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的两条道路——维新与革命。
《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传到国内的时候，割地、赔款等苛刻条件引发了巨大的愤怒。尤其是台湾人民得知清朝将割让台湾给日本后，“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申述台湾不可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属。但腐败的清政府却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为由而下令限期交割：“交割台湾，限两月。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传出，台湾绅商市民罢市抗议，涌入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巡抚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台湾人丘逢甲等一批爱国官绅决心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台湾官绅会商认为，根据当时西方流行的国际法，台湾人民可自主选举总统作为领袖来代表台湾人民的意志，采取“民政自主，遥奉正朔，拒敌人”的策略来保全台湾。也就是说，对外宣称台湾自主，任何人不得随意处置，对内则仍然作为清朝的一个省份，最高领袖仍称为巡抚。在给总理衙门的致电中，唐景崧反复申述这只是为了抗拒日本侵略的权宜之计，一旦局势安定，他将带领各级官员赴总理衙门请罪。就这样，在台湾官绅阶层的组织下，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拒。日本大举进兵时，台湾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最后由于寡不敌众，台湾才沦陷于日本之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根据《开罗宣言》，协约国领袖支持国民政府收回台湾的请求，1945年台湾才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在北京，《马关条约》的内容由一部分高级官员有意向外透露后，引起了一场以各地官员为主，绅士、举人副署签名的上书运动，反对光绪皇帝加盖玉玺批准条约，采取拒约、迁都、变法等措施，从根本上进行自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也正是各地举人赴京参加会试的年份，此前多次上书皇帝，并在广东万木草堂讲学而全国知名的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等人，作为广东的举人来京会试。他们联络了各省举人聚集在松筠庵起草万言书，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通过一系列上书，各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都开始对国运问题进行严肃思考。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已经成为共识。由日本侵略而引发的思考，促成了一场以变法为主题的政治运动。“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发榜，康有为成功地用传统文辞掩盖其改革主张，骗过了决心将其黜落的主考官徐桐，取得了进士的功名。但他被任命为工部主事，而非进入翰林院，这让他深感失望，决心开始向皇帝上进行改革的建言。
清朝康熙年间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中法战争后，清朝中央认识到了台湾在海防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将台湾设为一个省，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通过六年努力，使得台湾社会在近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前述台湾人民为抗日而援引《万国公法》的规则，提出自主自保等措施，则反映了甲午战争后的士绅阶层全新的近代政治视野。内地各级上书官员和举子们提出的变法等思想，亦表现出了一种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根本改革的强烈要求。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华夏中心主义”天下观的解体，才使得政治体制的维新变法成为国内士绅阶层的主要目标。而在同一时期，清朝的海外留学生、海外华人、沿海各省的秘密社会，则开始筹建革命团体，试图通过革命的道路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从此，变法与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