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其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来的统治思想。虽然法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毁誉参半，但丝毫不影响其和儒家思想并驾齐驱，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帝王，以及他们所统治的人民。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是法家最为耀眼的时期。此时的法家思想独领风骚，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等法家人物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变局。
法家，准确来说是以李悝为首的三晋法家，诞生在春秋向战国过渡的转折时期。法家的诞生，总会给人一个假象，仿佛在其诞生之前，华夏大地没有“法律”，只有“礼制”。“礼”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到西周时已经发展成了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系统制度。其内容非常庞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穷其一生所追求一个政治梦想就是维护周礼制度、恢复周礼制度。因此，一般认为，中国的西周时期是“礼制”的时代，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则是“法制”的时代。所以法家诞生之前，中国有“礼”而无“法”。
其实不然，法家或许是新事物，但“法律”本身却不是。“礼”和“法”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规章制度。“礼制”时代并不是没有“法”或不执行“法”。“法”在华夏文明中形成的时间并不亚于“礼”。如果说“礼”的代表著作有《周礼》，那么充分体现“法”的代表著作那就是《周易》。阅读《周易》，不难发现其彖传和象传中有很多法律内容的体现。比如《周易·豫卦》彖词：“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又比如《周易·蒙卦》初六象词：“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再比如《周易·噬嗑卦》象词：“雷电，噬嗑 先王以明罚敕法。”这种涉及法律的内容，在丰卦、旅卦、贲卦中还有体现。除此以外，周易还有讼卦来专门阐释法律问题。可以看出《周易》之中蕴含了强烈的“用狱尚刑”的精神。所以，“礼制”时代“法律”并存。事实也如此，《周礼?秋官?大司寇》载：“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这就中国最早的普法活动，“悬法象魏”。旨在普及法律，使民众能知晓并遵守法律。
二
虽然“法律”早就存在，但是单纯的“法律”和法家学派推崇备至的“法制”完全不是一回事。“礼制”时代虽也有“法律”，但那个时候的“法律”只能用于普通平民而不能针对贵族阶层。对贵族阶层的管制只能用“礼制”。在三晋法家学派出现以前，“法律”和“礼制”相互分裂，适用于不同对象，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但是，从魏文侯启用李悝变法开始，“不别亲疏，一殊贵贱，一断于法”将成为君主与贵族集团生死博弈的时代主旋律。
那为何三晋法家学派是在战国初期才形成，法家人物的登场相对“法律”本身的诞生来说也有些姗姗来迟。原因并不难，时也，势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句话便概括了法家学派诞生的历史大背景：“《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弑君三十六”说明了国君的君权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甚至可以说是处于受威胁状态。这个威胁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亡国五十二”则说明了国君的君权不仅承受着来自内部的威胁，更是承受着来自外部的威胁。这个来自外部威胁就是诸侯国之间的吞并战争。要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则必须加强君权，削弱统治阶级内部竞争对手的实力。要消除来自外部的威胁，则必须最大化汲取国内的民力和资源，以保护自己及吞并他人。而要做到这两点，君主的利剑就必须指向一个群体，那就是封建贵族（领主）集团。
在各国法家变法之前，中国社会处于贵族政治时期。所谓的贵族集团，即宗室贵族和世卿贵族。贵族政治既不同于后来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在贵族政治体制下，君主虽是最至高无上的，但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君主的权力上敬畏于人主天神等宗室礼法，下受制于贵族朝堂上的职位特权和贵族实封之地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当时平民还有两项重要的权利，即言论和迁徙的自由。人类早期政治文明通常都是贵族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君主专制恰恰是后来的新生产物。
为了方便理解贵族政治体制，打一个比喻。一个国家就是一家上市股份制企业，君主是这家股份制企业的董事长。论股东单个持股份额，君主占有相对控股优势。贵族集团也是这家股份制企业的股东，虽然他们单个人持股份额少于君主，但是合在一起的份额却往往大于君主。特别是进入董事会的几个贵族大股东，更是对君主有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因此，在贵族政治体制下，君主只有相对权力，而且在对重大事情做出决策时，还需要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而非绝对的一言堂。有时候君主操作不当或运营不良，某个董事会的股东所占股份份额超过了君主，或者该董事受到董事会其他董事成员的大力支持，那么君主就会被迫让出董事长的职务了。“弑君三十六”就是这么来的。
以上的比喻反映到当时的历史现实中去，就是魏赵韩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三桓把持鲁国，秦简公夺秦献公君位，造成秦献公流亡魏国等重大事件。法家学派虽然充斥着弱民、愚民的思想，但促使其登上历史舞台的核心原因不是为了控制和驯化普通民众，而是为了扩张君权，打击贵族。特别是通过董事（股东）变为董事长的赵、魏、韩、齐四国君主，绝对不想让自己的成功上位的经验变成反过来威胁自己的武器，更不希望自己和子孙成为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后面继续增添的数字。法家学派，就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三
自历史的车轮迈入战国时代以来，频繁爆发的大型吞并战争使各诸侯国的贵族集团成为了国家发展的绊脚石。以楚国举例，这是一个老牌的诸侯霸主，也是疆域最为广阔的诸侯国。但是楚国从春秋时起，国家朝政就一直由斗、成、屈、蒍四大公族把持，战国则为屈、景、昭贵族领主家左右。直至楚国灭亡，其体制就一直是典型的贵族政治封建领主体制。其政治外在表现就是楚国虽远在熊通自封为楚武王时即创县制，但楚国却分封“公”或“侯”以管辖各县。因而楚国在累世扩张中建立的所有县名义上直属楚国朝堂，但实质上是贵族政治的领主分封制，公侯保持独立的分治权和私家军队。因此，在战国初期楚国对外战争屡败于变法后的魏国，国势由盛转衰。吴起奔楚变法之时，就给楚悼王做过楚国现状的深度分析：“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若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注：出自《韩非子·和氏》）
只因为楚国贵族集团力量过于强大，即使在楚悼王有生之年，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也只是废除了王室旁系家族封爵已历三代的爵禄，以及那些已经孱弱的领主贵族，而没有也不敢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更别说削弱干涉朝政的强势宗族。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所以，吴起的变法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即使他只是动了贵族利益集团中很小的一块蛋糕，在楚悼王去世后，失去了君权支持的吴起便很快就遭遇了毒手。但就是吴起对贵族利益集团这么小小的一个改动，楚国国力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就有了显著的提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到：“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可见，贵族集团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君权集中的巨大障碍。道理很简单，资源和民力都被贵族集团所把持，要想最大化使用资源和汲取民力为君王所用，必须最大程度打击贵族集团。所以谁对贵族集团下手最狠，谁就能变得更强。显然，楚悼王不敢下狠手，吴起无法下狠手。
四
不敢对贵族集团下狠手的除了楚悼王和吴起以外，还有魏文侯和李悝。李悝虽然对世卿贵族下狠手，即世卿官员的儿子不能直接做官员。但是李悝并未对宗室进行有效打击，相反，宗室贵族在事实上占据着朝堂的权力要职。魏文侯在世时，尚能控制宗室贵族对要职的把持。魏文侯去世后，公孙痤、太子申、公子卬等魏国宗室贵族便一个个粉末登场了。这就是变法不彻底，对宗室贵族集团不敢下狠手的后果。然后宗室贵族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魏国贵在变法早，所以曾经一强独大。又因为变法不彻底，所以被后来变法彻底的秦国打成了二流国家，从此再无出头之日。
赵国也是如此。虽然经历了赵武灵王的变法，曾一度强大。但是君权一直未能最大化有效扩张，赵国宗室贵族集团一直拥有和君权分庭抗礼的实力。举三个例子：（一）赵国的宗室贵族一直把持着军队。《史记·赵世家》记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这还是赵武灵王时期，后面君主对军队的掌控力可想而知。（二）赵国的宗室能左右朝堂。长平之战爆发之前，关于接不接受上党郡。赵孝成王只与两个人进行了商量，一个是平阳君赵豹，另一个是平原君赵胜。（三）赵王无法有力掌控对贵族的征税、征粮和征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史料。其内容就是说马服君赵奢之前担任征税官时到平原君府上征税，平原君不仅抗税不缴，当时还想杀了赵奢。可想当时宗室贵族集团的嚣张跋扈与君权的相对软弱无力。《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又记载了另一段有价值的史料。其内容有说到在赵国都城邯郸被秦军包围之时，邯郸城内饿殍遍野，人民易子而食，但是平原君府上却照样钟鸣鼎食，有鱼有肉。与之相对应的史料是《战国策?齐二?秦攻赵长平》，其原文写到：“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大意是说秦赵长平之战时，赵国没有粮食，只有去找齐国借，但是齐国不借。那这个时候赵国有没有粮食？国库确实没有，但是能在全邯郸城饿殍遍野之时，仍能照样大鱼大肉的赵氏宗室贵族的封地仓库里有，但是赵王却不能也不敢进行强征，只能靠平原君等稍有智慧的贵族能在最后时刻领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反观秦国在长平之战最关键的时刻，秦昭王能做到“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两国体制优劣，高低立判。
秦国之所以能变法彻底，一则是遇到了年富力强，敢于对贵族集团下狠手的秦孝公；二则是遇到了站在李悝和吴起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也敢下狠手的卫鞅。三则是谢天谢地，在与戎狄杂居和儒家文明尚未生根发芽的秦国，秦孝公和卫鞅君臣二人，并没有遇到中原诸侯国那么强大的贵族政治集团。
商鞅，这个真正敢于对秦国宗室贵族用“劓”刑，敢于对世卿贵族用“黥”刑，敢于对秦国宗室贵族制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的法家人物，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将改变华夏，影响中国几千年。
五
商鞅变法虽然彻底，但不代表其变法成果可以一劳永逸。秦国旧贵族虽被削弱，但也不代表新的贵族政治集团不会形成。从秦孝公到秦王政时期，秦国一直处于君权和贵族集团反复拉锯的博弈状态，各有压倒对方的时候。只是到了秦王政发动灭国战争之前，秦国才正式完成了从贵族政治到君主专制的彻底转变。
比如秦昭王主政中前期，就面临着以穰侯、华阳君、泾阳君和高陵君为核心的贵族集团威胁。穰侯和华阳君为昭王舅舅，泾阳君和高陵君为昭王同胞兄弟，属于典型的宗室贵族集团。而当时穰侯为相，其余三人为将，全面掌控者秦国的朝堂和军队。又比如秦王嬴政主政初期，有来自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和长信侯嫪毐这样的世卿新贵族集团的威胁。也面临着同父异母的王弟长安君成蟜这样的宗室贵族集团威胁。所以，秦国的奋六世之余烈，本质就是一个君权和贵族集团反复做生死博弈的过程。
秦国的变法尚如此举步维艰，反反复复，更何况山东六国。所以，国家变法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情。商鞅能从秦国这里打开缺口，站住脚跟，最后让法家思想席卷天下，使华夏后世子子孙孙归于秦制，运气因素实属其成败的枢纽。否则，华夏大地能不能由贵族政治进入君主专制，或者会不会由贵族政治逐渐进入民主政治，一切都将成为谜团，但一切也皆有可能。
君主专制与贵族政治并没有因为始皇帝统一天下而消亡彼此之间的博弈。君主专制与贵族政治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合作的主旋律。《商君书》《韩非子》永远是帝王身边最爱的枕头书。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永远的，合作是暂时的。能合作的时候就是一个相对的盛世，搞斗争的时候就是民不聊生的乱世。中国的历史，乱世的时间远远超过盛世。对于中国来说，北宋以前的君王特别注重用法家思想控制和打击贵族集团、门阀世家和地方豪强。比如汉武帝的酎金夺爵和推恩令，又比如曹操颁布《抑兼并令》摧抑豪强。再比如隋唐以来所有君主都热衷致力于摧毁门阀世家贵族集团，科举制便是其对抗门阀制度的产物。谁敢对贵族下狠手，这个君王就比其他君王更容易获得各方面的成功。在中国君主专制与贵族政治力量博弈之中，始终有一个十分有特色的政治集团会穿插其中，那就是宦官集团。宦官集团的出现就是君权专制和贵族政治集团博弈下的产物。对于君主来说，宗室有时不可靠、外戚有时也不可靠、门阀世家有时也不可靠，唯有舍君权而无处依附的宦官集团最为可靠了。
直至黄巢起义摧毁了中国历朝历代旧贵族集团后，自宋以来的君王继续不忘对贵族集团进行打击，比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又比如朱元璋的诛戮功臣，但是此时的君王却同时热衷于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即贫民、愚民，驯民。直至清王朝，清王朝的君主们完成了对贵族集团和平民两大群体的同时掌控。对于贵族集团，清王朝消除了藩王、外戚、宗室、权臣等贵族可能带来的所有威胁。对于平民，通过八股文和文字狱等手段，也达到了对民众的全面驯化。法家在秦国开创的秦制体系（君主专制），终于在清王朝时期达到了巅峰，贵族政治在君主专制的铁拳下，完全被锤的粉碎。不过，此时君主专制的对手已经不再是贵族政治，而是要革他命的“民主”和“共和”。
“渊渊读史记”头条号：“读的是《史记》，品的是人生”。更多有意思的文章请关注“渊海杂谈”原创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