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
显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在北伐契丹的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半个月后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九岁。后周世宗的英年早逝，不但使他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神武雄略”无法实现，而且也断送了建立才九年的后周政权。他的刚满六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史称恭帝。后周顿时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
柴荣曾协助其养父郭威举兵灭亡后汉，建立后周。对于武将拥兵篡位，他是有所防范的。在北伐契丹途中，他偶然得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的字样，顿时心生疑忌。“点检”是殿前都点检的简称，为殿前军的主帅，在禁军将领中地位最高。当时担任该职的是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是周室的外戚，位高权重。世宗便把他当成了首要怀疑对象，在临死前罢免了他的点检之职，改由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担任。
在世宗看来，赵匡胤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知遇之隆，世所罕见。同时，赵匡胤也是新近迅速提拔的将领，与后周王室和朝廷重臣没有什么渊源，且为人豁达仗义，由他担任禁军首席将领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
然而，正是这个世宗认为可以信任的赵匡胤，此后仅仅半年，就依靠禁军的力量，发动兵变，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帝宝座，建立了赵宋王朝。
这年十一月，从北方边境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传来急报，说是北汉和契丹合兵向南进犯。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仓促之间莫辨真假，于次年（960年）正月初一派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御敌。第二天，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率前军先行出发。当时开封城内已经流言纷纷，说是“将以出军之日，册点检为天子”。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并于当日夜晚抵达距开封城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
一到陈桥驿，军中将士就互相议论说：“如今皇帝年幼，无法亲政。即便我等出生入死，为国破敌，又有谁知道呢？不如先拥立点检做天子，然后再行北征也为时不晚。”于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心腹赵普一面调度和部署要求兵变的将士，一面派人快马回京，向赵匡胤的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通报消息。
赵普像
第二天黎明，赵匡义、赵普领着兵变将士来见赵匡胤。赵匡胤一副酒醉未醒的样子，伸着懒腰，慢慢起床。此时将士们早已急不可耐，齐声高叫：“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没等赵匡胤答话，便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并且下跪叩拜，齐呼“万岁”。事已至此，赵匡胤就对众将士说：“你们自己贪图富贵，强行立我为皇帝，既然如此，你们就得听我的命令，否则，这个皇帝我就不当。”众将士表示愿意服从命令。于是赵匡胤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小皇帝和太后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大臣也不得侵凌，严禁劫掠府库财物，服从命令者重赏，违反命令者诛灭满门。
陈桥驿
正月初五，赵匡胤的队伍回到开封，果然军纪严整，秋毫无犯。当时早朝尚未结束，宰相范质闻讯，后悔不迭，死死抓住另一位宰相王溥的手说：“仓猝遣将，都是我等的罪过呀！”王溥也惊得目瞪口呆。军士们逼着范质等人来到赵匡胤的殿前司公署。军校罗彦瓌仗剑厉声叫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等人无可奈何，只得向赵匡胤跪拜称臣。
接着，在崇元殿举行了帝位禅让仪式，赵匡胤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因为赵匡胤此前担任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又称宋州，今河南商丘）在春秋时代是宋国的国土，所以定国号为“宋”，以开封为首都，史称北宋。
宋代史书在记述“陈桥兵变”时，都极力强调赵匡胤是在禁军的突然策动下被迫做皇帝的，他本人并未参与策划此事。后代也有人认为此事是历史上的一大疑案，如清初诗人查慎行曾说：“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事实上，疑案不疑，赵匡胤不但参与策划了此次兵变，而且是此次兵变的幕后总导演。
北宋灵鹫纹锦袍
后周世宗柴荣的英年早逝以及随之出现的“主少国疑”的形势，为赵匡胤策动兵变、夺取帝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在此以前，他对英明神武的世宗一直是心存敬畏的，并且也以自己的忠诚、勤勉和战功赢得了世宗的信任。可以说，没有世宗，就没有赵匡胤在军中的地位和声望。如果世宗不死，赵匡胤也许会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地位和声望，不至于心生他念。但赵匡胤绝非凡夫俗子，他具有一般武人所缺乏的胸襟、城府和远见，懂得怎样创造机会、利用机会。一旦机会来临，他是绝不会与机会失之交臂的。
俗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生逢乱世，没有军队是成不了英雄的。赵匡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但懂得军队的重要，更懂得人心的重要。因而在获取军权的同时，也处心积虑地笼络人心。
早在后周世宗大力整顿禁军时，赵匡胤就负责殿前诸班的组建工作，因而在殿前军中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再加上他为人大度，遇事能为部下考虑，因而素得军心。等到他取代张永德担任殿前都点检时，便成为殿前军无可争议的统帅。
再看看兵变前禁军两司的其他高级将领：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此人与赵匡胤素来友善，赵匡胤常以兄长之礼事之。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与殿前都虞候王审琦是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又同属殿前司系统，都是赵匡胤的心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是侍卫亲军司主帅，又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位高权重，跟赵匡胤也没什么交情，但此人在世宗死后不久就被派往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其侍卫亲军司主帅一职已有名无实，难以遥控京城事态。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资历老，地位高，在李重进调往扬州后成为侍卫亲军司的实际主帅，但此人素无谋略，性情粗暴，常常任意残虐部属，因而得不到将士的拥护，被人讥骂为“韩瞠眼”。据说，他的儿子见赵匡胤的威望日增，曾劝他早做提防，却被他拒绝了，结果父子俩都在兵变中死于非命。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与赵匡胤素来关系亲密，当时正受命戍守外藩。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将家子弟，性格忠厚率直，兵变时随赵匡胤一起“北征”。赵匡胤当皇帝后，他还成了赵匡胤的妹夫，两人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人仁厚，也不会对兵变掣肘。
由此可见，到兵变前夕，赵匡胤不但已经掌握了殿前军的指挥权，而且使禁军的不少主要将领归附到了他的门下。至于极少数可能构成威胁的将领，要么被远远地调离京城，要么就是头脑愚蠢的孤家寡人。这一切表明，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篡夺皇位了。
实际上，策动兵变的计划可能在后周世宗死后不久就开始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主帅拥兵在外，成功策动兵变的可能性最大。这是因为，以某项军事行动的名义可以造成兵力的最大集中，只要切实控制了强大的军队，就能确保兵变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时，主帅也可借此对兵力配备和人事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安排，以避免兵变实施过程中的掣肘和其他不确定因素。
为此，赵匡胤及其亲信效仿后周太祖郭威的故智，制造了北方敌人来犯的谎言——此次契丹和北汉“合兵入侵”，在辽朝史书中并无记载，陈桥兵变后也再无人提及，仅说敌兵自动逃遁，因而可视作子虚乌有之事，纯属赵匡胤及其亲信策动兵变的借口。
另外，兵变时机的选择也十分恰当。当时世宗新丧，恭帝幼弱，王纲不振，朝廷内外人心惶惑，正是枭雄逞其异志的最佳时机。不仅如此，赵匡胤及其亲信还趁机大造舆论，推波助澜。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黄口小儿也知大变将至。
种种迹象表明，在大军出发之前，赵匡胤已经对兵变做了周密部署：为了确保计划的万无一失，他先支开尚非死党的慕容延钊，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己出征，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将两位铁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此外，就连自己家属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仔细考虑到了：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出军之时，赵匡胤的家人都躲进了名叫定力院的寺庙内，以防不测。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事只需让赵匡义、赵普等人出面张罗就行了，赵匡胤本人尽可放心“酒酣”“醉卧”，直至荣登大宝。
当然，此次陈桥兵变也表现出跟以往兵变截然不同的特点。
五代时期的军将之所以乐于从事拥立的勾当，无外乎贪图富贵荣赏。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因而几乎每次兵变都伴随着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给老百姓尤其是京城士民造成巨大灾难。后唐明宗入主洛阳，京师大乱，烧抢不息；后周太祖策动兵变，许军士“旬日剽掠”，于是众皆踊跃，汴梁为之残破。
此次陈桥兵变，虽也出于将校士卒喜新厌旧、贪图富贵的惯性，但因为赵匡胤严申纪律，约束部属，因而没有出现以往兵变常有的大破坏、大劫掠。一回开封，他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禅位后，后周宗室也都受到优厚的待遇，范质、王溥等前朝大臣继续留用，就连企图反抗的韩通也被加官厚葬，政权移交的过程是在和平、稳定的状态下顺利完成的。所有这些，都被人们作为宋太祖的仁政而称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营造出了民心所向、天命所归的祥和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