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个人类文明史而言，在对人性的认知和假设上，中国与中国之外的所有文明存在根本不同，中国意识到独立的心性的存在，并且认为人性本善，而西方则相反，他们自古至今都没有意识到独立心性的存在，也认为人性本恶。在我的文章中，西方是指中国之外的所有文明，因为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最东端。
在中国之内，儒家又与其他各家存在着根本不同，儒家意识到独立的心性的存在，并且认为人性本善，其他各家则相反，他们没有意识到独立心性的存在，他们或者忽略人性问题，或者认为人性本恶。
就整体的中国历史而言，存在两个巨大的文化断裂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另一个则是辛亥革命之后至现代这个100多年。文化断裂的主要标志，就是抛弃人心本善的假设，引入和信奉人性本恶的新假设，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在辛亥之后的这100多年也是如此。
在春秋之前，尽管没有明确的儒家学说，但是，在实践上，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人心假设都是儒家的，都是以独立心性、人心本善的理念为基础的。这一点在《五经》中有明确的体现。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时代，其实质就是以心性独立、人性本善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崩溃和价值观念的崩溃。不仅三代时期的礼乐制度崩溃了，心性独立、人性本善的理念也崩溃了，开始冒出法家式的人性本恶的新思想。于是所谓的诸子百家出现了。
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的秦国，尽管最后吞并了东方六国，但却在统一中国后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就迅速崩溃。这意味着秦国、法家只是战国混乱时期的王者，但却不可以作为长治久安的秩序、制度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没有让“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终结，而是将这种混乱推向高峰。
真正结束“礼崩乐坏”混乱的，是汉武帝。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举的实质是恢复以心性独立、人性本善的制度基础和人性假设，也建立了维持2000多年的政治范式和学术范式。直至辛亥革命再次中断，辛亥革命之后的这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礼崩乐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是中国文化在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混乱和断裂之后，所出现的伟大复兴。儒家是中国文化的嫡传正宗，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真血脉，坚持心性独立和人性本善。当然，两汉的儒家的确受法家等其他各家的影响，对心性独立和人心本善也稍稍有所偏离，但是在根本上还是坚持的。
辛亥之后，中国进入第二次礼崩乐坏，开始再一次抛弃心性独立、人性本善的基本理念，而引入了西方学术，引入了人性本恶的假设。但是，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文化复兴、文化自信的呼声也迅速高涨。中国再一次真正的文化复兴，也必然会让辛亥以来的第二次“礼崩乐坏”得以终结，也必然需要第二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正是因为在辛亥之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中，中国的学术开始西化，西式学术开始主导中国，人性本恶的假设开始主导中国，因此，中国也开始对儒家，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了否定和谩骂。把儒家所称是专指统治的帮凶，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成了思想专制、学术专制。
现代的中国之所以会否定儒家，原因是受到到西方学术的误导。
从类文明史的整体来看，中国文明是以心性独立和人性本善为基础的，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也是建立在这一基本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文化认为人的本质在“心”，而“心”的基本属性是“义”、“道义”。整个社会的秩序就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道义秩序。
这些理念是中国文明自一开始就有的。从制度层面来说，中国文化认为制度的基础在“约”。刘邦进入咸阳后，首先做的事是“约法三章”。“约”是什么？其本意是绳子、结绳。但是，在中国文明的早期，结绳是契约。契约首先在中国出现，其最早的形态就是结绳，后来又出现了书契。结绳是一对绳子，书契是一对木片或竹片。“契约”一词就是由结绳和书契演变而来，“约”是结绳，“契”是书契。
在尧舜之前，中国是没有政府的，整个社会的秩序完全是靠契约来实现，是一种纯粹的契约秩序。这就是《周易 系辞》所说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老子和庄子对中国早期的契约时代和契约秩序也是非常崇尚，认为是“至德”、“至治”的时代，老子直接呼吁：“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即要恢复契约时代、契约秩序。
中国的契约不仅为人类历史最早，而且相对于后来西方所出现的契约，其内涵也最纯正。中国契约的基础在契约双方之间的直接信任，这种信任是内在的心性层面的。在这种契约机制中，契约双方都是独立的主体，都是拥有独立心性的人。双方基于自己的真心，进行思考判断，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共识，形成契约条款。
从单独一方的角度，契约条款是自己真心、真意的表达，因此是“诚”。从双方的角度，契约条款是共识，使得双方的内心都可以被满足，因此是“义”、“道义”。
这样的契约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单元，整个社会秩序就是由众多的契约所构成。整个的社会秩序就是一个契约秩序，也是一个道义秩序，其基础就是个人的“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庸》说：“诚者，天之道”。
“诚”就是按照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去做事，就是发挥自己的真实心性。在中国文明早期的契约机制和契约秩序中，“诚”就将个人内心的满足和社会秩序的实现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因为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义”、“理”、“道”，恰恰就是人性的基本属性。这是心善论的实质内涵。宋明理学将这一原则总结为“心即理”、“性即理”。
这意味着，儒家的性善论不是空想的理论，而是以中国文明早期的契约实践为基础的，是对契约时代那段漫长历史的总结和提炼。
性善论的核心并非是平面化地对人性属性进行判断，有的认为人性是善，有的认为人性本恶，而是认为人心是一个思考认知主体，是人的思考认知活动的发出者。当人心在进行思考认知时，是以“义理”、“道义”的原则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最终使得其行为是符合道义、义理的。
因此，心善论的核心在于认为人心是一个独立而完美的思考主体，会以道义的原则进行思考，进行判断和选择，即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人的主体性，就体现在心的主体性上，而心的主体性则体现在独立的思考上，独立的判断选择上。
相应的，人性本恶的核心也不在对人心属性的恶的判断上，而是在不认为人是一个可以独立的主体，不认为心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体。他们认为，人不具备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和判断选择能力。一旦放任人去独立自主的思考，他们一定会做出恶的选择和行为。
与中国的历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西方历史中是不存在中国的“心”的概念，不存在心性独立的概念，同时他们在文明的早期，也不存在契约时代。他们认为人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独立的思考主体，自然也会认为人性本恶。
但是，西方历史却又呈现不断进步的特征，这个进步，究其实质就是朝向人是独立的思考主体的方向接近。同时整体来看，西方的这种不断进步，只可能是中国文明西传的产物，是在中国心性独立、人性本善的文化周期性地影响下而出现的。
这样一来，整个人类就呈现这样的特征，中国文明心性独立的，人心本善的，而西方文明则是不断朝向心性独立和人心本善而进步，尽管至今依然没有到达终点。所有，即历史的整体而言，人心本善更符合历史实际，符合人性实际。
同时，两次抛弃自身的心性独立和人性本善的“礼崩乐坏”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第二次是受欧美的影响，第一次则是受当时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的影响。
事实上，如果本性真的为恶，那么人类社会就压根不会出现良好的秩序。现代人认为，正是人性本恶，要实现良好的秩序，就是需要强制性的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但是，如果人性真的本恶，有怎么可能出现秩序的概念，有怎么又法律和制度的概念。法律和制度的出现是一定基于已经存在秩序的前提下而出现的，一定是现有的秩序，后有的法律。但是，现代却想当然地把法律和制度的存在当成了基本前提。之所以如此，因为法律和秩序的早期历史为西方所无，而仅为中国所有。
前面已经指出，就历史而言，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起源在契约，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法律都是起源于契约的，甚至法律就是契约。在汉语中，法律与公约同义，“约”就是契约。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做过考释，“法”、“律”二字的甲骨字形就是源自契约。因此，就中国文化而言，法律并非一种人心之外的外在权威，而是基于内在心性的共识，法律本于人心。
但是，在西方法律和契约出现的很晚，而且显得非常突然，最早是西亚古两河的苏美尔文明末期，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期。但是，在中国本来是法律和契约合一的，在西亚却一分为二。在中国作为公约的法律，在西亚却变成是神意，是神对人类的命令。而契约的基础也不再是契约双方之间的直接信任、诚信，而是作为神意的法律。
西亚的法律和契约更可能是对中国契约引入并进行当地化的结果。当时西亚的先贤看到了来自中国公约和契约的优点，非常想学习，但是他们又缺乏契约实践的历史，也缺乏支持契约和公约的心性文化，只能在自身多神教的背景下进行改造，将公约说成是神意，并在法律的支撑下推行契约。当时，接受公约和契约的先贤，一定也是接受性善理念的，至少他自身是性善的。
更能体现这一点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犹太教直接将法律看成了契约，但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契约。不仅如此，他们将整个人神关系都看成是契约关系，因此《圣经》也叫《约书》，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合同。
基督教更进一步，将为上帝注入了“义”的概念，即“性善”的概念。他们认为人是性恶的，是没有义的罪人，但是上帝是性善的，是有义的，人通过信仰上帝，就可以获得上帝之善性，获得上帝之义，从而人也就变成性善的义人，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因信称义”。
究其实质而言，基督教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性善论，人可以通过信仰性善的神，而让自己得到救赎，变成一个心善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欧从基督教演变成现代文明，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