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239年（始皇八年）对秦国和秦王政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连续发生了三件大事，而每一件事都有可能会改变秦国和秦王政的命运。为了更好的说清楚公元前239年发生的三件大事，就不得不提前交代公元前238年（始皇九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公元前238年，虚岁22岁的秦王政正式行冠礼开始亲政，《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到：“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按周制，男子应该二十岁行冠礼。《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但是对于天子和诸侯来说，为了早日执掌国政，通常会提早行礼。传说周文王十二岁而冠，周成王十五岁而冠。由此可见，秦王政的冠礼有些姗姗来迟，行冠礼时的嬴政也有些“超龄”。
再来看一下秦王政行冠礼亲政的前一年发生了那三件大事情。第一件事情，秦王政之弟，长安君成蟜发动叛乱，在屯留叛秦降赵。《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鹤反，戮其尸。”第二件事情，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第三件事情，《吕氏春秋》正式编撰完成[i]。
三件事情看似比较孤立，但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首先，长安君成蟜的叛乱应该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成蟜的叛乱内有秦军将领和士兵的拥护，外有赵国的策应，应该是蓄谋策划已久。之所以在公元前239年发动叛乱，是因为成蟜觉得造反时机已经成熟，还是被秦王政逼反，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知道的是，秦王政通过此次戡乱，消灭了来自宗室的不稳定因素。其次，嫪毐应该参与了此次戡乱并获得了军功，从而在后台势力的大力推动下，被封长信侯，直达军功爵位的最高级别。在秦国，无军功不得授予爵位。即使嫪毐有十分强大的后台势力，也很难空手套白狼，直接打破已传七世的巍巍秦法。结合前有成蟜叛乱，后有嫪毐封侯，故推断嫪毐与戡乱成蟜之间存在军功联系。嫪毐的后台势力应该是抓住了嫪毐的这个军功机会，卯足了劲把嫪毐推向了军功爵的顶峰。也正是如此，膨胀至极的嫪毐于次年，在秦王政行冠礼亲政的那一年发动了叛乱。嫪毐的这次叛乱最终遭到失败，但是为吕不韦的下台却埋下了伏笔。最后在这一年，位高权重的相国吕不韦召集天下名士，拼尽全力在秦王政行冠礼亲政的前一年，编撰完成了一部与秦制“唱反调”的《吕氏春秋》。
二
《吕氏春秋》中的精神基本上与秦制背道而驰。卫国人商鞅，在秦国开创了以法家思想为主，墨家思想为辅的“君主集权制”。此治国方略能让君主的权力如臂使指，同时能最大化汲取民力。从而秦国从“诸侯卑秦”变成了“诸侯恐秦”，秦国一强独大，传法七世。但是另一个卫国人吕不韦，却想把秦国的治国方略带到以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为主的道路上去。这注定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较量。所以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斗争，并非是因为子虚乌有的宫闱之乱而引发的祸事，也不是莫须有的亲生父子之间反目成仇，而是一场儒道与法墨的斗争，更是一场君主集权与君臣制衡的较量。
吕不韦来自有经过儒家文明洗礼过的卫国[ii]，因此拥有和秦国君臣不同的治国视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已经基本和儒家思想绝缘。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写到：“荀卿，先秦儒家最后的这一位大师，在昭王时曾入秦，昭王见他时开口便说：‘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昭王的丞相应侯范雎问荀卿‘入秦何见’？荀子答应他：山川形势胜，民风纯朴，百吏忠实服务，士大夫不朋党比周，朝事无留滞，然而说不上王道，其原因就是“无儒”（《荀子·强国》）。这可见在昭王时儒术还没有入秦，而道家是更无用论了。”而吕不韦入秦主政，内心装有东学西移的愿望，想在秦国播种下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种子。钱穆先生在《秦汉史》中写到：“秦人本无文化可言，东方游士西入秦者，又大多为功名之士，对其故土文化，本已抱不满之感，欲求别辟新局以就功业……其大规模的为东方文化西渐之鼓动者，厥为吕不韦。吕不韦亦籍隶三晋，然其在秦所努力者，实欲将东方学术移植西土。不仅如商鞅范雎诸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白而已。”“不韦乃欲将东方学术文化大传统，移植西土，其愿力固宏，其成绩亦殊可观，即今传《吕氏春秋》一书，便是其成绩品也。”
当然，商鞅也来自卫国。张仪、范雎、李斯皆来自山东六国，他们都应该受过儒家文明的洗礼。但是他们在入秦后，皆抛弃了儒家文明。商鞅抛弃儒家文明，是为了打造他的法家功业。而张仪、范雎和李斯却是在强大的君主集权制力量面前，因自身利益的考量，主动放弃儒家文明而积极融入秦制，沦为秦制战车上的重要部件。但是吕不韦却不一样，吕不韦是商人，除了曾被儒家文明洗礼以外，他还兼具商业文明的思想。而商业文明天生就具有排斥君主集权的基因，具有民权民生民本的基因。欧洲的文艺复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帝制变为立宪和共和，源头皆在商业文明的兴盛和发达。这也是秦制社会为什么要重农抑商的原因。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在固定的土地上从事着春耕、秋获、冬藏的单一农业活动，缺少与外界交流和沟通，因而安土重迁、守常畏变，凡事不喜争讼，这使得他们相对于工商业者而言更容易被统治。而工商阶层的一旦崛起，他们可以依仗雄厚的经济力量和统治者分庭抗礼，甚至于干预国政。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文明的发展，工商业阶层接着势必会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等新价值观。而这些新价值观念的产生，会对君主专制集权统治带来巨大的威胁和挑战。而吕不韦作为一个大商人出身，恰好拥有了商业文明的思想和民本主义价值观。这将注定他会拥有工商业阶层的政治追求，也将注定他出将入相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格局将不同于张仪、范雎和李斯等人，更是将注定他不会仅仅成为秦制战车上的一个零件。
因此，吕不韦是秦国政坛上不一样的烟火，他迥异于秦国之前所有的权臣。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李斯在《谏逐客书》[iii]中歌颂了孝公时期的商鞅，赞美了惠王时期的张仪，称赞了昭襄王时期的范雎，唯独不提庄襄王时期和秦王政亲政前吕不韦的政治功绩。吕不韦自入秦从政以来，已经发现秦制之弊。出于为国计，为君计，为己计，吕不韦决心在秦王政行冠礼亲政前，利用好自己手中的相权，竭尽全力对秦制进行纠偏和调整。既然要纠正和调整现有的治国方略和国家体制，那么就必须要有新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略宣告天下，思想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吕氏春秋》应运而生。
三
《吕氏春秋》看似是杂家之说，里面涉及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纵横家和阴阳家等各派学问，内容兼蓄并收，但是其核心思想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全书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在此思想准则和价值尺度的基础上再对其他各派学问进行有选择性地吸纳，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这套学说一出，其内容基本上和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制形成对立。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写到：“可见秦始皇与吕不韦，无论在思想上与政见上，都完全立于两绝端···像这样绝端的对立，两人的关系当然不能善终。但为什么会相异到这样呢？这并不是两个人的对立的问题，而是两个时代的对立。”据此，郭沫若在书中专门做了一张表，从“世界观”“政治主张”“一般倾向”三个大方面对吕不韦和秦王政进行了对比。例如，在世界观中，吕不韦注重平等，秦王政注重阶级；在政治主张中，吕不韦宣扬民本，秦王政宣扬君本；吕不韦推崇裂土分封，秦王政主张分设郡县，君主集权；在“一般倾向”中，吕不韦注重尊师和学习内容的多样性，秦王政主张以吏为师。对于《吕氏春秋》和秦制的种种不同，重点介绍其中两项差异。通过了解这两项差异，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第一项差异，吕不韦主张君道虚，臣道实；秦王政主张君主集权。吕不韦的这个主张是基于道家“法天地”的思想。道家认为万物只有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清平盛世。依据此原理，吕不韦认为君臣关系也应该按照天地的关系来建立。君主就要如同天一样，没有具体的形象，是空灵无为的。君主要无为而治，要充分发挥臣子的聪明才智，让臣子各司其职。其实吕不韦所说的君主无为并非荒政无所作为，而是要分清君臣职责，不要把大小权力都抓住不放，干预臣僚履行各自职责；君主的主要职责，是选贤任能，让百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履行好各自的职责。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吕不韦的君道虚，臣道实，其核心要义就是要限制君权，构建君臣强弱关系对等，力量相互制衡的治国政治体系。在这一点上，吕不韦的追求有点类似一千多年后的英国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联合逼迫英国国王签署《大宪章》，从法律上限制君权，把君权关进笼子里。“弱君”并非不好，君主稍微弱一点，不折腾，有“强臣”制约，普通人民的生活方可安稳，例如西汉的汉文帝。如果是“强君”，例如秦皇汉武，那便是折腾天下，民怨鼎沸，民不聊生。但是做为君主，永远想追求的是最大化的集权，让权力如臂使指。这也就是为什么《商君书》和《韩非子》永远是君主的枕边书，而《管子》和《吕氏春秋》长期不受待见的原因。吕不韦的政治主张显然和秦王政所追求的“法术势”南辕北辙，这是他们走向分裂与对抗的最重要的差异之一。
第二项差异，吕不韦尊重民意；秦王政主张愚民。在《吕氏春秋》中，有大量的笔墨在宣扬尊重民意。《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云：“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必成。”又曰：“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精通》）“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爱类》）“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用民》）“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意为故（事）。”（《行论》）“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怀宠》）。这些言论充分反映了吕不韦等作为接受过儒家文明、道家文明和商业文明洗礼过的工商业阶层，已经有了初步的民本思想，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思想文明。这种文明发出声音，让人振聋发聩。但是秦制社会对于民众的主旋律，却是愚民。这个主旋律，在商鞅变法时就已经奠定。“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只要国家的法律制定得很通俗明白，而且刑罚的执行力度很高，那么民众越愚昧越容易治理。“（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商君书·弱民），这句话的大意是说老百姓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老百姓弱，就安分守己，老百姓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一言以蔽之：知识越多越反动。“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这段话是商鞅在交代如何让愚民政策落到实处，商鞅认为坚决不能因为战功和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赐予民众任何官爵，尤其不要因为知识而给与官爵，如此久而久之，民众自然就会鄙视学问专心务农了；民众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民众愚昧，就不会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没有这些信息交流，民众就会一心务农；民众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秦制社会需要的是“愚民”，愚民就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他们只要会下田耕地、会上战场杀人就足够了。但是吕不韦却在到处高声疾呼“民意”，还在《吕氏春秋》里面专著《劝学篇》和《尊师篇》强调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更是在书中宣扬要重视音乐教育，认为音乐有潜移默化移风易俗之功效。这些论调完全背离了秦制社会的中心思想。
就以上两项政治主张的巨大差异，就注定吕不韦和秦王政这两股政治势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他们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在所难免。更不用提吕不韦还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这些言论在秦王政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包藏祸心。
四
综上所述之后，再来看一下公元前239年发生的这三件大事。现在观来，这三件事情就存在有逻辑的暗线联系了。
第一，长安君成蟜谋反，虽然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吕不韦与成蟜叛乱有任何的关系和勾连，但是至少成蟜被诛对吕不韦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秦庄襄王的直系血亲儿子，只剩下了秦王政一人。即使吕不韦逐步发现秦王政并非其治国方略中理想的“弱君”，不能很好限制其王权，现在想联合秦宗室替换秦王政，最好的备胎已经不复存在了。
第二，嫪毐被封长信侯。即使嫪毐有平定成蟜之乱的军功，即使嫪毐背后有太后撑腰。但是只要秦王政不点头，嫪毐被封侯还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在秦王政未亲政前，朝中势力应该分为三股。一股为围绕在少年君主身边的势力，另一股为围绕在太后身边的势力，还有一股为围绕在相国吕不韦身边的势力。只有太后挺嫪毐，秦王政和吕不韦反对，嫪毐封侯肯定无望。但是在秦王政和太后都认可的情况下，吕不韦一个人是不太容易阻挡有军功到的嫪毐封侯。从秦王政和吕不韦的政治利益出发，吕不韦是断不会同意嫪毐封侯。因为嫪毐封侯是增加自己的竞争对手，压缩自己的权力空间。因此同意嫪毐封侯的就只会是秦王政了。那为什么秦王政会同意嫪毐封侯？答案就是用嫪毐牵制吕不韦，打压吕不韦在朝廷中的势力。《赵国策·魏四·秦攻魏急》的一段史料很好证明了以上观点：“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毐，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这段话发生的背景是公元前239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魏国有些扛不住了。然后有人向魏王出谋划策，出谋划策的内容是让魏王用土地去贿赂秦国，而贿赂的对象就是嫪毐。进言者的理由是如果魏国如果支持嫪毐，一方面势必吕不韦的势力会被削减，另一方面秦太后必然会深深地感激魏国。从这段话就可以得知，嫪毐和吕不韦两股势力相争于秦国庙堂，已经是六国皆知的事情了。而且从这段话可以推敲出，在公元前239年，嫪毐的势力应该还占据上风，成功压制了吕不韦，所以六国也见风使舵，更愿意把公关的精力放在嫪毐的身上。所以，秦王政扶持嫪毐坐大，就是用于打压吕不韦。从最后效果来看，秦王政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
第三，《吕氏春秋》出炉。在吕不韦逐步发现不断长大的秦王政并非“弱君”，越来越难于限制其君权之际，吕不韦想到了占领思想高地的方略。其想通过著书立说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逐步教化君主和臣民。这就是吕不韦花费精力编撰《吕氏春秋》的初衷。但因为在239年，有成蟜被诛与嫪毐封侯两件事情的发生，让吕不韦嗅到了政治风气要变天的味道。再加上秦王政的行冠礼亲政的时间不可能再压制，所以吕不韦必须得有所政治行动。因此，《吕氏春秋》，这部代表吕不韦的政治纲领，火急火燎地在公元前239年编撰出炉。
只不过吕不韦面对的少年君主秦王政并非平庸之辈，在政治斗争方面而是少年老成。秦王政扶持嫪毐上位就是对针对吕不韦出的一个狠招。如果嫪毐有分寸不造反，嫪毐将一直是牵制和打压吕不韦的一枚棋子。如果嫪毐想造反，其又一直处于秦王政的暗中监视和掌控之中，所以嫪毐的造反注定不会成功。但是嫪毐的造反之罪，倒是可以扣在吕不韦身上。因为作为相国，其他罪状不说，监国失误，察人失职之罪是在所难免。因此，吕不韦注定难逃秦王政的问责。除此以外，李斯的暗地倒戈，又让吕不韦的一切行动尽在秦王政的掌握之中。所以，在《吕氏春秋》编撰完成后的次年（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九年），嫪毐发动叛乱。在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十年），秦王政对吕不韦秋后算账，吕不韦被罢免相国。再过了两年（公元前235年，秦始皇十二年），已经失势的吕不韦被逼自杀。
吕不韦和嫪毐的家人和家臣都被沦为了奴隶。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始皇十二年秋，嫪毐的家人和家臣被免除赋税和徭役，但是吕不韦的家人和家臣却没有半点开恩。因为，在秦王政的心里，嫪毐是“有功”之臣，嫪毐之患只是癣疥之疾，而吕不韦才是秦国和自己的心腹大患。公元前239年，已经注定吕不韦的儒道治国之剑，终将被以法墨思想为核心的秦制之盾碾碎。
[i] 《吕氏春秋·序意》启篇谓“维秦八年，岁在涒滩”。
[ii] 《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
[iii] 《史记·李斯列传》：“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陽，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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