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芹斋先生。
注/本文为张锋（翠彧轩）原创文章作品，头条首发。含相关署名文章，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若谈及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之历史变迁，与历朝历代的政治与文化变革是分不开的，但“变法”不是一个开拓的、独立的、必然的前进化过程，而是伴随着王朝更替的一种“螺旋式”的交织演进。
换言之，是在中国人的生存结构、中央与地方以及内外历史环境的交叉影响、综合作用下，逐步的成为了一种制度性的、具有遮蔽性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属性，而最终成型。
一言以蔽之，在政治上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的皇帝、官僚制度；在文化上以儒家（非先秦儒家学派，而是杂糅了“霸王道”的儒术）的“仁义道德”思想为正统，以法家（主要为商鞅奠定）的“法、术、势”手段为工具愚民、弱民、驭民；在社会结构中以道德弱化法律，以等级区分贵贱，以人情左右规则，以人治取代法制。
众所周知，世界历史潮流大势，必与时俱进，反之则落后，落后便要挨打，甚而灭亡。可是，历朝历代锐意变革者并不少，能勘破世事者和当世的醒者亦不少，换言之，中国人并不缺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学习能力也极强，更不是不敢、不想改革，可是，为何呈现出来的却是似一潭死水般的循环往复的历史？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始皇一统天下，到三国纷争，再到隋唐一统，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万历新政”，直至晚清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中国这两千年来的变革之路。
01
中国自周武王灭商，周公旦“制礼作乐”，周成王即位以后，就进入了前后延续长达八百年的周王朝时代。大抵上前三百年为周天子与诸侯共天下的封建制时期，后五百年为“乱成一锅粥”的春秋战国时期。
而历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思想、学术与文化的大碰撞，即“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就在春秋战国时期爆发了。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老子、孔子、墨子、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庄子等大思想家、学问家，并发展出了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各种学派。
然而，最终大放异彩的是商鞅。因为，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和学派、学术以及他入秦后颁布实施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最后辅助秦国完成了战国时代列国最彻底的一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大变革，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实力和基础。
可是，商鞅本人最后被秦惠文王车裂处死了。而“人虽死，法不废”，不过百年后，日益强大的秦国所向披靡，一个一个的灭掉了山东六国。公元前221年，惠文王的曾孙秦始皇终于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王朝。
然而，我们也都知道秦朝15年便灭亡了，而真正终结它的并非陈胜、吴广，仍然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时任秦朝宰相的李斯，正是他力排众议，坚定的执行了商鞅未完成的事业，辅佐秦始皇成为了千古一帝。
“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完成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说。
但是秦始皇一死，李斯便被赵高陷害，被斩首示众。很快，秦朝便山呼海啸般的面临倾颓之势，在项羽和刘邦的领导下，确切的说，是昔日六国贵族后裔的群起而攻之下，二世即亡。
为何，秦国五百余年的努力和积累就这样毁于一旦？为何，从商鞅到李斯一直积极维护的变法就这样归于尘土？为何，儒家（非先秦儒家学派，而是杂糅了“霸王道”的儒术）却后来居上承载了两汉四百年？
02
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时期，就是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开始了争当霸主的时代。孔子很无奈也很愤怒，所以也周游列国十几年，宣扬他的“仁政”思想，可惜无功而返，最终病死在鲁国。
孔老二死后不过几年，春秋时代结束，中国跨进了“战国”，社会就更加混乱无比了，列国混战，兼并战争频发，“大鱼吃小鱼”，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
公元前361年，壮志未酬的秦献公去世，孝公嬴渠梁继位，此时的战国时代已经是风云激荡，征伐无度，而“诸子百家”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也是在各诸侯国之间积极奔走，尽展所学，国君希望变法图强，士子期望封侯拜将。
而此时已累积了四代乱政，国力已经破败不堪的秦孝公也决意招贤纳士，改革变法，希望秦国也可以在自己的手里强大起来，可与山东六国一争高下。
这就是商鞅进入秦国的契机与时代背景，商鞅是卫国人，一个在战国时代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自然不是其志向所在，所以年轻的商鞅首选了魏国，拜在魏丞相公叔痤门下，习练军政事务。
魏国自“三家分晋”以后，在魏文侯的大力图强下，任用李悝、吴起改革变法，一跃成为战国初期的霸主，一直到魏惠王（即梁惠王）时代，魏国都是中原强国。但是，后来在庞涓出任上将军之后，在与齐国孙膑指挥下的马陵之战中损失惨重，自此一蹶不振。
商鞅便是李悝的后继者，他怀揣着李悝的《法经》和后人杜撰的《商君书》里的一整套法家思想和学术，去了秦国。很快便与秦孝公一拍即合，畅谈了三天三夜，孝公先后任命其为左庶长、大良造统领国政，开始变法。
在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农耕和战斗，增加连坐法，轻罪用重刑”等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经过变法，秦国的农业、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前340年，河西之地为秦国收复，重新占据了黄河天险与函谷关。秦国迁都咸阳，魏惠王则放弃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被迫迁往大梁（今河南开封）。此标志着战国中期列国强弱格局的根本转变，从此后，魏、韩均再无实力争雄，秦国开始逐鹿中原。
03
从理论上讲，自战国开始，中国的封建制（即“封土建国”的邦国联盟）就已经土崩瓦解了。换言之，“贵族”（政治）就不存在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制崩溃、中央集权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替代，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自此产生。并且一直到辛亥革命，这一中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一直存在。而历次的改朝换代，也并没有彻底的根除这一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包括商鞅在内，历朝历代的改革家其实都想要破除这一点，至少是遏制这一点。所以，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利，亦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
故而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亦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组或调整，这也便是改革定会遭遇阻力和最后全部归于失败的真正核心原因。
这里，略一点题，大家再耐着性子往后阅读。
04
到了战国中后期，新兴的“世族”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大动荡。具体表现为，自西周以来分封的贵族已经不能一层层的掌控和保有他们的土地与子民，直至平王东迁以后，历代周天子也只能龟缩于洛阳一隅，彻底失去了对于天下的控制。
各诸侯国的国君自领一国，以首先称霸的齐桓公为代表；在国君之下的卿大夫又自领一地，以“三家分晋”为代表；在卿大夫之下的家臣虽没有封地，但有人气，就是最底层的“士”，他们也照样翻云覆雨，以“田氏代齐”为代表。
通俗点说，就是诸侯国（王族）渐渐实力强了，就不认周天子了；卿大夫（贵族）渐渐实力强了，就不认诸侯国国君了；卿大夫的家臣，即“世族”渐渐实力强了，就不认卿大夫了。
公元前403年，东周共主之周威烈王册命了韩、赵、魏三家列位诸侯，由此“战国”局面正式形成。
从春秋时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相互攻伐、兼并，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了二十余家。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国，东田姓齐国，中原姬姓韩国、魏国，嬴姓赵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
但是，在秦国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一直还是推行的西周初期的治国政策。简言之，就是“王道仁政”，所以民风彪悍，政治无为。加之僻处西隅，这也可能是秦国虽然一直贫弱，但也并没有早早被六国吞并的原因之一。
可历史大势即是这样，山东六国打来打去，却给了秦国发展的机遇。最主要的就是商鞅的加盟，为秦国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自此，这最后一块西部的“蛮荒之地”加速变革、加入了角逐中原的历史车轮，并且，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天下无敌的强国。
05
在拙文集《“锋说”三千年》之秦一章中，我已一言点破商鞅变法“强国而弱民”的实质，在此不再赘述，读者可自去参阅。
商鞅变法是一次成功的变革吗？可以说是，也可说不是。理论上说，它确实使得秦国快速的强大起来，尤其是在军事上，其军功爵制使得人人都盼着上战场，杀敌立功，好回去封爵领赏，但是，老百姓的日子并未因此富裕起来，反而越来越穷困（如傅律法和连坐法）。
因为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在战国时代，贵族的土地不过是转到了世族的手中，最终把持朝堂、占有财富的依然是改了头、换了面的地主阶级，他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本质永远不变，所以秦始皇一统天下之时，也就是人民被压迫至极限之日。
可惜的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就再也不可能回头了。从陈胜、吴广开始，秦人乃至中国人从此树立起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那便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也就是说，从此，历朝历代的更迭不过是换一人、换一个家族来统领江山罢了，而统治阶级的主要群体则大致经历了由贵族—世族—士族—庶族的转化和演进。
而伴随着历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变化和适应外部环境的需要，政治与文化变革也便时有发生，可是他们无一不最后是归于失败。因为核心原因之二便是——从来“人治”的社会结构，而非“法治”。所以，并没有能够脱离“王法”而言“变法”这种事，焉能不败？
06
罗贯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是小说家言，其实，并非如此。比如西方就不是这样，伴随着两汉两罗马的兴衰演进，西方走向了民族独立建国之路，而东方再度走向分裂后的大一统。
这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369年的南北混战，以三国纷争为开端。
公元184年，东汉王朝到了桓、灵二帝时期，国势日衰，黄巾起义爆发，三国鼎立的雏形显现。但实际上，在前期和战国很相似，全国分裂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诸侯国，“主公”们拥有一整套行政管理机构包括军队，只是名义上还称州牧或者郡守。
这是因为世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又变成了新的“贵族”特权阶级。比如袁绍就是这样的人，“四世三公”，“名门之后”。但曹操、刘备都不是。曹操是阉宦后代，为当时世家大族所不齿。刘备更不用说了，一个卖草鞋的。
但是，为何后来曹、孙、刘能够成为三强？因为“士族”抬头了，预备跨进历史舞台的中央。曹操、诸葛亮、陆逊等人都可谓是新兴“士族”的领军人物，而第一个变革者就是曹操。
曹操在击败袁绍以后，基本上奠定了北方的一统，原因就在于他不拘一格的提拔人才，唯才是举。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大胆的。
自汉武帝到东汉末年，当时中国官员的选拔和人才的使用，换言之，政治与文化都被世族统治阶级掌控，主要采用察举和荐举两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为世家大族所把持。
曹操在上位以后，率先破除了这一陋习，士族学子大展才能，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来自底层的文人谋士，比如郭嘉、荀彧、程昱等人，武将也是一样。
而曹孟德本人也是一个诗人，“三曹”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
诸葛亮就退而求其次了，一边是荆州士人，一边是益州士人，他做的是“夹心饼干”，也正因此劳心竭力。而孙权则是完全仰赖江东的士族集团，帮他撑着东南半壁。
且这一士人集团及其他们的后裔，在后来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著名的“门阀士族”。比如，江南谢氏家族的谢安父子，“风声鹤唳”大破前秦。
07
可惜，世人误解了曹操一千多年，白脸奸雄的形象深入人心。曹操一死，历史、文化变革的萌芽无声无息的被掐灭。其子曹丕和北方世族的代表者司马家族达成了共识，我给你权利，你扶我上位。
一道“九品中正制”的国策，皇冠戴到了曹丕的头上，但是刚刚冒头的士族被打压，中国又一次进入了倒车模式。之后便是三百余年的“五胡乱华”、“衣冠南渡”。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堪称“亡国灭种”的时期，这便是第一次。而每一次伴随着这样的历史时刻的前后，必然是变革失败与重启变革。然并卵，因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隋唐一统，直到唐高宗时代，科举制正式颁行天下，风光一时的士族集团在南朝梁武帝萧衍当朝时期便彻底的衰落下去，寒门“庶族”正式成为统治阶级主体的一部分。自下而上，越来越多的平民凭借科举一途登堂入室，正如唐朝诗人孟郊所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
实际上，创立科举的恰是来自“门阀士族”的隋文帝杨坚，他的儿子杨广则建立健全了这一制度。这也是一次非常大的变革，它从某种程度上彻底打破了自秦汉、魏晋以来世族、士族集团把持朝政，阻碍社会发展、人才上升通道的桎梏。
并且，杨广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极大的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扬州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都会。所以，在很多西方学者的眼里，杨坚和杨广父子，虽然也是二世而亡，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秦始皇。
然而，还是一样，当庶族地主阶层渐渐占据了统治集团的主导地位之后，他们立刻改弦更张，不再锐意进取，革新政治。换句话说，“庶族”也变成了新的“士族”阶层。比如，隋唐初期的关陇集团。
大唐盛世昙花一现，“藩镇割据”又开始了，接着就是“五代十国”，中国又混乱了二百多年。
未完待续。
张锋编撰 己亥腊月二十八写于启东翠彧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