到的训练是需要冲锋陷阵，不惜牺牲性命，而文官则截然相反，他们提倡中庸之道，爱好稳健和平。在军队的供给上，也是如此，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退伍后不能得到保障，军队中锻炼的严格和精确，在社会处世中完全是相悖的。
这种制度与风气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在1555年，东南沿海有一支50到70人之间的海寇来掠夺钱财，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到处杀人，竟然越过了杭州，到安徽，甚至芜湖，最后虽然被歼灭了，但是我们损失了4000多人，我们的军事行动算是少见了。
但是在军队的规定里，有200万“军户”，就是每家出一名男丁，保障官兵来源，但是他们大多都不愿意，来当兵了之后也总是出现士兵逃亡，所以退化非常严重。
那时，戚继光在浙江上任，他的任务首要是组建一支新型的军队，首先招兵就是有一定的军饷，同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制度。那时的军队没有固定的准则，那么这支军队作为戚继光训练并带有严格准则的，大家都称为“新戚军”，必然带有戚继光的个人色彩了，不管他愿不愿意。
在东南沿海的海寇大多是乌合之众，他们入侵都是为了走私贸易，虽然禁止民间海运通商，但却没有彻底禁止，政府出面应对海盗，但是在军事上的虚弱很明显。高级将领不知道下面的士兵的人数，也不知道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发生战斗，士兵干脆望风而逃，这些都是以农村为集体的反映，大多可歌可泣的作战，都是为了保卫家乡。
戚继光的新军都是来源于志愿兵，而不是强行纳入的军户，而且他大多招收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的确，城市居民有固定职业的，很少自愿来从军，社会地位低，而且军饷微薄。
在严苛且高强度的训练下，同时戚继光的个人能力也很突出，在治军方面，他鼓舞士气，同时作战周密而细致，戚家军的生理记录无出其右。胜利让他们声名远扬，
之后，戚继光上任蓟州，任期达十五年之久，北方与他之前的南方的军区情况也完全不同。威胁来自于边外的游牧民族，松散的组织和军需的缺乏统一，这些都是无法统一进行领导，本质是村集体的合成。
在他改进武备时，必然遇到层层阻碍，还有文官集团的阻挡，但戚继光上任不久，就发现几乎不用参与政治，就能够顺利进行。原因在于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在其入内阁之初就希望重整军备，蓟州刚好是他很关注的一个军区，于是他全力支持戚继光。
张居正以大学时的身份，他会用私人信件让亲信让皇帝提意见，然后得到皇帝的批复后，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的操办这些事。最后蓟州军备扩充到了2万人。戚继光出任不到三年，就稳定了边区。
在张居正去世之后，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让戚继光也随之消沉。文官集团的抵制以及农村集团化的根本让其无法施展，戚继光作为首辅党羽也被革职了。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将，没有人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在国家的限制中，做到了自己能力范围的最大可能性。当时落后陈旧的军备、军户制度，国家的体制也不允许做全面的改革，于是戚继光在局部范围内，以妥协的办法来修补了这些。他的成功在于对军事配备调和上，同时，他的妥协也是无可避免的。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这三项根本的根本是，用道德代替了法治，中国两千来，到明代最盛，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上述三个原因也是这根本所导致的。
万历皇帝从有志到“无为“，他被文官集团以道德挟持而无力抵抗，没有明文可以抵抗传下来的“四书”，他个人何以抵抗传承几千年的传统道德观呢？
文官集团中千丝万缕的“阴阳之术”，这阴阳之术，即使海瑞一心想要信奉法律，但是他的这一信奉会损害几万文官人员的利益，他一人如何抵抗几万人呢？
明帝国之所以为数不清的农村集合体，是没有能够统一管理的体制与法律，全靠道德来制约，这其中的农民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只能被人牵制。
1587年，看似不经意的一年，但却错过了很多，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和法治的做法，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