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是一部属于全体女性的血泪史
1861年，堕胎的最高判决为终身监禁。贫困女性为此痛苦不堪，有些人却把这层女性苦难归咎为“穷人在性生活上的不够节制（Lack of sexual discipline)”。堕胎无门，不少女人只好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再送到教会设立的孤儿院或医院里去。19世纪，单伦敦弃儿医院（Founding Hospital)，就收留过约4500名女性的弃儿。
当时，有一位名叫Francis Place的英国社会改革家，出于悲悯，四处游说，向女人们推荐一种简单（粗暴）却似乎有效的“避孕神器”——一只像小球那么大的海绵，加点润滑剂，栓上一根丝线，便可推进推出，且对阴道和个人健康都“无损伤” 。据说这只“海绵球”曾帮助过一些女性度过难关。19世纪中下叶，橡胶避孕套在英国小范围内地普及了起来，但只有中上层阶级的男人才比较愿意用它，其目的，与其说为了避孕，不如说为了防性病。海绵球也好，避孕套也好，因受众狭窄，它们远远无法满足广大劳动女性对避孕和堕胎的迫切需要。于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地下堕胎市场便像暗井般冒了出来。
Francis Place（图片来源：网络）
地下堕胎市场五花八门。比如在英国，受悲剧事件“谢菲尔德金属水管含铅毒并导致胎儿神秘流产”的启发，包含了大量铅毒的“铅膏”流行了起来，直到一战前，铅膏曾一度是英格兰地下堕胎市场惯用的杀手锏。除了铅膏，还有毛线钩针。1923年，在德国的New Brunswick，当地法院就曾审理过一起“钩针堕胎事件”，Emily Frontin，一位年轻的女性，在“被钩针”后出现伤寒等并发症，抢救无效，香消玉损。
82岁的英国女士Diane Munday曾对《独立报》（2017.3.30)讲述过自己的堕胎经历：“（1950年代）女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堕胎，喝漂白剂，推挪沉重家具，用钩针等等，或求助于地下堕胎市场。那里面的从业人员谈不上专业，她们也许有过一些护士经验，或曾在医院工作过……因此死亡是在所难免的。为了逃避警察追究，也为了保全家庭名誉，有的医生们会在死亡证明上把‘非法堕胎’改为‘意外流产’。” Diane Munday 认识的一位女裁缝，就在地下堕胎市场里送了命。做此营生的女人们，倒不是存心要杀人的，只是社会禁忌太坚硬，女性地位太低下，而技术条件又太落后。
在英国现实主义电影大师Mike Leigh的作品《Vera Drake》中，Vera Drake就是一位帮人堕胎的地下游医。Vera Drake暗地行事，不收一分钱，也不多说话，在1950年代初的英国，Vera Drake那样的女人，就像穿着黑衣的天使，漂浮在贫民窟上空。尽管影片最后，她还是被判了18个月的监禁。
电影中的Vera Drake出于悲悯，帮助贫困女性用土法堕胎，最后被判18个月的监禁
1950-1960年代初，近10万英国妇女曾求助于非法堕胎市场。同一时期，美国亦有近百万女性铤而走险，进了黑市。1936年到1955年的俄罗斯女性，其遭遇也是一样的，斯大林绝不容许堕胎；为增加人口，1950年代，我国也曾将“禁止堕胎”写入立法，后来人口暴涨，对待堕胎的态度才逐渐松弛下来。
我们自由了吗？
感谢19-20世纪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亦感谢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第二次女权运动，1967年，英国（除了北爱尔兰）终于实现了堕胎合法化，只要在约28到24周内堕胎，刑法将不予追究。同年，美国的Colorado州也首次实现了美国境内堕胎非罪化。1970年代，随着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深入，西方国家不得不将女性的堕胎权和生育权置入首要议席。目前，世上绝大多数女性都已经获得了堕胎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百年抗争取得的果实，可以做成一只草莓蛋糕，放入历史的冰箱永久保鲜。权利是无法保鲜的。你不用它，不捍卫它，它就可能比草莓还要速朽。
当川普说：“我憎恨堕胎，我憎恨它。我憎恨一切支持它的理念。当我听到人们在讨论堕胎权，我就全身哆嗦（NBC,1999)”；当他当选美国总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对女性的鄙视，对回归“白人基督教称爵年代”的热望时，堕胎非法化，没准会像近年的波兰那样，被极右政权重新推回历史的阴暗舞台；同样的可能性，在1983年就已实现了堕胎合法化的土耳其，则变成了现实：2015年，37家土耳其国立医院中只有3家肯为女性做堕胎手术（《卫报》2015.2.4）；2016年，巴西高等法院好不容易宣布了堕胎非罪化，2018年10月的巴西大选，却选出了简直可以和川普媲美的极右派总统Jair Bolsonaro……
至今，世上仍有37个国家不允许堕胎，在那些不能随便出声的地方，女人们的子宫仍被牢牢地掌控在男权，教条和政客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