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利用”的义和团运动。
接受匍匐在地的奴才们庆贺的慈禧再次公开成为清王朝的权力象征,虽然她实际主政已经接近四十年。体弱多病的咸丰皇帝在热河逃亡期间驾崩后,慈禧通过与恭亲王奕联手顺利地战胜朝廷的顾命大臣,成为这个没落王朝的主宰。中历戊戌年,她再次与外廷权臣荣禄等人联手,绞杀了清朝最后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朝廷任命更多的满族人为重要官员,这些人无知、保守而贪婪,围绕在权力核心周围,充当最高决策顾问。变法的失败,使得大多数上层社会的精英都转向了革命,而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数量最为庞大的沉默的人民,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对列强侵略的愤怒与不满。
义和拳是活动在直隶、山东、河南与江南地区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早期与反清的白莲教有关。他们平时练习武术,秘密结社,为官方所禁止,只能在地下活动。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国社会的手工业逐渐破产,大量百姓失业而流离失所。洋务运动期间朝廷不断增加赋税,负担最终都落到了底层百姓头上。而随着西方传教活动深入各地,教徒与当地人民的冲突也日益频繁,这使得底层人民对西方列强产生了强烈的憎恨。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拳的矛头开始指向洋人和外来事物。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将活跃的拳民组织改称为义和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半官方的肯定。就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大量的拳坛出现。慈禧太后此时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活动心怀愤怒,她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拳民来对付洋人,因此下诏各级官员不得弹压义和团。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截断铁路与电线,攻击洋人以及教徒。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义和团在东直门抗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三日,大量拳民涌入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死教徒,掘开传教士的坟墓。六月二十日,义和团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发动义和团对北京的使馆区进行围攻。八月,由英、法、俄、日、德、美、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一路攻击,从天津港杀到北京。八月十四日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并在逃离之际下令官兵镇压义和团。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为义和团运动而引发的八国联军入侵事件以清朝失败、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而结束。
《辛丑条约》规定惩办罪犯、战争赔款白银4.5亿两、北京至海道驻扎外国军队等条款,使得中国彻底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七日,《辛丑条约》正式签署,而此时,外国军队控制北京已经超过一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俄国借口镇压暴民,向东北派出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强行占领了东北。这导致了列强纷纷提出租借和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引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1901年9月,奕劻、李鸿章(右起第一、二位)与各国驻华公使议和。
戊戌变法是由于上层士大夫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主动奋起寻求从内部进行改变来应对外部侵略的一场政治实验。它的失败并不完全在于维新派年轻、缺乏经验,事实上,正是这些年轻而对国家的未来有着深切忧虑的士大夫才会舍身投入这样一场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与旧势力的搏斗中,而那些位极人臣的实权派所做的,仅仅是为了保全个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很少能与底层民众的日常需求相一致。底层民众被各种神秘信仰、气功、武术等小传统所吸引。在列强强大的政治经济侵略背景下,他们自发的反抗为清政府所利用,造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悲剧。但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反侵略运动,也让列强看到了中国民间蕴藏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们瓜分中国的企图有所收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三日,美国向列强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强调应保持“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长远的安全与和平”。从此,明目张胆的瓜分行为逐渐冷却下来。
对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来讲,在最近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恋的仅仅是权位和金钱,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原因一点都不奇怪,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义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原因很简单,政权崩盘的后果都是由全民来承担的,其中灾祸影响最深的是那些普通民众。即使这些利益集团大都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身具有运行的惯性与动力,虽然这种动力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王朝一个个崩溃,但又一个个重建,人们尚未从中得出有益的行动经验。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中,我们尤其能看出这种罪恶的繁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