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进程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梅因教授
01前言
最近两年我一直专注于研读历史著作，陆陆续续读了不少优秀的书籍，类型包括中国古、近、现代的发展史、世界文明的演进史、当然也包括整个人类进程的历史。
在这两年的求知过程中，我逐渐养成一个阅读偏好，就是相比起具体的历史事件，我往往更专注于去推敲一些根源性的问题，试图通过层层剥离事件表象来探索问题的核心，最后再回过头审视这一整套历史事件背后的运行逻辑。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能让我更透彻地去洞察历史，拥有一个更高的视角去观察一系列事件而引起的全局变化，从而切身地感受到历史的温度。
而伴随着这一系列思维的推敲过程，却在无形中对我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审视问题所站的高度进行了一定强度的训练，由此而磨炼出的能力也必将会转化为现实生活中我个人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种阅读思考方式想来便是所谓的“读史致用”，也是我个人读历史的一贯以来所用的方法，故我常常乐在其中。
举个例子，譬如我这段时间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古代的中国文明是极其辉煌灿烂的，其无论在政治制度、人文经济抑或是军事国力等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为何却在十六世纪之后就开始停滞不前并被西方远远甩开？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华夏文明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源性的因素是什么？
因为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不对，文艺复兴只是过程，不是原因。因为西方突飞猛进的科技水平？也不对，科技的发展只是结果，也不是原因。还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有点着边了，但依然不对，社会制度只是个统治工具，也不是这个问题的最深层原因。
于是带着这个疑问，我不断地翻阅相关的书籍，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和一个东西密切相关，那就是社会协作的效率。毋庸置疑，在同一时间轴下哪个文明的协作效率更高，它的演化速度就越快，文明就越发璀璨。
接着我们继续把问题再递进一层：这个社会协作效率的高低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答案是社会形式，可以理解为社会中资源的组织形式。为了突出对比，我们可以从前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这两种社会协作效率差异巨大的对比着手。大家尝试思考一下，前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这两者在组织形式上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靠权威来领导人类进行社会协作；而后者则更多是通过契约制定人的行为准则来达成社会协作；前者注重的是身份权威、层级、特权；而后者则注重平等、契约、自由、阶层流动。
前现代化社会的权威，譬如古代西欧的城邦领主们，在自己的庄园领地内是有独立的行政权的，在他的身份下所赋予给他的义务就是维护这片庄园内的小社会结构的稳定，减少动荡，人们在领主的领导下各安其位，让不同身份的人负责与其身份所对应的职责。而这种社会形态是特别注重身份出身的，身份决定了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权力，这个权力就正是引领人们进行协作的权威。譬如奴隶主就是奴隶们的权威，贵族就是平民们的权威，国王是贵族们的权威，整个社会的权威们各司其职，使得各个层级能够更好地进行协作，从而使社会更加稳定，更容易走向繁荣。
而现代化社会则更多是通过契约来促进社会进行更广泛的协作，譬如我们现代的企业是通过劳动合同与雇员形成协作关系来推动产业运转，雇员或企业对对方不满意时可以随时解约，终止这个关系；再譬如婚姻，我们现代夫妻关系都是通过一纸婚约结合在一起的，契约赋予了双方合法的夫妻关系，双方必须在契约协定下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当然如果双方觉得不满意，也可以随时协定放弃契约，重新回到自由社会；所以现代化社会协作运转的最基本面就是契约，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身份、没有特权，每人都是根据契约来制定自己的义务，约束自己的行为，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前现代化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身份社会”，又或者换成另外一个我们更熟悉的词“封建社会”；现代化社会我们也有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契约社会”，又或者说“法制社会”。
通过观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强调身份依附的社会中，每个人一生的成就大多取决于其出身是否高贵，底层的人很难打破阶层界限；而一个强调契约自由的社会则越会赋予底层人机会，每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突破出身的局限，从而打破阶层的藩篱。
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主题：身份社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它和契约社会在协作效率上产生这么大的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相信只要我们把这一层逻辑弄清楚，前文提到的中西发展差距的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
02部落融合-人类社会的幼年阶段
我们现代人特别是当代中国人对身份社会这个词已经很陌生了，一定要追根溯源的话，中国纯正的身份社会就要一直回溯到西周、春秋时期，再后一点的战国都不能算，就更不用说秦以后的皇权专制社会了。
而历史上出现一样新的东西是必定有缘由的，当文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必然会演化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来迎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而不断地将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
譬如原始部落时期，从大的历史层面来看其最终的发展主题必然是部落融合。为什么？因为同一片区域内是多部落并存的，这些部落之间有交易有战争，人类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然要让整个区域社会的更趋向稳定，交易来得更频繁，战争变得更加少。故只有各自融合了，成为自家人，才能达成这个目标，从而取得多方获益的多赢结果。否则整天为了争夺资源而大动干戈对各方来说只会是零和博弈，必然不能保持长久。
融合的方式有很多种，譬如彼此联合或结盟，但历史上更常见的形式是征服。一般来说都是由实力最强劲的部落把周围的其他较弱的部落都打服了，逼迫他们承认自己为天下共主（远古中国三皇五帝时期），多个部落经过融合后就成为了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华夏文明），臣服的各个部落要服从老大的命令，各方之间交流要尽量地减少摩擦，携手共进。当遇到不听话的部落，部落老大（天子）就会带头组织起联军去把他揍一顿，通过这种形式维持了区域内的繁荣安定，中国历史一直到商代，都是这种统治模式。
当然这种统治方式较为原始，就好比猴群里选拔猴王，首先由最能打的猴子把周围的小猴都打服了，逼迫猴子们拥戴它为猴王，并定期给他送上一些香蕉、桃子等（进贡）。而猴王是有义务维持猴群治安的，有挑事的小猴猴王就会组织猴子们把它揍一顿，甚至逐出猴群。
但这里有两个天然的逻辑缺陷，一是部落的老大往往只是个权威摆设，他并不能实实在在地掌控每一个部落，他只能在某个部落犯下错误时组织大家去讨伐，但对于该部落内的事务他是无法干涉的，所以每个部落都可以自由地发展实力；二是由于他这个老大的地位是凭实力打下来的，反过来说，当他被其他部落实力增长超越，别人也能轻易地把他这个老大的位置抢去，就像某个小猴长得更强壮了，就把老猴王撵走一样。
譬如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就都是这个套路。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我们暂且不论夏桀与商纣王的个人品德如何，但同时期的商部落与周部落的发展势头已直逼当时的天子，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当这些小部落经过发展后实力比原来的老大更加强大了，下一步就自然要取而代之了。
03西周分封-中国身份社会的由来
历史进入周代后，这项统治技术进行了一次迭代。首先，周天子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口头上的天下共主，开始有了想把这些地方实实在在管起来的野心。其次，针对于上文所提的两个逻辑缺陷，周代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设计，主要如下：
第一是采用了分封制。把自己的亲属或大功臣分封到全国各地去当诸侯，平定天下，巩固当地的统治，这些诸侯们都是自家人，都与周天子有着血缘关系，一般不会轻易叛乱，另外这些诸侯也可以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捍卫王室；
这种做法就好比我们早年的家族企业，在规模还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老板是绝对不会相信职业经理人的，他只能依赖身边的亲戚帮忙管管帐，打理业务，来共同把这份家业看守住。
但这些周王室的亲戚们当然也是没有管理技术的，他们对封地里的环境不熟悉，业务也不熟悉，只能依样画葫芦，再把自己的儿子、亲戚甚至功臣在他的领地下进行分封，而这些得到封地的人在自己的领土内是有治理权的，他也在自己的圈子里也照搬这一套。于是就形成了天子-诸侯-贵族-士大夫-平民-奴隶这样像千层饼一样一层一层的社会结构。它是一层一层的对上负责的，这种社会制度就叫做封建制度。
第二个措施是制定礼制，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制礼”。这是基于分封制而延伸的一套制度设计，周礼规定了封建制度下每一个层级应该遵守的义务和责任，每一个层级的人都有一套对同层级、上下层级的行为规范准则。这就使得每个人都在固定的框架内行事，相互制约，从而维系了社会层级的稳定。
第三，周代统治者规定了诸侯国军队的编制规模，限制了诸侯国发展自身力量。当时的军队是采用“军”为编制单位，一军编制兵员是一万五千两百人，天子可拥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最多只能拥有三军，次一点就诸侯国拥有两军，小国就只能拥有一军了。这样就保证了周王室对其他诸侯国在军事上的碾压性优势，利用这支力量同时也可以为周礼保驾护航，若有违背礼制者，天子可组织诸侯进行讨伐。所以在西周强盛的时候，天子的权威是无上的，人人都是绝对的遵守周礼，不敢僭越。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制度下，整个社会是由多个层级组成的，每一个层级的人都有着自己的身份，亦有着这个身份与之对应的义务。而这个身份是世袭的，假如你是贵族，那么你儿子也是贵族，孙子也是贵族，就能分到一份这个国家的权益；若你是平民，那对不起，就算你发了大财，也只能算是个暴发户，是永远成不了贵族的，也永远不会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核心利益群里去。所以这是一个身份社会，也是一个特权社会。
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国家就是一种公共财产，它与皇权时代整个国家是皇帝的私人财产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身份社会时期的国家并不是国君一个人的，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内所有的贵族阶层的。国君-贵族之间相互制衡，所有国家层面的决策都要通过贵族们来表决决定的，国君不能独裁。
为了表达得更形象，下面我们以村落来举个例子。
譬如有一条叫赵家村的村落，村里面的人主要由赵姓人构成，村长姓赵，所有的村干部也都姓赵。村里的人有穷有富，但都和村长或村干部有那么一点亲戚关系，所以，即使这些赵姓的村民再穷苦，他们在村子里也是有一份政治权利的。
而赵家村当然也还有一些外姓人，他们在村子里是属于弱势群体，政治权利和他们丝毫沾不上边，他们只能闷头干苦活累活，为赵姓的统治者创造剩余价值。
倘若我们把“赵家村”换成“赵国”，就正能说明西周到春秋这一时期的身份社会的基本原理了。村子里所有人赵姓人，无论是普通村民或村干部都是这个“赵国”的贵族，从公卿到士，大家都有政治权利，大家都和国君（村长）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而那些外姓干粗活的人就都是“民”，他们在村子里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和国君（村长）也没有血缘关系。
可以看到，身份社会实行的是一种贵族民主专政，这个赵国并不是属于国君一人的，而是属于村子里所有的赵姓人，但无论如何，它绝对不会属于村里那些外姓人。
04战国时期-中国身份社会的瓦解
弄清楚这层逻辑后，我们发现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前运行的社会制度其实也差不多。虽然我们印象中欧洲的领主们都是膀大腰圆的，但他的管理技术是极其低下的，他没办法对社会的每一个层级进行管理，只能管理自己的下一级，而再往下呢？就通过自己的下层对再下一级进行管理，他们的管理模式也是如此一层一层的对上下负责。所以欧洲当时盛行一句话“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意思就是我只对我的上下级负责，超过了这个范畴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我们把视角再切换回到中国，身份社会这套玩法到了战国时期就玩不下去了，原因就在于战国那个社会变革激烈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实在太聪明了，发明出一套能击穿整个千层糕、把影响力渗透到每一个层级的制度。这套新玩法可以把社会的每一股力量，甚至每一颗米都能迅速地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强大力量。从此中国的社会再也不是层次分明的身份社会，皇权一支独大，任何能制衡皇权的贵族势力都不存在了，任凭你职位再高，位极人臣，你的位置也不是世袭的；任凭你家族再旺盛，皇帝一个不高兴就能让你满门抄斩。
这种统治制度就是中央集权，它发源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其实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在搞变法，大家的形式差不多，目的也差不多。出发点都是如何能集结每一层级的力量，收归到中央，再由中央把这个力量迅速投送到战场去，取得对敌力量上的碾压性优势。
这套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被激活了。原本在身份社会时期由贵族阶级垄断的权威地位，现在向全社会开放，只要努力拼搏，每人都能在这个国家里获得一席之地。而传统的贵族社会则彻底解体，他们再也没力量跟皇权叫板，并慢慢淡出了主流历史舞台。顺便说一下，这一整套制度的发明，我们足足领先欧洲两千多年，欧洲人是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搞出了个类似的东西，而且很多内容还是跟我们学的。
那具体到执行层如何操作呢？首先在国家治理层面实行郡县制，淘汰分封制。从此在地方上握有实权的人，再也不是由一个家族世袭的，而是由中央任免某一官员到地方上任，任期到了再把他调任到其他地方当官。由于反复调任，这名官员很难对单一地方产生深远影响，这样彻底杜绝了贵族层级的形成，而中央则把所有代表权威身份职位的分配权都收归到自己手里。
其次，中央利用这个分配权对全社会进行公开招聘。而招聘方式在隋唐以前的主流是用察举制，隋唐之后用科举制-这项措施极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要知道战国以前的身份社会一个人要有所作为是很难的，因为阶层是固定的，上文业经分析过了。但随着身份社会的解体，阶层流动的缺口就被打开了，即使你出生于寒门，也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换个角度也一样，即使你当下飞黄腾达，但若家族开始堕落了，一样也会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这样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了盼头，自然就不会有什么想作乱的想法了。
从中央的角度看也一样。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得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太宗说这话并不单单是因为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说的。他认为通过科举可以将贫寒学子笼络到朝廷中来,使以前怀才不遇的庶族子弟能够为唐朝效力,而更高一层的眼界是指科举制度稳固了统治！科举制度下有学问的人都不琢磨去推翻朝廷了，而是去通过考试一心求官，在地方扎根深厚的豪门也因为进朝廷当官而脱离了当地的关系，豪门势力随之瓦解，有利于巩固皇权。
第三，在土地管理上把所有权和统治权分开。所有国内的土地上运行的都是帝国的统治法律，土地的主人仅仅是拥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再也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再搞一套自己的治理模式。这同样对社会的协作效率产生了巨大影响。
下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西欧同时期的领主式经济模式和中国的地主式经济模式，来观察一下这两者的协作差异。
在欧洲身份社会时期，土地归领主所有，另外领主在自己的庄园内是有独立的司法和行政权的。为他工作的是农奴，而他和农奴的关系更多的是依附关系，而农奴劳碌终生也始终是个奴隶，他不能更换主人，只能尽自身最大努力去劳作，以讨主人欢心。
而同时期中国的地主式经济，正如上文所说，土地的所有权和统治权却是分开的，地主和佃户、租户更多的是契约关系。
这种形式可以理解为以土地为标的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的身份更像是资本家，他的资本就是土地，他通过在劳动市场招聘雇员-农民，双方形成以田租为结款方式的契约关系，农民出卖劳动力为地主生产农产品。双方在这个契约框架下进行合作。像工人有选择接受哪个资本家剥削的自由一样，农民同样也有选择接受哪个地主剥削的自由。
在这种土地制度下，中国的地主式经济是远比西欧的领主式经济先进，因为它是相对契约自由的，所以中国的农民也远比西欧的农奴有更加大的劳动积极性。
同样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整个社会是有明显的通道来促进阶层的流通的（正如上文的科举制），譬如若地主贪图玩乐，不思进取，那么在用不了几代就会沦落到靠出卖土地为生的田地，最终把所有家业败光后变成贫农；而贫农们也可以通过勤劳肯干，发愤图强一步步地积累财富，最后甚至买田置地，一跃而升格为地主。
传统的观念一直对中国封建社会有个误解，就是认为民国之前都可以统称为封建社会，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特指从西周到春秋那个历史阶段，因为这段时期才符合封建社会概念上的一层一层的分封结构。
而中国从战国开始就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它是中央集权的帝制专制社会，因为所有的封地的领主都没有了，也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世袭贵族了，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人财产，皇权成为一支独大的独裁者。中国在战国后完美地完成了社会的转型，而欧洲的身份社会解体则要一直等到资本主义革命之后。
05从身份到契约-人类社会的演进方式
到此我们就可以解释文章开头提到的问题了。为什么古代中国如此辉煌灿烂而西方社会却贫困落后？因为中国自战国后就已经摆脱了身份社会的社会形式，激活了阶层的流动性，人人都有盼头了，社会协作效率自然提高了。而西欧直到文艺复兴后人们才开始觉醒，在之前一直都是阶级固化的身份社会，平民的生活根本看不到希望，整个生产的积极性的降低了，社会协作的效率的自然低。协作效率一旦变低下了，那么它的文明演进速度自然就慢了。
为何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就一举超越了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先进的文明？因为他们创造了更具契约自由的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让全社会通过契约进行更自由更广泛的协作，由资本牵头，聚集全社会的智慧、思想、人力来全面发展。而中国呢？皇权制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了一个强大的魔鬼，自我膨胀也使得它的社会协作效率一直停留在原地。但它对自己的制度依然充满着自信，若不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中国人估计还会继续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
梅因教授在《古代法》里提到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进程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越是进步的文明则越强调契约自由，越是落后的文明却越会强调身份层级。我想，这就是我写本文最核心的表达内容了。
谢谢观看！
参考书籍
《春秋大义》熊逸
《罗马人的故事》盐野七生
《中国从哪里来》罗辑思维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