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兵器
公元前770年，刚刚登上王位的周平王放弃被犬戎攻占的镐京，迁往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东周时代。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本是周代列国国史的通称。由于秦始皇焚灭各国史籍，到汉代，其他各国的《春秋》已经失传，仅存鲁国的国史《春秋》。《春秋》是一部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和其他一些诸侯国历史的编年史。相传《春秋》得到了孔子的修订，被儒家奉为经典，至汉代被列入“五经”，成为皇朝的经典。正是因为“春秋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它又基本上和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相始终，后人就把这一时代称为“春秋”。虽然仍保留着分封格局，但周王室已然衰落，春秋是一个英雄辈出、群雄逐鹿、诸侯争霸的时代。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春秋时代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二百九十四年。春秋时期见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一百四十多个。司马迁作《十二诸侯年表》，表记春秋时期的十三个诸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而在“世家”各篇中记述了吴、齐、鲁、燕、蔡、陈、杞、卫、宋、晋、楚、越诸国的历史。这些是见于史载的春秋时期的主要诸侯国。
和宗周宗庙宫室的破败相似，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地位一落千丈，已经没有力量居高临下控制诸侯。诸侯国各自为营，混战不断。
与此同时，西北戎狄之患愈演愈烈。戎狄已经进入了中原腹地。他们控制了岐周腹地，并向黄河南、北扩展，侵扰北方的燕国、中原的郑国，甚至还越过燕国进犯远在东方的齐国，洛邑王城也一度被他们攻破，东门被焚毁。在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蛮夷力量也逐渐兴起，力图北上，不断骚扰中原国家，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
战乱和动荡呼唤着重建稳定有序政治秩序的人物，周王室已经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需要新的强有力的共主。
尊王攘夷——齐桓公称霸。
在齐国，齐襄公在位时滥杀无辜，以至于朝纲失常，国政混乱，他的弟弟们也不得不外出避难。齐襄公最终被杀，齐国无君，更加混乱，人们引颈企盼着名正言顺的新国君。
可望登上君位的有两位合适的人选，他们是齐襄公的弟弟：避难于鲁的公子纠和避难于莒的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当时的鲁国国君鲁庄公想让公子纠即位，这样方便操纵齐国。而齐国国内的正卿国、高二氏却不愿鲁国介入其中，所以通知了避居于莒的公子小白。
公子纠是具备明显优势的。为了让公子纠顺利继承君位，鲁国不仅派兵沿途护送，而且还派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带兵截杀公子小白。在即墨附近，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搭箭，朝着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公子小白大难不死，躲过一劫。
在得到管仲射杀小白的消息后，公子纠以为自己已是稳操胜券，于是放慢了行程。死里逃生的公子小白，则日夜兼程。最终，公子小白早一步赶回齐国。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
成为国君的齐桓公随即发动了即位后的第一场战争，讨伐的对象就是支持公子纠的鲁国。两国交战，鲁国大败，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齐桓公给鲁人送书说：“公子纠是我的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处置他，报了一箭之仇，才能甘心。”迫于齐桓公的压力，鲁国杀掉公子纠，并将管仲囚禁起来，押送到齐国。
汉画像砖上的齐桓公与管仲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严厉的惩罚，死无葬身之地。然而，一箭之仇未报，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却由此诞生。
最初，齐桓公要拜鲍叔牙为相，但鲍叔牙坚辞不受，因为他深知曾经辅佐公子纠的管仲拥有治理国家的难得才干，在国家戡乱图强之际，只有管仲这样的治国奇才，才能帮助齐桓公匡扶天下。
在鲍叔牙的力荐之下，齐桓公放下了一箭之仇的私怨，不仅没有杀害管仲，反而拜其为相。
被齐桓公委以重任的管仲，开始对齐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政事，集权中央，奖励农商，充实国库，修整武备，强化军事，齐国气象由此一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编审邵蓓
管仲是齐国称霸策略的制定者，他的这些施政措施主要记载在《国语·齐语》里。他的主要政策：一是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处、各司其职，世代相承，避免发生混乱；二是寄军令于内政，就是将齐国人组织起来编成军队，平时耕作，到了战争的时候，集结起来。因为大家平时都在一起操练，比较熟悉，所以在战争的时候容易协调，作战力比较强，这就是寄军令于内政。总的来说是富国强兵、安定内政。
在周天子王权孱弱不堪的同时，齐国国力却迅速增强，齐桓公的雄心壮志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而渐渐显现出来，他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让他成为天下共主的时机。
公元前663年，在北方山戎部落的强大攻势下，燕国根本无法抵抗，正面临被灭国的危险。如果在西周，周王室会发号施令，迅速召集其他诸侯国的军队，形成合力，一起保护受到威胁的诸侯国。然而此时，周王室早已没有了号令天下的能力。因无法在周天子那里寻找到庇护，燕国把目光转向了齐国。这是燕国在生死存亡间的希望，对于齐桓公来说，此前一直等待的称霸诸侯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此时已是齐桓公即位十二年后，齐国已经成为国富民强的东方大国。齐相管仲献策齐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
《左传·闵公元年》有关“诸夏亲暱，不可弃也”的记载。
齐桓公亲自率军北上救燕，齐军风驰电掣，将山戎击溃，燕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辱，而且还由此增加了方圆五百里的国土面积。
国家恢复安定的燕国国君燕庄公，对于齐国的援助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回师，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境。按照周礼，诸侯之间相送，不能越过国境，越境相送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
这个时候，齐桓公大度地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国。”竟然将燕庄公所至五十里的齐国国土全部割给了燕国，而且再三嘱咐燕庄公，要尊崇礼制，匡扶周室。燕庄公感激涕零，在齐桓公送的齐地上筑起城郭，取名为“燕留”，以颂齐桓公之德。
前有出兵相救，后有分沟礼燕，各国诸侯听说齐桓公大德，都心悦诚服。
在当时中原诸国困扰于戎狄之祸的形势下，齐桓公祭起了攘夷的大旗，同时修礼于诸侯，礼敬周王室，走上了经由尊王攘夷而实现霸业的道路。
齐国救助燕国的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1年，北方戎狄再度出兵进犯，邢国告急，紧接着，卫国告急。此时，齐桓公再次挺身而出，出兵解救危难，并为两国重建家园，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齐桓公的威望越来越高。而他还将担负更大的责任，面对更大的挑战。
在戎狄势力得到有效阻遏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形成于中原的南方，它就是楚国。春秋之初，楚国虽是南方的大国，但由于文化落后，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当齐国崛起时，楚国已灭了息、邓等国，并北上攻入蔡国，接着攻伐郑国，不断骚扰中原国家。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齐国求援。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鲁、宋、陈、卫等诸侯联军出征，声势浩大地在楚国北部门户陉山扎营。大军压境下，一向无所畏惧的楚国感到了压力，派出使节与齐国谈判。
楚国国君派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你们带着军队讨伐楚国，这是什么道理？”
齐国国相管仲回答说：“以前召康公命令我们的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伐他们，以便辅助王室。’……你们不进贡王室包茅，使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滤酒请神，我为此而来问罪。”管仲批驳楚国不尊礼制，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守，而齐国有天子的授权，可以代天子惩罚违背礼制的诸侯。
在齐国的重压之下，也在尊崇周王室的大义之下，最终，齐桓公不战而屈人之兵，楚国低头认错，双方定立了召陵之盟。这次盟约，有效地阻遏了楚国觊觎中原的野心。
事实上，齐楚两国最终没有兵戎相见，这是因为两国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打败对方。但齐桓公受各诸侯国所托，率兵“攘夷”，而且手执“尊王”的道义大旗，楚国未战先输。
在稳定诸侯的同时，齐桓公还致力于匡扶王室。当时周惠王因为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之意。在惠王太子郑的请求下，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宣告了诸侯对太子的支持。周惠王死后，齐桓公又主持了洮之盟，奉太子郑即位，是为周襄王。至此，齐桓公取得了周王室和诸侯两方面的认可。他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霸主。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关“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记载。
公元前651年，齐国与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会盟，这是春秋时代第一次有超过四个诸侯国参加的诸侯会盟。周襄王也派人参加，这表明周王室已经公开承认了齐桓公成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从此，春秋霸主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葵丘会盟定立了如下盟约：诛杀不孝之人，不废嫡立庶，不让妾占据正妻的地位；尊重贤人，培育人才，表彰有德行的人；尊敬老人，慈爱幼儿，不怠慢他国的宾旅；士不世袭官职，官职不兼任，选士用人要得当，不擅自杀戮大夫；不改变、遏塞河道，不拒绝受灾国家救济的请求，有封赏之事不能不通告盟主；凡是同盟之人，结盟之后，言归于好。盟约维护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力求确保各级宗法层次和整个宗法体系的稳定，重申了西周时期就一再强调的尊贤重德的政治思想，要求中原诸国之间相互扶持。
齐桓公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召集会盟，是为九合诸侯，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坚决维护宗法，是为一匡天下。然而，齐桓公终究没有兼并天下的实力，他也必须继续以“尊王”为号召，恪守礼仪。
左丘明像。关于春秋诸侯争霸事，很多都记载在左丘明的《左传》中。
葵丘会盟时，周襄王派太宰姬孔给齐桓公送来了王室祭祀周文王、武王的祭肉，同时带话给齐桓公，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大功，就免去下拜受赐的仪节吧。”齐桓公回复说：“天威不可违背。若不下拜，只恐怕是对天子不敬，有失臣礼，而使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拜。”说完，齐桓公按照礼仪下阶跪拜，又登阶接受了祭肉。
齐桓公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所建立的春秋霸业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却十分凄凉。管仲死后，齐桓公宠信佞臣，以至于当他病重无法理政的时候，几位佞臣肆意妄为，他的几个儿子为得君位相互争斗。齐桓公死后尸首在床上放了六十七日，腐烂生蛆也无人过问。齐国的霸业随着齐桓公去世和诸子争立而很快消逝了。
但在齐桓公的身后，霸主政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霸主纷争依次上演。
晋文公复国——晋国霸业。
春秋时期，出自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霸主，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五位，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
晋文公重耳有着与齐桓公相似的经历，既备尝在外流亡的艰难，又有股肱之臣的辅佐，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
在六十二岁的时候，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晋文公即位之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由此迅速强盛。晋文公奉行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政策，与齐桓公不同的是，晋文公的霸业是从“尊王”开始的。
《晋文公复国图》（局部）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带联合狄人伐周，周襄王避居到郑国。此时，齐桓公已死，中原没有霸主，周襄王无处可以求助，正陷入绝望之中。刚刚即位的晋文公雄心勃勃，采纳大臣狐偃“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建议，迅速地抓住这个机会，亲率大军护送周襄王回到王城，并协助周襄王杀掉了王叔带，彻底解决了周襄王多年来的后顾之忧。这一“尊王”行为，使晋文公名闻天下，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开始投靠晋国。
“尊王”的同时，晋文公奉行“攘夷”之策。当时，南方的楚国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公元前633年，强大的楚国军团向宋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宋国危急，赶紧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整顿战备后，于公元前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
在晋楚开战的五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
城濮之战，晋文公履行了诺言，率军退避三舍（九十里）。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琨璋
春秋时争霸的一个焦点就是争夺对诸侯国的控制权，而中原这些诸侯国有郑国、宋国、蔡国还有黄河北岸的卫国。其中第一个要争夺的就是郑国，在晋国和楚国对郑国的控制权的争夺中，两军在中原相遇了。城濮一战楚国大败，晋国的霸业由此开端。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八国诸侯参加的践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策命晋文侯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鲜明地表现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主持了春秋政治一百多年的晋国的霸业就此展开。
和齐桓公相对温和称霸不同的是，晋文公称霸就在于城濮一战，这也意味着诸侯尊王的政治手段越来越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形式，靠实力说话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旋律，王室制定的周礼，马上就会被各诸侯国践踏于纷乱的战争中。
公元前632年，这一年和城濮之战、践土之盟一起被记录于“春秋经”，有一句据说是孔子亲手改定的经文：“天王狩于河阳。”这年冬天，晋文公召集了温之会。周襄王再次亲自参会。和践土之盟是周襄王主动参加的不同，温之会是晋文公“召”周襄王来的。按照周礼，应该由诸侯到京师去朝见周王，晋文公却以诸侯的身份召周王前来相见，严重违背了周礼。据说，孔子读到“春秋经”上的这一段文字时，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本着为“尊者讳”“且明德也”的原则做了修改，改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王狩于河阳”这种隐讳的说法。政治权力上的超越，带来的是礼仪制度上的僭越。
在僭越周礼的同时，霸主们开始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脱胎于周礼，但规则调整的已经不是周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而是霸主和诸侯之间的关系。
晋国成为霸主后，诸侯和霸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礼仪化。在晋国霸业兴盛的一百多年间，见于记载的晋国主持的大的盟会有三十八次。在《春秋经》的记载中，鲁国的国君去洛阳见周王只有一次，还未行朝见之礼，而去晋国朝见多达二十一次。
晋国为诸侯制定了一系列朝聘、纳贡制度。各国要跟随晋国出兵讨伐不听话的诸侯。诸侯国之间的纠纷由晋国斡旋解决。晋国显然比齐国更进一步。在晋国称霸期间，霸主最终取代周王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
春秋大国争霸的过程，也是诸侯兼并的过程。通过战争，齐先后灭了三十余国，成为东方大国。楚先后灭四十余国，成为南方大国。晋先后灭掉二十余国，征服四十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并十余国，成为西方大国。中原一直是争霸的中心，随着尊王攘夷的进程，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得以加强，中原文化向四周播迁，华夏观念最终形成。
楚庄王一飞冲天。
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
楚庄王像
楚国从未放弃对中原的向往和追求，不过，其追求的方式已经改变。春秋之初，楚国是中原诸侯国眼里的南方蛮夷，楚国也不屑于中原诸国尊崇的礼仪。然而，在屡次北进受挫之后，楚国意识到，除了武力，还必须向中原华夏的礼乐文化靠拢。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
楚庄王即位时还很年轻，而他的王国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在处理朝政方面没有任何作为，每天不是出宫打猎游玩，就是在后宫里和妃子们喝酒取乐，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
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楚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南方的土岗上，三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呢?”
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楚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大战之前，晋卿士会力主避免与楚军作战，在他眼中，楚国国君楚庄王早已脱离了野蛮，成为一个“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的人物，楚人也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原的文化观念，与中原之人没什么不同了。邲之战，晋军大败，失去了霸主地位。
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陈、卫、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在蜀（今山东泰安西）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彰显了其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
《伯牙鼓琴图》
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地位，经过多年的休整，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鄢陵之战，晋国最终取胜，重新成为中原霸主。
礼崩乐坏的时代。
孔子曾经这样评说春秋时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出于诸侯的春秋时代，和“郁郁乎文”的西周礼仪社会相比，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公元前606年，一代霸主楚庄王在东周王畿的边境陈兵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向他询问周鼎的轻重。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在灭国战争中，以鼎为主的宗庙重器是最重要的俘获品。春秋时代就有“夏德衰，鼎迁于商；商德衰，鼎迁于周”的说法。楚庄王问周鼎的轻重，实际是公然挑战在当时仍被普遍尊奉的周天子的共主名义。
公元前536年，郑国名臣子产，接到了晋国贤臣叔向一封措辞严厉的来信，信中称“开始我还对你寄予希望，现在没有了”。是什么使这两位曾经相互欣赏的贤人发生了分歧？原因是郑国在子产的主持下铸刑书，公布了成文法。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写道：“这样一来，平民知道了有法可依，就不会畏惧身份比他们高的人，就会弃礼，从法而争。弃礼从法，是末世之制。郑国大概要败亡在你的手里了。”子产回信说：“我现在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了，我这样做是为了救世。”公布成文法，是将本来由贵族掌握的法律公之于众，让平民可以视法而动，而不再视贵族而动，在行事上拥有了主动权。平民力量的上升，国家政权对平民的依仗，使法律制度变革势在必行。二十年后，叔向的祖国晋国也铸了刑鼎，公布了成文法。
子产像
春秋时期，顺应形势的变化，各诸侯国纷纷改革了田制、兵制、军制。西周时代，实行井田制，农民集体在各级贵族拥有的土地上耕种，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春秋时代，开始出现了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实行“税亩”，按亩收税。公元前538年，郑国的子产作“丘赋”。公元前548年，楚国的大司马蒍掩制赋，丈量土地，打破公私之分，按亩收税。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奉行分封制，在本国内部实行分封，各国的卿大夫都分有可世袭的采邑。而到春秋中期以后，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占领的地区设县，由国君直接派员管理，不再分封。公元前493年，晋国的赵简子在战前誓词中鼓励将士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郡县成为军功的奖赏，这说明晋国由国家直接控制的郡县已经为数不少。
霸主政治并没有减少春秋时期的战争，反而由于强国的争霸，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为大国所驱使，卷入本来与己无关的战争中，苦不堪言。统治者为了权力相互攻杀，越来越多的国君和卿大夫死于非命。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公元前544年，鲁襄公宴飨前来聘问的晋卿范献子。宴会后，举行射礼，鲁公室中居然凑不够六个熟悉礼仪又善用弓矢的臣属，只好从大夫的家臣中借。鲁国公室的衰落是春秋后期诸侯公室衰落的一个缩影。
弭兵之会与卿大夫执政。
经过鄢陵之战，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仍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三十年（前546），在宋国大臣向戌的邀请下，晋、楚、郑、宋、卫、曹等十四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
弭兵之会是晋、楚两个霸主诸侯国，第一次在同一个会议上，被尊为霸主，同时，也是两个强大的诸侯国彼此妥协之后的一次会议。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以前的会盟都由国君亲自参与，这次弭兵会盟却由各国有势力的大夫参加。
春秋中后期，晋国的军政大权逐渐转移到卿大夫手中，晋君被架空。公元前458年，晋出公想以齐、鲁之军讨伐知、赵、魏、韩四卿，四卿联合反攻出公，出公逃往齐，死在路上。随后即位的晋哀公完全失去了权力，听命于卿大夫知伯。到晋幽公时，晋君只能控制绛、曲沃二邑。同样，在齐国，政权逐渐落到了卿大夫田氏的手中；郑国的国政被号称七穆的七个卿大夫家族所控制；宋国的政事则由卿大夫家族戴氏裁决。
公元前562年，鲁国的三卿季孙、孟孙、叔孙三分鲁国国君的公室而各有其一。公元前537年，他们又再次瓜分公室，鲁昭公讨伐季氏，三家一起把昭公赶出了鲁国。鲁昭公避居齐国，最后死于齐。公元前468年，鲁哀公想用越国的军队除去三卿，结果也只能被迫出逃。而三家卿大夫中实力最强的季氏，其权力曾经落到季氏的家臣阳虎手中，阳虎利用季氏，控制鲁国国政长达三年之久。
卿大夫之家相继取得了实际的政治控制权，传统的君主地位式微，小宗在权力地位上超越了大宗，君权甚至难以维持表面的地位。同级的卿大夫之间又相互争权、倾轧，政治动荡不断发生。
随着晋卿的内争加剧，晋国对诸侯的控制逐渐松弛，霸主政治体系渐趋衰落，中原重又陷入乱战之中。最先受到伤害的是小诸侯国。公元前526年，齐国擅自侵伐徐国，徐国用宗庙重器鼎贿赂齐人，双方结盟。鲁国的叔孙昭子对此评价说：“诸侯没有霸主，是小国的祸害。发生这样的事，就是没有霸主造成的。”
春秋晚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越先后兴起，加入争霸的行列。但是，无论是吴王夫差，还是越王勾践，都没能再组织起像齐桓、晋文那样大规模的诸侯盟会，也没有广为诸侯所接受和认可。吴越争霸只是春秋霸主政治的回光返照，春秋末期的政治重又陷入诸侯乱战之中。
吴王夫差鉴
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雄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一方面，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另一方面，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盼着重新统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思想的开放，整个中国酝酿出了一个千年不遇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由此将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