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海军，掌握制海权。
两次鸦片战争，列强的战舰在中国沿海来去自由，使得清朝的陆军在沿海各省疲于奔命。从16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已经进入了海洋时代，海上贸易、殖民拓展、海军争霸成为世界的主题。掌握制海权成为西方各国的主要军事战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兴办军工企业，制造了大量舰船，但中国还没有正式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刚通过明治维新结束地方割据的日本制定了《台湾番地处分要略》，在美国驻厦门领事、号称“台湾通”的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的参谋下，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土著居民杀害事件，组成三千人的“台湾生番探险团”，由号称“明治三杰”的陆军元帅西乡隆盛之弟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公然出兵台湾。清朝得知消息，一边通过外交途径质问日本政府，一边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进驻台湾。由于日本士兵因水土不服死伤较多，最后通过外交手段，日本才从台湾撤退。原来中国身边的蕞尔小国开始意图吞并中国领土，这一事件给了清廷上下很大震动。朝廷上下展开了一场关于海防的讨论。最后朝廷决定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外洋海军，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防务。但是由于政治斗争和外国势力的阻挠，海军建设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到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时，只初步建成了五支各自为战、残缺不全的舰队。其中最大的是北洋水师，总共花费白银一千二百万两，最后建成一支拥有大小舰船十五艘、总吨位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六吨的海军。它与其他如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广东海军、浙江海军等几支小型舰队，构成了中国海军的雏形。清朝后期，由于朝廷的政治斗争，北洋海军连续多年无法添置新的舰船，最后甚至出现了李鸿章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荒唐行径。
晚清海军的建设步履艰难，一方面是内部因素，朝廷有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主张应该优先防御西北俄国边疆的“塞防论”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的争论，导致筹办海军在政策、经费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清朝于同治元年（1862年）委托英国人购买舰队，英国人李泰国与后来雇用的舰队指挥阿斯本所表现出的专横跋扈与野蛮无理，导致舰队最后解散。除了花费五十五万英镑购买舰队，最后遭到解散的命运外，清朝一无所获。第一次建立水师的挫折导致朝廷对建立海军异常谨慎。而已经建成的几支水师，却分属不同的政治势力，这就导致了清朝还没有在国家层面上统一的海军。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在与法国海军交战时，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竟拒绝援助。同样，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当北洋水师在抗击日本海军的攻击之时，南洋水师却宣布保持“中立”。这就涉及政治体制的问题。在落后的政治体制下，清朝海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