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与“强干弱枝”。
从907年到959年这五十三年内，中原地区更换了五个朝代，前后八姓十三君。在这五个短命的朝代中，除后梁是被另一个长期对立争锋的军事实力集团（太原李氏集团）所推翻、后晋是被北方辽帝国所颠覆以外，其余都是被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为了改变这种篡窃成风、兵战不息的局面，避免使北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宋太祖赵匡胤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和财政措施。
赵匡胤凭借自己掌握的禁军大权，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他深知掌握禁军对自己统治的重要性，因而改革的首项措施就是针对禁军及其将领的。
在他即位时的禁军将帅中，既有慕容延钊、韩令坤这样的前朝元老，又有石守信、王审琦这样的结义兄弟。没有他们的支持，太祖难登大宝。而一旦龙飞在天后，太祖又担心他们骄横跋扈，以致变生肘腋。
为此，他与赵普导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记载：
某日，宋太祖设宴款待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领。酒过三巡，太祖故作愁眉不展状，开口说道：“我不是靠你们出力，到不了这个地步。但做皇帝也太难了，实在不如做节度使快活，我现在是整夜不敢安枕睡觉啊！”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宋太祖说：“这很清楚，谁不想做皇帝呢？”石守信等惊恐万状，纷纷表白：“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道：“你们虽无异心，可是如果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一旦以黄袍加你之身，你虽然不想做皇帝，能办到吗？”众将一听，都吓得离席叩头，请求太祖指示一条“可生之途”。太祖这才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意思：“人生如白驹过隙，求富贵者，不过想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免遭贫乏而已。你们何不解除兵权，出守地方，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再与你们结为婚姻之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不很好吗？”众将明白了太祖的意思，一齐拜谢道：“陛下关怀臣等，真可谓生死而肉骨啊！”第二天，这些人便都称病辞职。太祖大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晓
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而他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所以杯酒释兵权解决的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新老交替问题。
除了用“和平收买”的方式解除功臣大将的兵权外，太祖还对禁军的人事和组织做了多项调整。例如用资历浅、才能平庸的人取代宿将，以收易制之效；殿前都副点检和侍卫亲军都副指挥使之类的禁军最高军职，后来都不再除授，从而降低禁军将领的地位和声望；侍卫亲军既无兼统之人，此后逐渐分为马军、步军二司，形成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三衙”鼎足而立、彼此牵制的局面。
宋太祖采纳赵普等人的建议，从政治、财政、军事、司法四个方面削除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唐朝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纷乱局面。
五代时期，节度使通常兼任治所所在州的行政长官，而节度使手下的将领则担任节度使所辖其他州（称为“支郡”）的行政长官。此外，节度使还可以自行任命州县官吏。针对这种状况，宋太祖在着手进行统一战争时，也开始削夺节度使的行政大权。他在削平荆、湖割据势力后，即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各州直属中央，取消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知州之外又设通判，与知州分掌地方权力，彼此相互牵制。此后，其他节镇所领的支郡也都陆续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另外，宋太祖还利用节度使调任、致仕、入京朝见等机会解除他们的权力，将其投置闲散，使其再无可能威胁中央。
唐末五代的藩镇之所以能成为对抗中央的强大势力，就在于藩镇控制着自己所辖地区的财政大权，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这种情况在宋太祖即位之初仍然延续着。一些节度使依仗权势，在地方上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聚敛财物，中饱私囊。针对这种情况，宋太祖改派文官去地方参与财政管理，防止藩镇垄断商税，增课民租。又命令各地每年的租赋和商税收入除留下少量应付日常需用以外，其余一律上交朝廷，不得私自存留。同时，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掌管所辖地区的财政事务，负责将财赋收入转送京师。通过这些措施，地方上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集中到了朝廷，极大地削弱了藩镇的势力，使之再无力量豢养军队，有效遏制了他们对朝廷的威胁。
为了削夺藩镇的兵权，宋太祖借鉴后周世宗的经验，下令地方长官将本部兵员中的骁勇之士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挑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往各地，以此为标准招募人员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师充当禁军。这样，各地军队中的精华都被集中到京师，编入中央禁军，地方上再无精兵壮勇，只剩下老弱病残，“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
五代时期，藩镇诸侯专横跋扈，常常擅自任命部下将领担任地方司法机构的长官，总揽司法大权。而主持刑事审判的官员也多由武人担任，因此常有草菅人命、枉法杀人的事情发生，朝廷对此却无法过问。鉴于此种弊端，宋太祖下令各州的死刑案件都必须上报朝廷，由刑部复查审核，地方官不得擅自判处罪犯死刑。随后又令各州上报的案卷均由刑部与大理寺会同裁决，再将结果上报皇帝。开宝六年（973年），朝廷又委派经科举入仕的文官担任各州管理司法的官员，并恢复了各县县尉的设置，把原来通常由节度使的亲随镇将掌握的司法治安权收归朝廷。
通过对地方藩镇行政权、财权、兵权和司法权的全面削夺，宋太祖从根本上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尾大不掉、割据自雄的混乱局面，彻底改变了外重内轻的格局，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藩镇虽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有专制一方的权力。朝廷号令藩镇，如臂使指，从心所欲。即便是领兵在外的节度使，一旦皇帝有诏，必定立刻赴阙，绝无违令拖延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