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对”悟空问答“的一个回答。题主的问题是：”历史上是儒学兴起之后中国女性地位才降低的吗？“。下面是正文。
题主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女性地位的降低，另一个则是儒学的兴起。这两个问题都是大问题，如果没有对全球文明和文明史有一个通透的把握，都无法准确回答。
先说中国女性地位降低问题。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看，女性地位的降低是个全球现象，在全球同步存在，因此西方文明中女性地位降低的情况也可参考。
那么人类文明为什么会出现女性地位的降低？原因是生产方式，首先是在游牧文化中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牧文明是出现在中亚东欧大草原。女性地位的降低就是首先在这里发生的。
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所谓的全球文明，实际上就是亚洲文明，当时地球上出现了三大文明圈。一个是东亚的中国，另一个则是西亚北非的古两河-埃及，第三个则是位于东亚和西亚之前的中亚草原。
这是人类文明的三大要素已经成型。西亚和东亚都是农业文明，相对比较富足，同时都非常注重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两者的秩序基础不同，西亚的秩序是基于宗教的，当时是多神教，而宗教则基于信仰，当然是包含着迷信的信仰。而中国的秩序则是基于契约的，契约则基于“诚”，基于心性。而中亚游牧则相对比较贫困、落后，同时也没有秩序和秩序感，而更注重眼前利益的维护。这样导致那里充斥暴力掠夺。
女性的地位之所以会首先在游牧文化中降低，根源就是这里所发展出的暴力文化，这也是人类战争的母体。在暴力和崇尚暴力的文化中，女性因为身体和生理原因天然处于弱势。
但是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游牧文化的暴力文化、歧视妇女的文化，仅仅局限于其自身，并没有向外扩张。也就是说，在中亚游牧文化之外，中国和西亚两个文明，以及其他更原始的文明中，女性并没有受到歧视，在很多地区反而比男性更受到重视。
当时的中国很可能是母系社会，家庭是以母亲为中心组建的。而西亚包括非游牧的欧洲部分，比较崇拜女神。在古两河和古埃及，他们的男性祭祀甚至要割掉生殖器，献给女神，这是太监的最早形态。是在神庙里服务于神的，而在宫廷服务于帝王。当然那时也没有帝王，没有宫廷。太监的大规模服务于宫廷是后来亚述帝国，尤其是波斯帝国时期的事情。
但是，公元前4000年以后，中亚游牧开始周期性地向往扩张，利用暴力向外侵略和殖民。原因有二。
一是人口增长。草原的人口承受弹性非常小，随着人口增长，必须向外寻找更多的新草场。而中亚草原位于当时最发达最富裕的两大文明之间，即西亚的古两河，即与其相邻的古埃及，东边则是中国。此为就是尚保持原始状态的广大地区，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欧洲，和南亚的印度。游牧的扩张朝向这些地区。
二是武力和移动水平的提高，包括马的使用和金属武器的使用。这些主要的暴力工具都是首先被中亚东欧游牧首先应用到战争中的。
之所以说，游牧的扩张之所以是周期性的，和人口增长的周期有关。这个周期大概是500年。公元前4000年之后，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以500为周期地发生大变化。对中国而言，这种历史的周期性变化，在夏朝以后便表现为朝代的更迭。
这也意味着公元前4000，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在中亚之外，人类的文明是祥和的，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暴力，没有强权和专制。无论是文明比较发达的东亚和西亚，还是尚处于原始状态的欧洲和南亚，都是如此。在这样一个不“任力”的世界，当然也没有对女人的歧视，女人的地位至少和男人一样高，甚至更高，因为人类都是由母亲所生育抚养，天然对母亲更亲密。
但是公元前4000年之后，在中亚游牧的周期性扩张之下，这个世界变了。之前的和平、祥和被打破，战争、混论、无序开始周期性出现。暴力和基于暴力的强权、专制开始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永恒病毒。真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
也就是说，女性地位的下降，不仅仅是女性悲惨命运的开始，而是整个人类文明悲惨命运的开始。女性地位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女性，而是和人类的整体密切相关。女权问题就是人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来自美籍立陶宛裔女考古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做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通过考古资料，她提出了一个“库尔干（坟冢）”文化假说。库尔干是一个独特的坟墓，首先被来自俄罗斯南部的中亚草原的游牧使用，然后通过追踪这种坟墓的扩散，可以复原当时中亚游牧的扩张情况。但是，她的关注点主要在东欧地区，因为她老家是东欧的。
金布塔斯认为，东欧原本是一个信奉女神的社会，这也意味着女性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时的东欧，原始而祥和，生活来源靠原始农业和渔猎采集。但是大约公元前4000年之后，这一切被一种新文化所打破。这种新文化，就是库尔干文化，他们是来自中亚草原的游牧人。
金布塔斯的研究具备一般意义。她实际上把整个人类历史分成两大阶段，有暴力阶段和无暴力阶段。而且认为暴力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只是偶然性地出现在草原游牧文化，为草原之外所无。草原之外的暴力，不是内生的，而是外传的。
这里的暴力不是指小规模的个人武斗，而是指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战争。战争对人类文明而言，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这种对战争的起源和传播的说法，更符合人类历史的真实。同时，也会让人类的本性显得更光明、善良，让人对人自己充满信心，对人类在未来彻底消除战争充满信心。
库尔干假说与全球其他文明的历史也非常吻合，包括当时最发达的两个文明，东亚的中国，和西亚北非的古两河-埃及。
就中国而言，在仰韶文化后期，便出现了暴力特征，龙山文化则更为显著。而暴力因素的出现，与外来文化的传入是同步发生的。因此，可以确认，暴力的兴起，与东欧一样，也是外传的，而且来自中亚游牧。
下面说一说儒家。
中国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两大段，无暴力阶段和有暴力阶段。只是这个时间或许要比东欧晚一点。暴力在中国的显著出现就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阶段，时间在公元前2500年打到公园前2000年之间。
这一考古事实，与历史记载是吻合的。历史记载中的第一次战争就是黄帝战蚩尤，就发生在龙山文化时代。
黄帝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历史记载的也非常明确，是“三皇时代”，从伏羲到神农，再到祝融。当然，三皇并非具体的人，而是指一个文化时代。总之，“三皇”时代是一个比“五帝”时代更祥和的时代。
用老子和庄子的话，就是“结绳而治”的“至德”、“至治”的理想时代。老子非常怀恋这样一个时代。《老子》第八十章专门对这个社会的状态做了一个描述，就是著名的“小国寡民”章，并呼吁，“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同时《周易 系辞》也提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结绳包括后来的书契，都是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那时，人与人关系的调节，生产生活中的协作，都是靠契约，或者说是契约式的。总之，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契约，因此可以称之为“契约时代”。
《易经》则是另外一个文明要素，偏重抽象的理论和内在的心性。契约偏重具体的生活实践，两者实则为一体两面，因为契约的基础在诚信，属于心性范畴。
但是的契约于现代的契约有着本质不同，可以称之为直接契约，契约的基础在契约双方直接的信任，即“诚”。而现代的契约的基础则在法律，而法律的背后则是暴力支持。现代的契约是一种间接契约，契约的基础不是契约双方的直接信任，而是作为两者之外的最高权威法律。
但是，即便在原始形态的直接契约中，也是需要一个契约中介的，因为契约双方在契约的签订和执行中，往往会出现分歧，争论，此时就需要一个中介去“评理”、调节。这种契约中介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大人”来承担。
“大人”就是结绳时代的契约中介。他们是义务的，而且是仅仅依赖自己的道德威望和义理水平，没有任何的强制权力。同时，他们也仅仅是评理，而不对事物本身进行干预。
“大人”还有其他很多称呼，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儒”。儒的甲骨字形，为个“大”加上两侧的两点，“大”即大人，而两侧的两点，代表象水一样遵循，即对大人的遵循。即契约双方要尊重、遵循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
甲骨文“去”为“大”下一个“口”，“大”是大人，“口”是语言，整个字形就是大人的语言，大人的话。“去”不是一般的去，而是去找大人评理，听听大人怎么说。因此，“去”也是“法”的本字。后来，加氵独立成“法”。氵就是水，指代象水一样遵循。“法”的意思就是“大人的语言”，即大人所讲的道理。
在契约时代，契约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而大人在契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契约之治”也可以说是“大人之治”。大人、儒也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最早的“政治家”。
但，中国面临来自北方的游牧文化入侵时，最先组织反抗的也是大人、儒。正是在反抗游牧的侵略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府，最初政府的成员都是来自民间的儒、大人。
因此，儒代表着中国固有的文化，这种文化远在游牧开始入侵中国之前就成熟存在了。在游牧文化入侵中国之后，也正是儒在努力捍卫着中国固有的文化，不仅抵抗其武力侵略，也抵抗其文化侵略。
游牧自身的文化是暴力、无序，比较落后，但是在游牧的周期性向往扩张中，也受到东西两大文明的影响，并作为文明交流的中介，使得古中国与古两河埃及之间出现大交流，大冲突。正是伴随着游牧的入侵，古两河的多神教文化也传入中国。也正是大人和儒，对外传的多神教进行抗击和改造。
在孔子之前，大人、儒都是实践的，开始是作为契约中介，后来又进入政府，成为官员。他们也思考和学习，但都是辅助性的。学习的职能没有独立。但是，孔子之后，儒的学习的职能开成独立出来，甚至成为一个主要职能。而儒也成为一个学派，一个中思想。
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的契约时代正是在孔子时期开始崩溃的，“礼崩乐坏”的实质，是契约时代的崩溃。孔子的意图是在契约时代崩溃之后，总结和继承契约时代的基本精神。
二是，汉字这时开始由此前的用于祭祀，开始普及，与语言的结合也更紧密，可以书写整篇的文章。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书开始出现。孔子利用了这个潮流，利用了当时的“新媒体”——书，去研究和阐述古代的半成品的书，即《五经》，藉此提炼契约山时代的基本精神，教学传承。
“礼崩乐坏”实际上还是在北方游牧的冲击下发生的，此时他们带来了一种新文化，叫“法家”，追求利益和暴力。这种新文化的形成是在西亚的亚述帝国，并被后来的波斯帝国发扬光大。
春秋战国实际上一个法家时代，或者说被法家冲击的时代。也是由儒站出来，反抗法家。
直至西汉成立，中国连年混战的状态才最终结束。到了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固有传统的回归。尽管此时儒家已成成为一个学术流派，但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学术流派，而是直接代表和继续中国古老传统的流派，是中国固有文化之嫡传正宗。
此后，儒法之争、义利之辩、王霸之辩 也成为中国学术上的一个永恒话题。
因此，儒家是代表中国固有文化的。而中国固有文化是绝对反暴力、反强权、反专制的，是契约式的、心性式的，追求的是契约式的公平和相互尊重、诚信，追求的心性自由。
因此，儒家绝对不是女权在中国地位降低的原因，恰恰相反而是阻止女性地位降低的核心力量。但是中国的女性地位的确降低了，这只是说是儒家的力量还不够，还未能完全抵抗和消除传播而来的暴力文化，包括后来的法家。
从人类文明的整体的历史而言，唯一从心性的层面看待人，并以维护人的心性自由宗旨的，唯有儒、儒家，儒人作为人理念的创造者，也是“政治”理念的创造者，人的独立意识和政治，都是由中国的儒所发明，并随着一次次的文明大交流，而传播至世界。但是，人们对此却“日用而不知”，尤其是中国之外的人们。他们反而认为这些美好因素都来自神的赐予。其实真正的神就是中国古代的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