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然而止的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就在兴中会策划在广州起义、正式开展革命斗争的同一年，作为广东举人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从广州出发奔赴北京，参加三年一届的会试。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县，早年一直从事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成年后到香港与上海的游历，使他对传统社会的见识有了新的认识，他的兴趣从传统经学的研究转向了解新传进来的各种西方学术，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开始超过纯学术研究，走上了一条利用传统学术和西方知识来探索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道路。“公车上书”运动后，康有为、梁启超转向创办学会与办报，先后在北京与上海创办强学会，支持改革的朝廷大臣孙家鼐、翁同龢、张之洞以及一些英美人士都参与了活动，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也列名其中。强学会每十天都会举办一次关于改革的演讲，同时翻译西方书籍，发行《强学报》等报纸，并进行设立图书馆、博物馆、政治学会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船政局毕业的留学生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并将英国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发表，这本书介绍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康有为看到后大为赞叹，称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担任中学总教习，招收学生，讲授传统经学、变革和民权思想，随后创立南学会，出版《湘报》《湘学报》。可以看出，《马关条约》给士大夫所带来的震动，在几年内逐渐演化成实际而有成效的行动。而康有为在这段时间内，连续八次上书光绪皇帝，恳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变法。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申明朝廷支持变法，鼓励上下臣工努力讲求西学。六月十六日，突破重重阻力，年轻的光绪皇帝终于得以亲自召见著名的变法学者康有为。经过四个小时的长谈，皇帝依依不舍地目送康有为离开。同一天，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得以专折奏事。从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日的一百零三天中，光绪皇帝陆续颁布将近五十项法令，涉及教育、行政、工商业等广泛领域。主要内容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各省新式学堂；裁汰冗员和机构；发展农、工、商业，建设铁路。九月五日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四名改革派官员为军机处章京，为四品办事官员。除了皇帝在最高层不断发出各种谕旨以外，整个政府系统中，只有这几个低级官员是专门为变法而任命的。在其他中央和地方各级大员中，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变法。直隶总督荣禄则不断向慈禧太后进言，要求西太后采取行动，制止皇帝变法。九月十八日，荣禄调集军队到北京和天津，京城四处传言太后将废黜光绪皇帝而亲政。维新派官员岌岌可危，谭嗣同决定孤注一掷，前往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处，劝说袁世凯支持皇帝。而袁世凯则将维新派的行动一并告知荣禄。十九日，康有为前往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处求见，希望来华观光的伊藤博文能够劝说慈禧太后，不要敌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行动。二十日，光绪皇帝召见伊藤博文，盛赞日本明治维新，并且希望伊藤博文能够将变法的经验向他陈述。然而，慈禧太后方面并没有给维新派机会。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截取一切变法文件，光绪皇帝只能陪坐在太后身旁。慈禧太后下令拘捕变法领袖，光绪皇帝痛苦地签发谕旨逮捕自己变法的左膀右臂。康有为提前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从上海前往香港避难，而梁启超则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避难。谭嗣同决心为变法而献身，与林旭、刘光第等五人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二十三日，慈禧在勤政殿重新举行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庆贺。变法运动戛然而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鱼宏亮
光绪年间，清朝朝廷的高层发生过两次垂帘听政。第一次是在光绪继位的时候，那时候以正宫慈安太后和西宫慈禧太后两人共同垂帘，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光绪年幼，当了皇帝之后，暂时还不能行使行政处理的权利，那么从清朝的祖制来讲，垂帘听政是有一定依据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这时光绪皇帝已经成年，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排除出权力中心，慈禧集团走到了帝国真正的前台，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写出《人类公理》一书，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猛烈抨击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儒家思想。光绪十三年（1887年）左右，康有为写成《大同书》，以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为主，结合西方的各种公共制度的思考，设想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国家，只有一个单一政府，被划分为若干区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没有家庭，男女同居一年后可以交换伙伴……成人由政府分配生产工作；病有医院，老有养老院；人死后实行火葬，化肥厂建在火葬场附近。这套思想在当时太超前了，只是在他的学生中间引起热烈的讨论，并未敢对外刊布。直到十几年后才先后发表刊布。这套思想虽然在晚清的维新运动中没有影响，却对未来的中国革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陈宝箴等进步士大夫在湖南的维新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时务学堂首批招收的四十名学生中，出了蔡锷、杨树达、方鼎英等著名人物，使得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为开放的省份之一，湖南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都缘起于陈宝箴、谭嗣同、唐才常这些知名士大夫的活动。这些事实说明，从国家利益和现实情况来看，政治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必需。但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最终绞杀了这一精英阶层对民族危亡进行自救的最后机会。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维新道路的阻塞，革命成为先进人士的主要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