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百超
社会制度问题，几千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社会制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社会结构或政权形式，究竟以怎样的形态出现，既能顺应发展潮流，有利于黎民百姓休养生息，又能保持政权相对稳定，顺利交接，实现长治久安，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回望人类走过的岁月，多少政权的更迭和社会的变迁，无不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国土的割裂或沦陷，乃至无数生灵涂炭。惊人的历史画面，犹如电影镜头般不断重现，让人唏嘘不已，又万般无奈。“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坐庄式的人间闹剧当止于何时，则取决于人类共同的智慧。
一个社会实行怎样的制度，到底由什么因素来决定，是人的意志还是客观条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给予明确的回答。
封建制是如何产生的？柳宗元归结为一个“势”字。他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制历经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等古代圣王的实践与探索，始终都没有把它废除。为何不废除？是事物发展的大趋势所不允许。因此，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个人意志。柳宗元强调，封建制的产生是客观条件的产物，而非人的意志之所为。
封建制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柳宗元认为“彼其初与万物皆生”，封建制与万物一样是自在之物。柳宗元以乡县长、诸侯、方伯、连帅，以及天子等职位的产生来阐释“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观点，进一步阐明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大趋势的必然结果。
封建制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柳宗元以周朝为例予以说明，周武王夺去天下之后，“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周朝把土地分割成若干部分，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许多诸侯，目的在于使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形成一种血缘关系，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
从顶层设计者的角度上看，封建制是完美无缺的，他们认定，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一定会同心协力，互相支持，共同维护政权的稳定。然而，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事物就会发生逆转，这也是始料不及的。
果然，到了周夷王和周宣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开始受到挑战，“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周夷王时，因破坏礼法，损害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周宣王时，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却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到了周幽王、周厉王，尤其是后来的周平王，自从东迁洛邑，把天子的地位降到与诸侯同列，随后出现诸侯问鼎之事，而诸如用箭射伤天子肩膀，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等以下犯上的事情屡屡出现。天下大乱，诸侯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柳宗元认为，周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对于诸侯而言，只不过是摆设而已。
为何出现这样的乱局？“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柳宗元以诘问的方式提出问题，其实就是表明周天下分裂，其原因在于诸侯日益强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一个曾经威震四海，统领万邦的周王朝终于走向没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后封的诸侯国秦国所取代。
从一方诸侯，一夜之间成为天下共主，是否会重蹈周亡的覆辙，秦统治者不得不思考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而，另辟蹊径、重起炉灶必然成为秦政权的选择。
选择一种怎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呢？“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秦朝统一全国之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实现郡县制是秦朝的一大发明创造，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更是顺应了柳宗元所说的大趋势，对于巩固政权，提高管治能力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不数载而天下大坏”，没过几年天下开始大乱，秦朝便如过眼云烟般消亡了。这是制度问题还是别的原因，柳宗元对此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他指出，“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由于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这便是秦亡的导火线。
但是，经过审慎的思考，柳宗元又有所发现，“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造反的是老百姓，因为他们怨恨秦王朝，而造反者几乎没有官吏，因为他们惧怕朝廷。在造反中，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柳宗元冷静地予以剖析，“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由此进一步肯定了郡县制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必要性。
秦亡之后，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朝。建构怎样的政权形式，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覆辙在前，不得不鉴。
汉朝的政坛，可以说是两种体制的实验场，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汉初，刘邦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可是，结果如何？“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但没过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痛定思痛，汉朝统治者才又想起了限制诸侯的权利，于是“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
除了实行封建制，汉朝还在一些地方采用郡县制，“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这也是汉朝的高明之处。柳宗元对两种体制做出了冷静的分析和判断，“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参与叛乱的是诸侯国，而郡县却没有参与叛乱，并以此证明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
汉朝享国四百零七年，历经西汉东汉时期，公元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中国进入三国时期。隋末天下群雄并起，617年，唐国公李渊晋阳起兵，次年即618年于长安称帝建立唐朝。
唐朝在建制问题上毫无悬念，明智地选择了郡县制，“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而，叛乱的事情仍然屡有发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但是，柳宗元客观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因此，他对郡县制又作了充分的肯定，“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郡县制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封建制与郡县制，孰利孰蔽，固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利与弊是显然的。因而，除弊兴利也成为必然。
对于两者的利弊，自然有不同的声音，“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有人认为，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而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
对于这样的观点，柳宗元持否定态度，他以雄辩的事实予以反驳：“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周朝的情况是，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因而，柳宗元得出这样的结论，“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行政。
秦朝又当如何？柳宗元认为：“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秦朝的情况是，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因此，柳宗元得出的结论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这种过失在于行政，不在于郡县制本身。
汉朝的问题又出在哪里？“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柳宗元认为，汉朝的问题依然是诸侯国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而导致诸侯坐大，最后反叛中央。而郡县则不同，它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为什么说郡县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郡县制的好处在于，中央掌握人事任命大权，因而可以避免地方官员的造反。这就是汉朝部分地方实现郡县制的好处。
柳宗元不无遗憾地喟叹道：“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因此，柳宗元指出，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
由此，柳宗元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政治制度与朝代的兴衰是否有着直接的关联？有人提出，“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个问题确实极有挑战性。但是，柳宗元认为“尤非所谓知理者也”，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是不懂得治理国家。
柳宗元进一步举例说明，“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封建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
又有人提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封建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柳宗元同样否定了这种观点。
为什么殷周没有改变而依然沿袭封建制？柳宗元作了具体分析，“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
“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国家治理，除了政治制度本身，还有什么因素决定朝代的兴衰？柳宗元指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治理天下的常理，是把国家治理好、政局安定，以此赢得民心。
如何得到民心？首先在人才的使用上，“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
而现实又如何？“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封建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
因此，柳宗元指出，“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
最后，回归主题，得出结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一切政治制度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自从有国家概念以来，有关国家的属性一直论争不休。国家的主体是谁，谁是国家的主人？换言之，天下为私，还是天下为公？
“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诚然，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状态下，国家自然是强者的天下，这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封建制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柳宗元所谓的“势”所使然，绝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决定。
封建制的好处是显然的，它保证政权和既得利益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是所有政权的共同追求。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封建制的弊端也是突显的，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而不得不废除。
郡县制是封建制的替代，体现了社会制度的自我革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政权的巩固和政令的畅通，发挥最大的管理效应。但是，即使是这样先进的制度，难免也会出现诸多问题，因而，朝代的更迭成为历史的规律，没有哪一个政权会因为郡县制而“既寿永昌”。
虽然说，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天下为私与天下为公的问题依然值得人们去思考。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真正地实现长期稳定和发展，一个政权是否能够巩固和延续，除了政治制度之外，还有哪里因素需要考量，当局者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学家，能够站在高处看待社会制度问题，他所探讨的问题，不仅在那个时代，即使在当下，仍然有警醒的作用。因此，重读《封建论》，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019.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