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以及中国帝制的开创者，秦始皇嬴政留下的四大遗产，影响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后世儒家拿“焚书坑儒”“修万里长城”等宣扬秦始皇的残暴。但是不可磨灭秦始皇对后世的影响，他确立的帝制、郡县制、重视法家思想与手段、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以及对民间严加防范、封禅泰山、寻求长生这些举动，被之后历朝历代的君主所效仿。汉代继承并发展了秦的帝国模式，并且最终完成了由封建制到集权国家的转型，确立了以儒家理念为社会规范，法家思想为幕后手段的治理国家的模式。
皇权
首先说皇帝，始皇帝，也就是秦始皇嬴政，始的意思是第一，嬴政希望自己当第一个皇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需要解释的是“皇帝”这个词的由来。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征服六国、一统天下那一年，当时还叫秦王的秦始皇，命令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员议论自己的新称号。大臣们讨论了好一通，终于达成一致：秦王的功绩已经超越了以往所有帝王，什么三皇五帝，统统不在话下，所以必须创新，发明一个新称号。秦国负责掌管书籍文典的官员，从古籍当中找出了天皇、地皇、泰皇等称号，这其中“泰皇”是最尊贵的，泰就是泰一，是地位高于天神、地神的神明。于是大臣建议秦王采用“泰皇”来作为尊号，不料嬴政看不上，最终从泰皇二字当中取了一个“皇”字，从五帝当中取一个“帝”字，合称“皇帝”。一般认为，这是“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意思。嬴政所在意的其实是那个“帝”字，“皇”只是修饰而已，因为在秦国原始宗教里，掌管四方的神就称为“帝”，这个帝字最能达到神化自己的效果。不管哪种解释，皇帝这个称号，算是就此诞生了，它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末代皇帝是爱新觉罗·溥仪，这期间，长达两千一百三十年，前赴后继，共有将近五百个皇帝，其中最长寿的皇帝是乾隆，在位六十年，退位的时候已经八十五岁；最短命的皇帝则是汉朝的殇帝，名叫刘隆，百日登基，死的时候还不到一岁……因为有了皇帝和皇权体制，从秦朝开始直到清朝灭亡，这两千多年间的中国社会，都可以称为“皇权社会”。
秦始皇这个人该怎么评价，我们并没有给出他个人的观点。他只是说，秦始皇充满传说色彩，介于暴君与雄主之间，言下之意，这是一个争议人物，至于是雄主的成分多，还是暴君的成分多？他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他把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秦始皇的政绩之上，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秦始皇对中国政治结构的改革：推行郡县制代替封建制，之前的中国政治结构，国家分为若干级的封国，由周王室以“天子”的名义，授予各级贵族在自己封地上的统治权，贵族们承认周天子名义上的宗主权，并且履行一定的义务，比如进贡什么的，这种制度，就叫做“封建制”（这里的“封建”强调制度下权力的划分，不能等同于我们日常所用的“封建”），这种制度，赋予了各个封国很大的自主权，但是对中央政权来说，想控制他们就很难，西周时代，周王凭借实力优势，还基本可以指挥诸侯，但到了东周，周王室东迁洛邑，丢掉了根本之地，变得没什么实力，诸侯也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了。而秦朝的政治，废除了这种给诸侯分封土地的封建制，改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行政官员都由皇帝委派，向中央政府负责，这样中央政权对国家的控制能力也就大大加强了，这种政治结构设置，从秦朝开始，基本贯穿整个中国的皇权时代。
秦始皇的第三项遗产，是用法家思想统治国家，事实上秦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阶段里，都是法家人物和法家的思想起了关键作用，比如商鞅、韩非子、李斯。所以秦朝的政治是深受法家影响的。不过说到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辨析一件跟秦始皇有关的著名事件，那就是焚书坑儒。当时的“儒”，不仅指儒家，还包括方士，确切讲，与其说“坑儒”，不如说“坑诸生”，并不是专门针对儒家的，至于“坑儒”的说法，那是东汉以后开始流行的。至于后人把坑儒解释为“儒法斗争”，认为坑儒是李斯所代表的法家对儒家的镇压，也是误会。李斯之所以主张坑儒，则因淳于越等人拘泥于封建制，反对郡县制，说白了，这是一场制度之争，而不是学术思想之争。相应的，所谓焚书，焚烧的《诗》《书》及诸子百家书籍，在李斯看来，这些书有可能被利用，作为批判体制的工具。就此来讲，焚书与坑儒一样，目的皆在于捍卫体制。
秦始皇的第四项遗产，门类就比较多了，比如，对民间的严密防范。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民间的兵器收集到都城咸阳，统统销毁，铸成十二个大金人（这个金不是指黄金而是泛指金属），据说每个金人重达千石（读dàn，是一种计量单位，一石约合120斤），另有一说，重达二十四万斤，也就是两千石；再比如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等，这些都对后世影响深远。
除此之外，他的很多行为有意无意间开创了先河，成了后代皇帝效仿的典范，即便他们不好意思公然宣称是在效仿秦始皇，但秦始皇的影响还是很显而易见。
我们说下 秦始皇的巡行，就是巡游天下，这可不是游山玩水，其意图在于祭祀山川、体察民情，同时立威，毕竟东方六国都是通过残酷战争征服的领土，并不安定。自公元前221年称帝，到公元前210年去世，这十一年间，秦始皇共五次巡行全国，平均两年一次，最后死于巡行途中。
第二次巡行之时，秦始皇的一个行为无意中又开了个头，这就是封禅泰山，封是祭天，禅是祭地。从秦始皇开始，封禅泰山就成了古代皇帝最高规格的祭祀大典。后世的皇帝，倘若认为自己功高盖世，泽被万民，有必要向天地报告自己的伟大功业，同时向民众宣示“受命于天”的政治使命，都会选择来泰山封禅。这本书提到，公元前110年四月，汉武帝刘彻登泰山封禅，公元56年，汉光武帝刘秀登泰山封禅，就连夹在西汉与东汉之间的王莽，都曾经准备去泰山封禅，2001年，长安城出土了一块玉牒，上有“封亶（dǎn）泰山，新室昌”等字样，王莽建立的短命朝代叫新朝，“新室”就是指新朝的皇室，这是王莽为泰山封禅所准备的，只是迄今未见他去过泰山的记载，应该是没能去成。后来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宋真宗赵恒等，也都曾到泰山封禅，始皇帝的遗产如此得到了继承。
秦始皇另一个在后代引起诸多人效仿的举动是“求仙”。一面秦始皇希望他的帝国可以千秋万代，传之无穷，一面也希望自己能长生不老，肉身不灭，故而他执着地投入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到东海寻觅仙人和仙药。事后证明，这都是虚妄之举，什么用都没有。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可惜只活了五十岁，哪怕在当时，都不算长寿；他祈求大秦帝国万世不衰，不承想二世而亡。
秦始皇之后，喜欢求神访仙的皇帝，首推汉武帝。汉武帝执政时间长达五十四年，所以他干的荒唐事，诸如信方士、寻神仙、求长生，也远多于秦始皇。直到公元前89年，风烛残年的汉武帝，还到东莱海边寻访神仙，幻想前往蓬莱仙岛呢，可惜风急浪高，无法成行，这时他才觉悟，对群臣感叹说：“以前朕太傻了，被方士欺骗，天下哪有什么神仙呢！”这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里的记载。
好关于秦始皇和他的遗产，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如果要概括一下秦始皇这些遗产对后世的影响力，其实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里有一句，特别直接到位，那就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谓的“秦政法”，就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改成“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王朝任命，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我们引用了毛泽东的这首诗，认为这它非常到位地写出了秦始皇对中国后世的影响。
始皇的四大遗产
“秦始皇的四大遗产”，在汉朝的传承与发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我们结合着汉朝的历史，细细来讲。
我们从秦朝的灭亡说起，盘点一下秦朝的掘墓人，主要有四个：一是陈胜，他在大泽乡发动了第一次反秦武装起义；二是项羽，义军与秦军作战，正面战场，他是领导者；三是刘邦，他不仅建立了汉朝，而且反秦的各路义军中，他最先率军进占咸阳，灭掉了秦朝；第四则是赵高，没有这样的大奸在朝中指鹿为马，胡作非为，秦朝怎么会那么快崩盘呢。
我们对项羽的印象，说好听一点，叫英雄，说难听一点，就是莽夫。项羽称霸于乱世，不仅凭借武力，还有一套政治构想。秦朝灭亡之后，项羽立楚怀王的子孙熊心为义帝，自封西楚霸王，将反秦的各路英雄分封为十八个诸侯王，刘邦被封为汉王，这显然是一种封建制；至于基层，则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说到底，项羽所期待的新型国家，乃是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结合体。刘邦与项羽虽然是对手，势不两立，但最终置项羽于死地，刘邦开创的汉帝国，却直接抄袭了项羽的政治创意，也搞起封建和郡县的结合，区别在于，项羽封的是异姓王，刘邦在早期封了韩信等几个异姓王之后，软硬兼施，四处出击，把异姓王几乎都换成了同姓王，都是刘家人，还跟群臣共同立下了“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听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说“汉承秦制”么，刘邦搞分封诸侯王这一套，岂不背弃了始皇帝最大的政治遗产郡县制？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理解：刘邦一手搞封建制，把刘姓子弟分封到各地，称王称侯；另一手则在搞郡县制，大汉下面的各个王国，依然以郡县为基础。显而易见，他试图取封建制与郡县制各自的长处，使二者兼容。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针对长达千年的封建与郡县之争，发明了一个折中或者说捣糨糊的论断，叫“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郡县制为主体，封建制为补充，刘邦的思路与之相似，不过他是以封建制为主体，郡县制为补充，这叫“寓郡县之意于封建之中”。
俗话说，想法赶不上变化。刘邦设想：刘姓子弟，驻扎各地，拱卫中央，刘家天下便可长治久安。这终归有些一厢情愿，刘邦高估了血缘的作用，而低估了权力的作用。权力总是饥肠辘辘，贪婪和扩张是它们的本性。所以在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刘启的时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彻底爆发了。中央要削藩，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地方要扩张，六十二岁的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等六家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三个月，以中央胜利而告终。汉景帝趁势打击诸侯王，譬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什么意思呢，假设说你是吴王，你有五个儿子，那就把这五个儿子封为侯，让他们瓜分吴国，他们的子孙，继续封爵，继续瓜分，这么一来，诸侯国必然被肢解，化作一地碎片；与此同时，取消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官由中央来派，税由中央来收，诸侯王就此被架空，一点权力都没有了……经过这一番博弈，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地方虽有封建之名，实质则是郡县制。中国重新回到了秦始皇的政治轨道。也就是说，汉初刘邦试图用一种调和的手段，让封建和郡县并存，这个努力终告失败，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又重拾了秦始皇的遗产。
这就是秦始皇遗产影响力的第一个方面：郡县制，对秦代之后中国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项羽到刘邦再到汉景帝，这些曾经执掌中国最高权力的政治人物，对郡县制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项羽是推翻、重走封建老路，只把郡县制保留在基层，刘邦是家族内部推行封建制，其他用郡县制作为补充，而汉景帝，通过分化诸侯王的权力，来削弱封建制的影响，可以说，这些人对“郡县制”这项秦始皇遗产的认识，是越来越透彻，也越来越重视，汉景帝之后的汉武帝，更是通过“推恩令”等手段，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让封建制名存实亡，强化了君权，而这也是帝制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秦皇汉武”经常被放在一起说，实在不是偶然，这俩人的相似之处太多了，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泰山封禅、求神访仙，这里再来补充两点更根本性的。第一，秦始皇执政，奉行严刑峻法，像陈胜吴广起义，正是他的严酷法律逼出来的，陈胜、吴广等九百人，被朝廷征兵，去戍守渔阳，走到大泽乡，遇到大雨，道路被阻断，无法通行，照此下去，必定要迟到。按照秦律，“失期，法皆斩”，意思是，一旦迟到，一律杀头，根本不问情由。陈胜、吴广商量：现在逃亡也是死，起义也是死，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一票大的。于是揭竿而起，四方响应。对于秦始皇的法律，称之为“严惩主义”，对于刘邦的法律，如约法三章，称之为“简约主义”，两相对比，差异非常鲜明。不过刘邦的简约主义法律观，并没有被他的子孙继承下去。汉武帝执政不久，竟恢复了秦朝的严刑峻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对此，我们只解释一句，“大辟四百九条”，大辟（开辟的辟），就是死刑，共有四百零九条罪名可以判死刑，这个数据有多么恐怖。另外再说一点，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酷吏”，酷吏的兴盛，正源自汉武帝时期，由此可见那个时代法网的严密，法度的森严。
“领土扩张”也是汉武帝与秦始皇相似的一点。秦始皇执政，北征匈奴，出兵三十万，南讨百越，出兵五十万。汉武帝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从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19年，这十年间，卫青七次远征匈奴，霍去病六次远征匈奴，其中三次是共同作战，算起来，那也有多达十次的大规模远征，这是在北方。在南方，汉武帝曾征讨南越、西南夷；在东方，汉武帝曾征讨朝鲜半岛，并且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了乐浪、玄菟等四个郡；在西方，汉武帝为了得到大宛的宝马，曾派李广利出征，打了四年仗。像这样四处作战，四面出击，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国家困穷，民怨沸腾。到汉武帝执政晚期，大汉王朝已经岌岌可危。
从推崇严刑峻法，到热衷于领土扩张，以及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排场，汉武帝和秦始皇都太像了，我们可以说，秦始皇的那一套，在汉武帝身上复活了，至少是部分地复活了。而像他们二位这样的帝王，在之后的历史当中还将不止一次地出现，只是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我们可以把这归结为“秦始皇遗产”影响力的第二个体现，那就是，从依靠严刑峻法的治国手段，到评判帝王功业的标准，秦始皇（也包括汉武帝），都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示范。
“秦始皇遗产”影响力的第三个体现，是法家思想的应用，以及这个过程中法家和儒家的相互作用。
汉武帝时期的制度，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谓霸王道，霸道是法家，王道是儒家，霸王道杂之，就是儒法并用、内儒外法。这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从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开始，就非常高调的推崇儒家的思想和规范，但是在治理国家的实操层面，秦朝开创的重视法家思想与手段的传统，还是在大多数时候，都得到了延续。
前面说的这段引文，是汉宣帝教育儿子的话，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其思想倾向于儒家。汉宣帝认为，儒家往往厚古薄今，名不副实，成不了大事。最后他感慨：“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元帝执政，最大的罪过不是重用儒家，而是重用宦官。真正用儒家治国的人，乃是篡汉的王莽。公元8年，王莽接受刘婴的禅让而称帝，建立新朝。他是儒家的忠实信徒、脑残粉，认为中国只有回到孔子所鼓吹、向往的周朝，才能实现政通人和。所以他执政之后，一心复古，譬如改天下田为“王田”，恢复井田制，按照周制更改官名，按照古代典籍《尚书·禹贡》更改地名，按照《周礼》更改货币，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结果完全失败，国事一塌糊涂。话说王莽这个人，哪怕当上了皇帝，还是有些书生气，甚至有点迂，这是他可笑的一面，也是可敬的一面。王莽有意翻案，一面需要批评王莽“由于过分急于实现儒教中国而导致了失败”，一面盛赞他的政治理想对后世的影响，书中写道：如果把中国历史视作一条长河，王莽的新朝理当占据“中国古代帝国的一席之地”，“王莽政权的改革是对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官学化进程中设想的儒教国家结构的最初尝试。”——这是对王莽难得的公正的评价。
王莽的新朝夹在西汉与东汉之间，从形式上看，导致了汉朝的断裂，从实质上讲，则是一种承前启后，经过王莽的过渡，中国从西汉的儒法国家走向了东汉的儒教国家。我们判定儒家在东汉不再是单纯的学问，而是变成了真正的“儒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原则性的指导思想，而是像法家那样，向实操领域下沉，甚至条文化，有效运用于国家行政，进而就形成了儒教，并且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东汉就属于名副其实的“儒教国家”。
好，以上我们就结合着汉代的历史，从三个方面，一起探讨了“秦始皇的遗产”在汉朝的继承情况，以及影响力，剩下一点时间，再说几句关于东汉历史，值得注意的情况。
在西汉强大的光芒笼罩下，东汉一直被忽视，好像东汉没什么好说的，其实这是一个神奇的朝代，老话所说的儒释道三教，也就是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思想，堪称是后来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三个源头，而这三者都跟东汉有关系。我们已经说过了儒家和儒教在东汉成了“国教”，下面再来说说佛教和道教，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最早追溯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根据他所见的文献和考古成果，可以断定，东汉年间，佛教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至于道教，不仅创立于东汉，还导致了东汉的灭亡：黄巾之乱，张角起义，其组织叫太平道，正是道教之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