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自己的文章《回答这个问题：何为启蒙？》中开篇就说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这个定义是对这场来自英国的精神革命的深刻总结。在这位独具慧眼的哲人看来，启蒙运动是一场重新认识世界的活动。在此之前，我们把太多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从来没有思考过“它们何以如此？是否应该如此？”等问题，世界在我们眼前是纯粹客观的、先天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去接受它、适应它，从来没有质疑过它的合理性，但是启蒙运动却提醒了欧洲人——“从来如此，便对么？”。
从此之后，现实世界在我们面前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任何一个事物，它之前的存在并不能为以后继续存在提供理由，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它必须证明自己合乎人类的理性，否则人们有权利取消它继续存在的资格。这个事物可以是一套习俗、一种文风、一系列成见。
或者，一个政权。
经过启蒙运动的质询和洗礼，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已经成为每个现代化政权的必答题，社会契约论就是主流的解题思路。
我准备用两篇文章捋清楚这个思路，今天先聊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社会契约论？
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契约社会？
契约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社群组织状态，如果不在这种状态中，那就只能生活在另外两种状态中——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
什么是自然状态呢？自然状态就是没有政府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就是“原始的无政府状态”。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历史学概念，而应看作一个社会学概念。这种状态不一定是某个已成过往的历史阶段，而是随时可以重演的。
洛克和卢梭的书中确实连篇累牍地描述过作为历史阶段的自然状态，然而，其中既没有严肃的考据也没有引证任何档案。有的只有大量地想象与猜测，还有依据现代理性所下的是非判断。
当然，如果因此而责备他们的非专业性，我们会贻笑大方的。对他们来说，历史只是研究的素材而已，甚至只是他们展开论述的引子而已，他们要回答的是“理性思考作为人类的天赋何以竟被埋没甚至褫夺？”这一问题，而不是“历史具体如何发生？”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自然状态时，不应该汲汲于考证它在客观世界中的真实性，而应该思考其在理性世界中的合逻辑性。
现在回到“自然状态”概念本身。
既然是无政府状态，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管束，人们没有需要忌惮的现实权威——在自然状态下，人是完全自由的。
当然，完全自由不等于绝对自由。虽然没有外在力量的约束，但那个“不虑而知”的良心却一直没有熄灭，不管我们做了什么，它都会刚正不阿地作出评判——这个良心被称为“自然法”。
洛克认为，自然法存在在每一个理性人的心里，对每个人提出一视同仁的要求。它对我们的赏罚不形于色，只施之于情绪，使我们为自己的言行感到骄傲或悔恨。他还认为，对于所有事情来说，是非曲直其实是很明显的，当纠纷发生后，所有的当事人内心里都知道自己应该受到怎样的赏罚。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做到忠实于内心的话，几乎不会产生仲裁上的分歧。
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至少具备两项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和财产权。
说到生命权，有些思想家甚至认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不仅是每个人的权利，而简直就是义务！在他们看来，人类是上帝的造物，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既然这样，每个人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应该属于上帝。我们从上帝手中接过自己的生命，就有义务保护好它，不能让别人侵犯或威胁到它，否则就是对上帝的不敬。从这一点上来讲，每个人都有责任采取一切手段延续自己的生命，前提是这些手段不能威胁到别人的生命，所以自杀或其他的自残行为都是违法的——违背了自然法。
相比于生命，财产权则完全属于个人。因为一个人所有的财产都是在他出生后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与上帝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任何其他人包括其他神灵，都无权夺取他的财产。
生命权和财产权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就像实在物一样轮廓分明。即使在自然状态下，没有成文法律的规定和正式的声明，每个人都应该不约而同地遵守。
总之，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自然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也可以在自然法没有明确说明的范围内（也就是大家尚未形成共识的领域），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当然，如果自然法受到损害，任何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去捍卫它。
当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他就有权按照自然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看到一人在破坏另一人的权利或健康时，他也不能袖手旁观，而应该挺身而出，捍卫自然法的尊严。当然，因为是在自然状态下，个人无法代表社会对罪恶进行惩罚和教育，所以，“执法”的力度只能控制在“纠正和制止”的范围内，即只要让犯罪行为终止即可。
看完上述介绍后，你会发现，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是否安分守己全凭自觉。每个人在自制力和觉悟上是参差不齐的。稍有违背就有可能使自己和别人陷入战争状态。
如果说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拥有完全自由，但必须依照自然法行动，那么处在战争状态的双方则拥有绝对自由——他可以对对方做任何事情，自然法已经起不到约束行为的作用。
当一个人正在对另一个人使用暴力的时候，则等于宣告双方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暴力已经威胁到了一个人所有权利的基础——生命。
当一个人剥夺了或者企图剥夺另一个人所有自由的时候（比如奴隶主之于奴隶），也意味着双方处在战争状态。原因如同前述：一方的所有权利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连自由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都失去了。
即使在公民社会中，也有可能出现战争状态，但这时世俗法律仅居于次要地位，因为人的生命和自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成文法的条款。而且，战争状态一般都是紧急情况，根本来不及诉诸法律或其他权威来制止，更来不及寻找仲裁者来消除分歧、制止暴力行为。这个时候，双方都可以便宜行事，只要能最大限度地捍卫自己的生命和其他基本权利。但是一旦对方停止了攻击行为，那么战争状态立即结束，我们应该诉诸法律，而不能继续私斗。
以抢劫为例，当一个人被抢的时候，他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他尽可以采取有效的方式自卫，即使杀死对方也合情合理（因为是对方将二人拉入战争状态的），但是如果抢匪抢完了钱扬长而去的时候，战争状态就宣告结束，世俗法律的申诉通道重新开启。受害者不能私自复仇，只能申请社会的公共裁决。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为什么要建立契约社会？
在自然状态中，我们缺乏仲裁的尺度。虽然我们有自然法来规定权利和义务，但自然法毕竟只是一些大概的原则，在很多具体的纷争中，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明确的、权界清晰的成文法来提供仲裁标准。
在自然状态中，一旦出现纷争，谁也没有权利做居间调停的仲裁者，因为没有人赋予他超越别人之上的权利。但是在契约社会中，我们有法官，他的仲裁权是公民们转让权利的结果。
自然状态中，没有任何力量保证自然法的正常运行，我们所倚赖的只有每个人虚无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而对有些人来讲，良知的声音简直气若游丝，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这样的人达到一定比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然法丧失信心，自然法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人们将整体陷入战争状态。
为了确保每个人基本权利不受剥夺，确保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尊严，确保我们不会从自然状态一步一步、最终堕入战争状态，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契约，需要一个契约社会。
契约实质上就是大大小小的准则，是自然法在人间社会的实体形态，依靠这些准则，我们建立起公民社会。这个社会的所有人、所有活动都必须遵循这些准则，它们包括宪法、国家机构、政治制度、大大小小的法律、规章等等。
个人权利作为种子，社会契约作为土壤，公共理性作为挥洒其上的汗水，一个公民社会拔地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