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 | 海南省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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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不同国家的不同应对方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某国首相一度抛出所谓“群体免疫”方案，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忧虑。某种意义上，这种方案是个人主义的彻底体现：哪怕是在瘟疫面前，个体是生是死，也一概由个体自己承担，政府对此无需负责。但事实上，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高度互联互通、分工越来越细、风险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容易扩散的世界，任何个人都无法独自面对各类风险。在这个时代，如若再放任“群体免疫”这种彻底个人主义的做法，只会对个人带来莫大危害。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人，也已经是被工业与市场从家庭、家族、单位等集体中抽离出的“个体”；个人主义，正在成为人们思想的基础。近日网络曝出的个别回国人士要求享受隔离期间特别优待、拒不配合居家隔离等风波，就是典型表现之一。韩少功《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一文，正是直面个人主义内在的深刻悖论，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宏观视角，对个人主义做了深刻检讨。正如他在文中指出，重己、崇私、尚恶的个人主义并非如自由主义所说是“自然秩序”；相反，群体间的协作也同样是普遍的“自然选择”。在一个组织性、互联性、整体性更强的人类新时代，阻止个人主义对个人的危害迫在眉睫，是重建群体关怀的重要议程。否则，如果让个人主义的隐形瘟疫继续反噬世界的方方面面，反噬所有的制度和文化，人类就只能滑入一种可悲的自由落体之中。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2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
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019年6月3日报道：2009至2017八年间该国的年轻人自杀率增长了56%，严重抑郁者在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中分别增长69%至100%。相关消息是，美联社同年9月14日报道：二十年来合成阿片类药物造成的死亡人数增长800%以上。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同年11月5日报告，已覆盖人口1/5的抑郁症，估计在未来十年或十五年内将超过癌症，成为全球第二大致亡疾病，在不少地方成为第一大杀手。
这一趋势无关贫困。发生最高自杀率的不乏富国，不乏富国的都市和大学，倒是与全球四十多个最不发展国家的重合率极低。
这一趋势似乎也无关道德禁锢。历史上造成各种以身殉教、殉道、殉主、殉亲的意识形态，恰好在这个时代坍塌，让位于纵欲的消费主义最高峰值。
那么每年约80万人的自杀，数百万人的自伤，已如一次次血腥战争——敌人在哪里？敌人又是谁？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写过著名的《自杀论》。在他看来，西方近代以来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破碎了“作为整体的社会”，使个人与家庭、宗教、社会相脱离，让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因此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催生了“利己型自杀”。眼下，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身边相关案例，稍稍了解一点案情，看看很多当事人那苍白的面孔、冷漠的眼神、孤独的背影，特别是那里诸多似曾相识的低级心理事故，还有无端的紧张关系，那么重新想起涂尔干，不是什么难事。
▍僧侣或家族的社会主义
不少人认为，最早的个人主义来自游牧者一个个孤零零的毡包。那些先民没有邻居，或者说邻居总在远处的地平线那边。限于一种刚性的生产方式，他们需要游居，以不断发现新的水草；也必然散居，以便均匀分配各家的水草——扎堆肯定会徒增牛羊觅食之难。与之相异的是，农耕社会里长期定居和聚居的大家族，在这里不可想象。大禹治水一类水利建设所需要的大规模集群协作，在这里也几无根由。除了战争，七零八落各行其是的生活图景，更是这里的日常。
不过，以游牧为主要生计的西方先民，并不是只认个人，只重个人，只有个人化（或小家化）的习俗。他们有过行会和村社里多见的互助，起码还有宗教。宗教的教产公有、律己守诫、博爱济贫，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制衡，差不多是一种僧侣社会主义，特别适合相互陌生的下层民众，比如亚欧大陆上那些足迹漫长而复杂的牧人和难民。日后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与《太阳城》（康帕内拉），作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多是在教堂的钟声里萌发。
另一种形态是，儒家成长于东亚，有“雨热同季”等宜农条件，依托稳固的家族体制和亲缘关系。人们在什么地方一住就是几代，甚至几十代，因此更看重“孝悌”：以前者凝聚纵向的长幼，以后者和睦横向的同辈，编织亲属亲情网络。哪怕向外延伸，也是以“父子”推及“君臣”，以“同胞”推及“百姓”，以家喻国，视国为家，往根子上说，或可称之为家族社会主义，稍加放大便是天下“大同”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以后，宗教也好，儒家也好，都成了现代启蒙主义碾压的弃物。《圣经》说：“上帝爱世人”。但上帝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是那个让童女未孕而生并以圣血清洗世人原罪的耶和华大叔？《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那么“天”又是什么？白云苍狗不就是一些水蒸汽？雷公电母一遇到避雷针，不也得黯然下岗？
显然，因无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以为支撑，缺乏足够的证据链和逻辑链，先人们只能把一种群体关怀和道德理性大而化之，含糊其辞，凑合一点故事想象和武断格言，最终归因于僧侣的“神意”或儒生的“天道”。这在人类文明早期也许够了——放到16世纪以后，就不大容易听入耳，缺少实验室和方程式的配置。
一个科学的时代正在到场。
(16世纪以后，科学时代到场，“神意”和“天道”逐渐退去)
随着“神意”和“天道”退去，包括教会、儒林的腐败自损其公信力，群己关系的最大一次失衡由此开始，个人主义也开始由一种文化基因，彰显为一种文化巨流。只有到这时候，一些中国学者才开始面生忧色，心生不安，渐启微词。费孝通担心西方文化长于“扬己”而短于“克己”。钱穆怀疑西方文化不过是偏离人性的“小我教”而非“大群教”。连严复也受欧洲一战的刺激，一反坚定西化派的立场，顾不上自己所译介的《天演论》（赫胥黎著），在晚年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痛斥西方所为不过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反而是自己曾恶批过的孔孟之道“量同天地，恩泽寰宇”。不过，这些声音来自一个经济落后的农耕社会，很快就被学西方、赶西方、同西方一个样的激进声浪所淹没，并不能阻止个人主义挟工业化大势，在全球范围内一路高歌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