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马
今天，大司马准备谈一谈石器时代与文明的分界线问题，这涉及到各文明拥有多少年文明史，估计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
大家知道250万年前南方古猿迈进人的门槛后，人类就进入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主角先后有能人、匠人、直立人、尼人、智人等，所有现代人的祖先智人在大约十万年前才登场，相当于一个电影放到尾声甚至彩蛋里才出场。
不过在尾声和彩蛋出场的角色，一般会是下一部电影的主角，智人亦然。他们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场以后迅速抢戏，并且直接筹拍了第二部电影——新石器时代。
七万年前印度尼西亚的多巴火山大爆发，巨量的烟尘遮住阳光，导致气温骤降，原始时代的人类完全无法抗衡大自然的伟力，此前演化出来的智人以外的人种大部分覆灭，就是开始走出非洲的智人也被干掉了一大半，只剩下几千人躲在东南非洲苟延残喘。
差点灭绝人类的多巴火山大爆发
然而，与此同时，不知是神的点化还是险恶环境中紧密合作的催化（原因至今没有定论），这些智人经历了认知革命，从此思维变得缜密和发达，语言变得丰富和准确，当冰期过后，他们走出非洲，从采集而农耕，从狩猎而畜牧，从竹篮而陶器，从洞穴而房屋，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世界各地陆续进入以定居和生产而非攫取食物的新石器时代。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全球的史前文化不断发展，人类农牧技术提升，宗教艺术觉醒，最终跨进了文明时代。所谓文明是指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的状态，那么史前文化与文明之间，应该有一条怎样的分界线？过了这条线才叫文明，没过的只能叫史前文化。
关于这条线的讨论，在历史上可谓汗牛充栋。英国史前考古学巨擘戈登·柴尔德提出了“城市革命”的概念，认为城市可以作为文明的同义词。他对城市的定义有十条标准，我们可以看一看：
①人口必须达到数千到数万；
②出现社会分工和手工业专门化，纵然大部分人仍是农民；
③在日常使用之外生产出盈余的财富，由神祇或国王控制；
④存在大型纪念性公共建筑如大神庙，一般附有大型粮仓（即祭司掌握资源）；
⑤社会阶级分化，祭司或王成为统治者，人民成为被统治者；
⑥采用文字系统和数字符号；
⑦有代数、几何、天文等精确和预测性的科学；
⑧有专门的艺术家，进行雕塑或绘画；
⑨有经常性的对外贸易，包括奢侈品（用于礼仪活动）和手工业原料（用于手工业生产）；
⑩出现地缘而非血缘的国家组织（即血缘氏族解体，不同氏族的成员打散居住在某地，通过交流形成新的地缘共同体）。
这个标准可以说非常全面，也总结得很好，所以影响深远。不过后来有人基于柴尔德的理论提出了简化版的标准，更加方便比较。
史前考古巨擘柴尔德
美国的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在1958年提出，文明社会必须满足三个标准中的两个：（1）五千人以上的城市；（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其名著《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中广为宣传，成为了主流认知。
不过，中国考古学界的夏鼐先生参考中国的情况，提出了城市、文字、青铜器三标准，用青铜器替换了克拉克洪的礼仪中心，作为文明的必要条件，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大司马认为夏鼐先生真是独居慧眼，根据中国的情况，对文明内核的把握更为精准，具体理由下文详谈。
我们可以看看克拉克洪和夏鼐提的三标准的内涵。
第一个标准，五千人以上的城市。这个标准其实指向了经济发展程度、政治完善程度，以及宗教呈现程度，下面大司马将给大家阐述。
经济上，只有当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盈余的产品可供贸易时，才会有贸易的中心——城市，有脱离氏族的人专门从事商业，通过地缘而非血缘结合在一起，城市这个概念的重点是“市”而非“城”，或至少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只有城墙，却没有或几乎没有商业，甚至城墙围住的区域不是市场而是农田，或者只是多个血缘氏族的共同堡垒，血缘氏族仍然划地聚居，血缘壁垒都没有打破，那要说是城市就很勉强。很遗憾，我国这些年发现的“古城”基本上都是有城而无市，而且血缘氏族聚族而居，“城”是他们共同的堡垒，却非深度交流的地方。
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了殷商乃至西周，其商业以贵族的少量奢侈品贸易为主，平民商业纵有也微不足道，可以说血缘氏族的顽强和商业的萎缩是中国上古社会的特色，也就是说，上古那些“古城”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乐观。
政治上，必须有协调矛盾的政府，才有可能让没有血缘组织的几千几万人聚集在一起而不出乱子。血缘组织内部成员相对较少且大家较亲，矛盾一般在组织内部即可解决了，不需要专门的脱产人员从事政治，而血缘组织打破以后，大家既没有亲戚关系作为矛盾的缓冲，人数又大大增多，自然就需要专业政治人员来协调。在这方面，中国的“古城”因为只是多个氏族的共同壁垒或堤坝，城内各氏族聚族而居，交流不多，首领只需要协调族长之间的关系即可，所以政治不算太发达。
宗教上，必须要有大型礼仪建筑和宗教祭司，才能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愿意接纳彼此为共同体成员，所以所有的上古文明都是神道设教，没有宗教就没有文明。这方面中国的“古城”操作特别突出，城主也就萨满祭司主要将萨满教的天地分多层概念拿过来进行秩序分层，利用各氏族首领距离城主血缘的远近来确定地位高下，各氏族内部也照此办理，根据与氏族首领的血缘远近来确定氏族成员地位高下。这种玩法是很机智的，可以管理比一般文明多得多的人，“城址”的面积一般也比两河流域和埃及要大得多。但正因为宗教直接针对的对象仅是各氏族首领而非所有阶层的民众，所以其宗教建设不需要太复杂，宗教理论水平一直未能提高。
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
宗教控制力强是中国上古文明的特色
第二个标准，文字。这个体现的是社会发达的程度，一个社会要发达到一定程度才有使用文字的必要，否则没有这个需要的话就不会催生文字。
大司马举个例子，西亚两河流域和中国都有用来在塑造成型但尚未烧制的陶器雏形上印花纹的陶拍，但是随着两河流域六七千年前商业的发达，他们很自然而然的想到把有花纹的陶拍加以改造，制造有独特花纹的个人印章，后来随着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又制造出能够记账的花纹，这样就催生了文字，而中国同期除了贵族小规模的奢侈品交换基本没有商业，所以陶拍固然一直有，但我们就一直没有将陶拍催化成记账工具的动力。
陶拍里面蕴含着文字的奥秘
陶拍催生的印章
中国文字的出现也是既有特色。因为中国的血缘氏族迟迟没有打破，最初在七千年前贾湖骨笛上的记号、六千年前仰韶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五千年前凌家滩文化的符号、接近四千年前二里头文化的符号，全部都是为了区别氏族，而且因为是不同地域和系统的氏族，在凌家滩文化之前，这些符号之间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传承关系，从凌家滩文化开始，到二里头乃至甲骨文，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甲骨文之前的符号无法解读，是不可以称为文字的。最终，是在宗教一支独大的情况下，在区别氏族的符号的基础上，为了记录占卜的结果而创造了文字。
仰韶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至于克拉克洪的第三个标准礼仪中心，其实跟他的第一个标准部分重合了，因为在上古时代没有宗教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且也没有发现过。所以夏鼐先生提出以青铜器替代礼仪中心就非常具有真知灼见了。因为上古时代冶铜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矿石辨认、高炉温、陶器基础等方面的技术支持，以及巨大的人力来开采孔雀石等铜矿石和参与冶铜，而管理这些人又需要政治能力，所以出现青铜器就意味着该文明在技术积累和组织度上都达到了一定程度。
城市、文字、青铜器这三个标准，符合两个即可视为文明，大司马是非常认同的。像秘鲁文明，没有文字，但是有用来结绳记事能表达很复杂意蕴的奇普，作为文字的替代品虽不理想但也可通融；埃及文明的城市，“市”发达而“城”不太发达，城墙规模有限，说是文明也没问题；中国的二里头文化也没有文字，但是有了比较复杂的刻画符号，虽不理想也可通融，称为文明也是当之无愧的。
二里头时代出土的青铜爵
最近国内学界有人提出了新的“文明四标准”，即（1）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基础之上的生产力。（2）普遍发现社会阶层和阶级明显分化。（3）城市的形成。（4）王权的存在。
这个提法争议很大。不过，文明标准当然不是一言堂，是可以讨论也可以更改的，但是关键要看你想做什么。
我们可以看见，根据这四个标准，第一点其实很模糊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二点中国因为宗教发达阶级分化很早且很悬殊；第三点中国有很庞大而雄伟的“城”，尽管基本没有“市”，说是城市很勉强；第四点因为宗教祭司权力巨大导致首领在五千年前就拥有类似王权的权力，所以可以把中国文明的年代提前。
这个“四标准”在夏鼐的三标准中其实只取了城市一项，规避了需要社会十分发达才能产生的文字，和技术强大才能产生的青铜器，这样就可以发扬中国上古时代宗教发达的优点，避开经济低下的缺点，可以把中国文明与两河流域、埃及文明的时间距离从接近两千年拉近到一千年多一点。
不过这样做的意义不大。因为如果改标准是为了给自家文明挣面子，那大家都可以改。比如法国可以说绘画艺术是进入文明的标准，那么法国肖维岩洞35000年前就有了动物壁画，按照这个标准法国的文明史有35000年，甩埃及、两河三万年；巴勒斯坦可以说城墙是进入文明的标准，那么巴勒斯坦在10000年前就有了耶利哥古城（有城墙，但其他方面不达标），按照这个标准巴勒斯坦的文明史有10000年，甩埃及、两河5000年，但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呢？
3.5万年前法国肖维岩洞艺术高超的史前壁画
我们了解史前史，主要还是为了了解各文明生成的机制，而不是满足自己。
总体上来说，中国上古时代比同期的两河流域滞后两千年左右，这个是客观事实。但这一点并不丢人，当中国进入二里头文明的时刻，西欧和美洲离文明时代都还差得很远，4000年前他们比中国差距明显，但这完全没有妨碍英美近世的崛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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