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杨子哲学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很快被中国知识界主流拉黑。一千多年后，似乎是杨子附体的德国人施蒂纳（Max Stirner）宣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是自我意识的本质，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真理。”“什么对我来说是正当的，那么它就是正当的。”他反对一切纪律、组织、道德、国家以及宗教，终生迷醉于“我”这个世界上的“唯一者”和“纯个人”，堪称“拜我教”的洋鼻祖。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他针锋相对地叫板：“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们、唯一者们联合起来！”
据恩格斯说，他这位朋友其实为人温和，只是有些学究气。他年仅49岁就在贫困中死去，大概是那年头即便社会达尔文主义正香，他的“情商”也一定吓坏了太多人，吓走了自己的职位、面包、健康、合作人、亲友的笑脸。
差不多是一个欧版杨子的故事重演。
也许，“纯个人”“唯一者”的一根筋在实际生活中根本行不通，最终只能害己。这样，哪怕是为了公共关系的营销策略，信奉者看来也需要几分含蓄，几分婉转，再加几分变通，离施蒂纳远一点，比如用“个人主义”来撇清“利己主义”，又用“自我实现”来包装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用“物质化时代”指代“利益化时代”和“个人利益化时代”，让用语不那么敏感和刺耳，能与道德、公众、精神、诗与远方之类话题马马虎虎兼容，甚至能戴上平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面具，抢占道德C位。这就是说，通行的话语风格务必改变。在很多地方，个人主义由此从一种文化大潮转型为一种文化暗流，有时看上去不过是文化亚健康，不那么要紧。
社会主义革命是穷人抱团闹翻身的故事，从无物质和财务的优势，只能以精神力量和道德理想为立身之本，事实上也一度迸涌出“部分+”的“大我”气象，至今温暖着很多人的记忆，深藏于老照片或老歌曲。不过，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共同的危机压力缓解，财富和资源逐渐丰裕，大家的个人利益重合度降低，大面积的私欲就必然归来，甚至可能补偿性的加倍袭来——公有制只能压抑出它的虚伪。德育的政治化（如“文革”前后学校里的“思想品德课”里只讲阶级斗争），或德育的经济化（比如1980-1990年代各地官方电视台的新年贺语，几乎全是“恭喜发财”，对公务员、教师、医生、记者、宗教人士也是如此热情励志），会使情况更糟。事实上，自引入市场和私有权，一些地方的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刁，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是此前某些人政治投机、政治歧视、政治构陷和迫害的改头换面，其价值观的滑坡却是一脉相承。
往远里看，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虽未公开肯定），意在为大众争利，有正义的内核，涉及千万万生灵解救，包括倒逼资本主义改革，其意义怎么估价也不为过。但这可能被误解为争利即一切，一如后来的“分田地”“富起来”“GDP翻两番”等，一旦被看作最高目标，哪怕是最高的群体目标，也就疑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相当于“灵魂搭台肉体唱戏”），把精神事务降格为争利手段。这可能轻忽富足之后几乎同样多的问题，也给自己的合法性增加风险——毕竟经济发展难免受挫、失速、停滞、遇到极限之时，毕竟人间最大的正义，是帮助人们在任何时候，包括贫困日子里也能活出尊严和幸福。
GDP远不是幸福的全部。
资本主义社会也面临价值观困境。尽管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那里共同的前世今生，私有制传统深厚，“拜我教”深藏于各种彬彬有礼之后，虽经多番危机和改革，社会的风险和动荡仍频。如秦晖在《群己权界》一文中分析的，一般情况下，欧美左、右两派各执一端——前者（美国民主党等）在经济上颇有“群体派”模样，赞成国家干预和全民福利，同情女性、少数族裔、中下层群体；在文化上则偏向“个人派”，差不多是性解放、堕胎权、同性恋、反宗教、纵欲主义文化的啦啦队。相比之下，后者（美国共和党等）在文化上很像“群体派”，最厌恶青年人的自由放任和举止乖张，一直重视家庭、国家、宗教的传统凝聚功能；在经济上倒是“个人派”，醉心于私有制，崇尚个人奋斗，最反感工会、高福利、国有企业这些妨碍市场自由的恶政。一旦气不顺，忍不了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就乱扣政治帽子，把总统画成头戴红五星、身着绿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的红色领袖。
至于穷人，没人说不该去帮。只是在左派看来，这属于公共领域，应通过公权力予以制度性安排；而在右派看来，这属于私人领域，只能依靠爱心个体的志愿慈善——不少华尔街富豪确实也愿意慷慨解囊。
作者似乎认为，这种左右两派的相互错位、相互卡位，差不多已是一种较好的自然平衡了。只是读者的疑点可能在于，各持一端其实是各有选票利益的牵制吧，否则，双方沟通起来何至于如此装聋作哑心不在焉？医保问题、移民问题、种族问题、控枪问题、流浪者问题、基础设施老旧问题、产业空心化问题……还要不要解决？为什么总是无法解决？为什么一些连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次等经济体（更不要说中国）都能解决的，就是死活也解决不了，老是止步在两派相互扒粪、相互死磕、相互刨祖坟的虚耗中？与作者对美国的制度信心不同，不少美国人倒是觉得这种制度已经有病，也需要痛加改革（如弗朗西斯?福山等）；或者说，制度再好，也非灵丹妙药，不一定治得了文化和人性的疑难顽症。2010年1月27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指出：美国选民们“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挥金如土又想要储蓄，既要性解放又想要完整家庭，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左翼主张）又不愿缴税（右翼主张）……”有一种“减肥可乐”式的纠结和自我分裂。这意思差不多是，怪不了左派，也怪不了右派，是这一届人民真的不行。选民们本身亦左亦右，非左非右，时左时右，想把天下好事占全，又想把责任统统推卸，因此只能让民主死机，陷于一片道德伦理的深深泥沼。
面对这样一届人民，政治家（哪怕是优秀政治家）能怎么样？真正可行的破局之策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