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河东游
公元前493年，已经五十九岁的孔子站在黄河岸边眺望着黄河对岸。他的身后站着一群跟随他周游列国的弟子。孔子看着奔腾的黄河，听着黄河咆哮的声音，神色失落地喃喃自语：“壮美的黄河水呀，汪洋浩荡呀！可惜我不能渡过黄河，这就是我孔丘的命运吧！”[i]孔子有此悲伤和失落实属正常。从他五十六岁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以来，一路尽是困顿和挫折。不仅其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更是多次陷入凶险之绝境。再回头看看他自己周游列国的线路，一直在东边的蕞尔小国群中打转[ii]。本来已决心渡过黄河去晋国见赵简子，看能否在晋国这样的大国施展拳脚，把儒学传播到文化相对落后的三晋和西部，结果此时又遭遇晋国时局动乱，不得不终止晋国之行。现在，他只能带着弟子们站在黄河岸边，眺望黄河对岸的晋国，悲凉之情顿时涌上心来。他冥冥之中有些预感，或许自己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跨过黄河，前往晋国去尝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
在众弟子中，有位特别年少的弟子一直默默地注视着老师。他努力地听着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他不想错过老师的每一句教导。他虽然只有十五岁，在当时众弟子中最为年少，跟随老师的时间还很短，但是此时此刻的他已经在心里立下一个誓愿：以后一定要回到故乡晋国去传播老师的学问，让老师的儒学在晋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这位少年叫卜商，字子夏，晋国温邑人[iii]。此时此刻的孔子也不知道，这位一直默默注视着、尊崇他的少年，在他过世后会跨过黄河一路向西，将把他的儒学带到一个新世界，推到一个新高度，影响华夏两千余年。
二、分裂与歧视
子夏在儒家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子夏被孔子归为儒学的文学科，不仅属于孔门“七十二贤人”，更是名列“孔门十哲”之一。[iv]子夏在儒家的地位之所以很高，那是因为子夏有很高的儒学造诣，有货真价实的学问。比如，子夏精通易理，著有《子夏易传》。他也善于《诗》《乐》，曾作《诗大序》。他更是精熟儒家六经，对六经进行过整理编订。尤其是对《春秋》之学的研究和传播，子夏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出自于子夏的传授，而《左传》通过专家考证，此书应该是由子夏和其弟子吴起共同编写，托名左丘明而已。所以，汉儒徐防曾上疏说：“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 在其儒家经典著作《 论语 》一书中，子夏就被提到过十九次。《论语》中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金句，不是出自于子夏之口就是因子夏而诞生。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言而有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等。
即使如此，作为儒家重要人物的子夏在当时却遭到了同门的歧视。在《论语·子张篇第十九》中记载了同门子张和子游对子夏的蔑视和不认同。子张说子夏：“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段话的大意是在抨击子夏交友的格局和准则。子夏认为交友应该结交可以交的人，而拒绝不可以结交的人，核心就是看人下菜碟儿。而子张认为子夏修行不够，因为作为一个儒家的君子，应该是上可以结交贤人，下可以结交普通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子游说子夏：“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这段话是子游嘲讽子夏学生的能力水平只能担当打扫卫生，接待宾客，应对进退礼仪等方面的枝节工作，而没有研究儒学的学术能力。作为同门师兄弟，子张和子游对子夏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和蔑视，其核心思想是不认同子夏是一个儒者，更别说大儒。
墨子死后，墨离为三，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儒家更为夸张，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儒家八派之说出自于法家的韩非子。《韩非子·显学》写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更有意思的是，用心研究儒家、专注打击儒家的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子，居然在划分儒家八派之时，对在儒家具有重要地位的子夏视而不见，完全漠视，这简直不合常理。唯一的推测只能是连法家的韩非也不认同子夏为儒家，是一位儒者。
作为儒家“七十二贤士”与“孔门十哲”之一，被孔子钦点为儒家文学科代表的子夏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同门和韩非子都不认同其为儒者，要知道孔子曾评价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意思是“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卜商呀。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可见，孔子对子夏的悟性和儒学水平是有肯定的。那子夏的问题出在哪里！
三、不走寻常路
子夏的问题在于他对孔子的传统儒学有些离经叛道，不走儒家学术的寻常路。对于这个问题，孔子在世时已经有所发现，所以孔子曾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大概意思是孔子劝诫子夏要做一个气度恢弘的学者，不要做个志趣偏狭的学者。孔子慧眼识人，在认可子夏的儒学水平，文学能力的同时，也发现了子夏身上有些“小人”的基因。那么何谓“小人”？小人的特征就是比较重利益和重权势。而子夏的行事作风，完全具备了“小人”的特质，下面分别说之。
重利益。在重利益方面子夏首先肯定百工与小道，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其次子夏做事注重当下之利，不拒小利。为此，孔子曾给予子夏以建议：“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看出了子夏的求利观，教导他做事不要图速效和小利。
重权势。在重权势方面，子夏主张学以致用，鼓励用学问去获得权势。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其次，子夏主张通过刑罚等强硬手段来保障君主的权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写到：“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
通过子夏以上的言论，确实看不出子夏像一位儒者。而且子夏对君子之风的界定标准也不同于老师孔子。孔子倡导的君子之风是“温文尔雅”，君子身上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子夏心目中的君子形象为：“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夏要塑造的君子之风庄重而严肃刻板，严厉而一丝不苟，这哪里像仁爱的儒者，反而像严酷的法家。所以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中抨击子夏一门为贱儒，其中就对子夏学派的形象尤为蔑视，其写到：“正其衣冠，齐其颜色， 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用今天的话来解释，荀子抨击子夏学派的人一天穿得周吴郑王，故意装得面色严肃，不苟言笑的假正经，完全脱离了一位儒者的形象，毫无传统儒者的君子之风。确实不假，子夏塑造的君子之风偏离了传统，不走寻常路。所以同门蔑视他，对他不认同，韩非也把他划出了儒家之列。或许，韩非觉得子夏塑造的君主之风更像一位法家，像自己喜欢且熟悉的形象。
四、管仲与孔子
子夏之所以在儒学的道路上不走寻常路，有些“离经叛道”，其实是有根源可寻的。儒学虽然发迹于鲁国，但是最早诞生的成熟法家思想却出现在鲁国的邻国齐国。齐国在齐桓公时期便由管仲开启了法家治国的模式，虽然过后田齐代姜，但是田氏齐国全盘继承了管仲的法家思想。管子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因为诞生于齐国，兴起于齐国，故称之为“齐法家”。齐法家因为诞生在以工商业和周礼立国的齐国，所以齐法家呈现出二元对立统一的刚柔并济模式。此模式不仅重视法治，也重视礼治。不仅视为农业根本，也视工商业之利为基石。不仅要国强，也同时要富民。齐鲁相邻，文化一脉相承，相互影响和渗透。所以子夏在跟随孔子学习儒学的同时，有意无意之间，也吸收了齐法家的思想。这就是子夏与颜回、曾子的不同，他不会死守孔子之道，而是会举一反三，能采他山之石，博众家之长。
另外，孔子本人对管仲的肯定和尊重，在无形之中也给子夏塑造了一个学习的对象和学习的方向。在《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中，孔子多次谈及管仲：“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对管子的德行、功绩和能力都给予了褒奖和推崇。老师都是管仲的粉丝，子夏当然更会对管仲的齐法家之学格外上心。
再者，在孔子和子夏所处的春秋时代，天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各诸侯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这个大背景下，学问讲究以实际政治功用为目的，即“富国强兵”，拒绝空谈和理想主义。而孔子的传统儒学讲究“克己复礼”，与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有些格格不入，不免流于理想化。而管仲的齐法家思想却注重实际功用，能真正做到富国强兵。子夏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以来，见到了太多孔子犹如“丧家之犬”的场景。子夏应该认识到了孔子学问的缺陷之处以及齐法家学问的优势之处。所以在主客观两大因素的推动下，子夏在“小人儒”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尊重老师和老师的学问，但是不盲从老师而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这是子夏和孔门其他弟子最大的不同。这就注定了子夏，必将是“我就是我，是儒家学派中不一样的烟火”。
因此，子夏在吸收了齐法家的思想精髓之后，对孔子的传统儒学进行了产品改造，自创了一套被传统儒学视为异端的“小人儒”。因为这套“小人儒”重视功利和权势，我权且称之为“儒家现实主义学派”。
五、跨过黄河去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四处分散[v]。子夏在齐鲁儒家发源之地倍受同门的排挤和歧视，他也感觉自己在齐鲁曹宋陈卫郑等传统儒学之地难以施展抱负。他想起了公元前493年前的那一天，老师带着他们站在黄河岸边眺望三晋，他当初埋下的誓愿种子，在此时此刻开始生根发芽，他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传播弘扬儒学[vi]。子夏终于跨过黄河，重新走入了三晋之地，去完成老师孔子想做却没有机会做的事情。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子夏在三晋大地弘扬儒学的岁月里，三晋大地风云变幻。晋国公室衰落到无以复加，赵魏韩三家分晋之势已基本形成定局。三晋之中的魏国在魏文侯的治理下异军突起，独领风骚。魏国在综合国力上不仅力压赵韩两国，更是通过军事战争大破西陲强国秦国，完全占据了秦国的河西地区，建立了魏国的西河郡。与此同时，子夏也在广收学生，努力传播儒学。李悝、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等才俊听闻“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来到了三晋，加之知晓子夏教授的是“现实主义儒学”，此学问不仅具有传统儒学的学术性，更具有在大争之世中富国强兵的功用性，所以先后拜子夏为师，跟随其学习。而正好又是魏文侯启用了李悝、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人才，方有魏国的富国强兵，一枝独秀。[vii]
子夏学生中有两位很有意思，一位是禽滑釐，另一位是吴起。禽滑釐，墨子的首席弟子。在这里我暂时考据不出禽滑釐是在墨子死后改投儒门，还是先师从子夏，再师从墨翟。但不论先后，禽滑釐都曾跟随子夏系统学习过“小人儒”，我相信这段学习的经历和学习的知识，影响着禽滑釐的一生。吴起，最先是跟着孔门的另外一位大儒学习，这位大儒叫曾子，也叫曾参。曾子虽然没有位列儒家的四科十哲，但是曾子在儒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后世尊为“宗圣”，成为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仅次于“复圣”颜渊。他曾参与编制了《论语》，撰写《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著作。除此之外，孔子临终之时，专门把其孙子子思托孤于曾子。即使曾子优秀如此，他的学生吴起还是转投于子夏门下。或许吴起已经对曾子的传统儒学失去兴趣，其认为在大争之世，曾子之学无法帮助他实现卿相之志。而子夏的“现实主义儒学”实际而有用，故拜入子夏门下学习。
子夏的私学办得欣欣向荣，终于在魏文侯二十五年（公元前421年），子夏的教学由私学走向了官学，因为魏文侯在这一年拜子夏为师了。[viii]魏文侯听闻子夏已久，身边的人才又大多出自子夏之门，好学的魏文侯打心底里认可了子夏的儒家学术。加之当时魏国虽然占据了秦国的河西领土成立了西河郡。但是魏文侯知道秦土易占，秦民难服，所以魏文侯想用子夏的儒家文化做文化渗透，使秦民彻底归化。基于此，魏文侯真诚拜子夏为师，奉子夏为上宾，请子夏和其门生前往西河郡开坛授课，广扬儒学。自此，子夏成为帝王师，儒家的西河学派正式诞生。西河学派的诞生具有其重要意义，其一，西河学派对秦国、楚国、赵国这些外族文化占上风的国家有着显著的怀化作用。其二，华夏文化的重心不经意间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使魏国俨然成为了中原各国中的文化宗主国。其三，西河学派培育出了大量的优秀儒家人才。例如公羊高与谷梁赤。其四，也是最要的一点，西河学派孕育出了三晋法家学派。李悝、吴起都是战国初期最优秀的法家领袖。魏国的李悝变法和后来的楚国吴起变法，都让国家面貌为之一新。李悝和吴起的变法，也掀起了战国各国变法的大幕。郭沫若说“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ix]
子夏的“小人儒”和孔子的“君子儒”，无所谓高下和优劣。没有孔子的“君子儒”，也不会有子夏的“小人儒”。子夏的“小人儒”是孔子“君子儒”的发展和进化，更符合当时大争之世的需要。孔子在世传播儒学之时，多为“丧家之犬”[x]。而子夏却贵为帝王师，被君王尊捧。子夏也是儒家第一个享有如此荣誉的大儒。所以梁启超也说到：“当孔子在世时 ,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 , 及魏文侯受经子夏 ,继以段干木 、 田子方 , 于是儒教始大于西河 。文侯初置博士官 , 实为以国力推行孔学之始 。 儒教第一功臣 ,舍斯人无属矣 。 ”
六、一路向西走
中国先秦时期的文明，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态势。山东半岛和河南中原地区的文明程度最高，其次是三晋地区，再次是吴楚地区，最后是秦国西陲地区。这个现象从《诗经·风篇》中就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子夏从高文明地区给三晋带了儒学和齐法家之学，但因为三晋之地的客观原因，子夏的学生们无法对子夏的“小人儒”进行充分完整的吸收和继承，而是在子夏“小人儒”的基础上再一次进行了扬弃，诞生出了“三晋法家文明”。那是什么客观原因，造成了“小人儒”在三晋的蜕变？原因不外乎两个：
第一，三晋地区位于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交错杂处的地域，《左传·昭公十五年》写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子夏的“小人儒”在此土壤传播，不可能不大量吸纳戎狄文化。那戎狄文化的特点是什么？蒙文通先生曾说：“戎狄民族，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德行，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因此，“小人儒”中儒家的基因被进一步摧毁，例如周礼和宗法制。第二，三晋地区并无工商业立国的基础。齐法家“富国强兵”的方法很多，但是没有办法直接用于三晋。所以齐法家中很多用于富民的思想被三晋法家所抛弃，只留下了刑赏之法和强国之法。在儒家基因受到摧毁的同时，齐法家的基因也遭遇了部分丢弃。基于此，“小人儒”不得不蜕变为更适合三晋地区的“法家学术”。
不过李悝和吴起等法家先锋毕竟师出子夏，其法家思想中或多或少保留了很多儒家和齐法家思想。比如李悝任魏相时，推行了废沟恤、尽地力、善平杂等一系列经济措施来改善民生。这些经济措施就充分体现了儒家的爱民和恤民思想。又比如吴起，吴起在争夺相位时所列的第一件事就是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吴起的这些思想，本质上就是儒家的尊尊亲亲思想。所以吴起变法中的一部分内容，又蕴含了对封建礼法秩序的恢复措施。
孔子在世时能猜测到未来子夏可能会“离经叛道”，子夏在世时已经看到学生李悝和吴起对他“小人儒”进行了二次改造。只是李悝、和吴起想不到，在若干年后有一个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学习他们学术的年轻人，带着“三晋法家思想”继续一路向西，步入了文明更加荒芜，国民性更加野蛮的秦国，在“三晋法家思想”的基础上重新锻造出了“秦法家思想”。这个年轻人就是卫鞅，也就是后来的商鞅。历史总是很有趣，李悝逝世于公元前395年。同年，卫鞅出生了。
我们可以看到，秦法家思想的诞生是儒家文明一路向西传播的结果。其文明的源点在于齐国的管仲齐法家思想和鲁国的孔子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经过子夏的融会贯通，变成了“儒家现实主义思想”，即“小人儒”。然后子夏跨过黄河，一路向西，来到三晋和西河弘扬和传播“小人儒”。但基于三晋的客观原因，李悝和吴起又对“小人儒”进行了二次改造，形成了焕然一新的“三晋法家文明”。再后来，卫鞅带着“三晋法家文明”继续一路向西，去了秦国。他在秦国的土壤里，又把“三晋法家文明”淬炼成了以后让山东六国闻之色变的“秦法家文明”。自此，儒家文明在一路向西中，“孔子”和“管子”，最终蜕变成了“商鞅”和“韩非”。
当商鞅的“秦法家文明”出炉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宣告秦法家和儒家一刀两断，势不两立。如果说子夏的“小人儒”是儒七法三，那么三晋法家则是法七儒三，但是到了秦法家这里，法家文明就是百分之百的纯度了，秦制由此诞生。接下来，就是绵延两千余年的儒法斗争。儒法斗争的结果就是自秦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奉行阳儒阴法和外儒内法。不过法还是那个法，味道一直没有变过，只是儒已经不再是那个儒。
注释
[i] 《史记·孔子世家》：“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ii] 其所游列国大多在今河南省与山东省内
[iii] 温邑后归魏氏
[iv] 《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v]《汉书·儒林列传》：“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vi]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
[vii] 《汉书·儒林列传》：“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郭沫若《十批判书》：“《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说者多以为即是李悝的异名，我看是很正确的。因为悝克本一声之转，二人时代相同，地位相同，思想相同，而李悝尽地力之教，在《史记·货殖列传》及《平准书》则说‘李克务尽地力’。儒家中既有李克，法家中又有李悝者，也就如儒家中既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杂家中又有‘《公孙尼》一篇’。《古今人表》中把李悝与李克分为二人，那应该是班固的错误了。”
[viii] 《史记·魏世家》：“二十五年，文侯受子夏经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ix]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x]《史记·孔子世家》：“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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