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何古代宰相制度会不断演变？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五十二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而封建王朝皇权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延续了很长时间，其中，中央专制管理机制在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这是很值得探讨的。站在当代看过去，当然可以指责封建政治体制的专制独裁，腐朽落后，但是，对其中的管理策略的有效经验，是不是也应该注意呢？毕竟，封建王朝能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并在大多数时间内维持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从管理学的角度思考，不能不说是有其值得深入研究内在原因。
在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管理结构中，有三种权力是最为关键的，一种是皇权，一种是相权，还有一种是兵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三种权力一直处在非常微妙的关系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处在博弈局势中。按古代朝廷律法规定来说，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制约着相权和兵权，皇帝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而宰相和将帅只是皇帝的文、武辅臣，皇帝掌控着宰相和将帅的命运。但是，相权在辅佐皇权的过程中，也是拥有行政权和部分的议政和决策权的，虽然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行使权力，但也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的，相权对皇权也有一定的牵制甚至制约的功能，历史上权相架空皇帝的事例还是有的。兵权表面上是归属于皇权，但是，兵权是政权的基础，对皇权专制体制的稳固与否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兵权对皇权甚至能起决定作用，当将帅掌兵权已经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当皇权对兵权已经制约不了时，将帅就有推翻或取代皇帝的可能。历史上的“陈桥兵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还有，一次次的“禅让”政治大戏，如司马炎逼曹奂“禅让”，陈霸先逼梁敬帝让位，杨坚逼周静帝禅位，朱温逼唐哀帝“禅让”等；再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武将掌握实权，然后逼前任皇帝“禅位”，这便是兵权对皇权的“反决定”作用，也即是经常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兵权与皇权的关系，笔者已经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阐述过，本文主要分析相权与皇权关系演变的原因和本质。
在中国古代，至少从皇权专制的时代开始，相权便与皇权相伴而生，宰相制度的建立是伴随着皇权专制的政体而产生的。宰相是皇帝的辅臣，他辅佐皇帝管理政务。宰相是百官之首，是行政首脑，在朝中具有显赫的地位，宰相掌控着最高的行政权力。当然，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权是绝对的，相权只能依附于皇权。在古代很多时候，宰相在政坛的影响力是决定于皇帝对相权的支持与否。历史上的明君，常常比较重视宰相的辅佐作用，能听进宰相的忠言，能接受宰相的建议，能授权给予宰相，能放权让宰相去协助管理朝廷事务；反之，那些昏君们，则是想方设法在打压相权，陷害甚至杀害宰相。相权与皇权的微妙利害关系和权力的争夺，使宰相制度在历史上不断发生演变，也形成了相权与皇权的不同组合方式，使宰相在朝廷中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这就演化出了相权与皇权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
那么，造成宰相制度不断演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而封建王朝皇权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延续了很长时间，其中，中央专制管理机制在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这是很值得探讨的。站在当代看过去，当然可以指责封建政治体制的专制独裁，腐朽落后，但是，对其中的管理策略的有效经验，是不是也应该注意呢？毕竟，封建王朝能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并在大多数时间内维持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从管理学的角度思考，不能不说是有其值得深入研究内在原因。
在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管理结构中，有三种权力是最为关键的，一种是皇权，一种是相权，还有一种是兵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三种权力一直处在非常微妙的关系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处在博弈局势中。按古代朝廷律法规定来说，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制约着相权和兵权，皇帝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而宰相和将帅只是皇帝的文、武辅臣，皇帝掌控着宰相和将帅的命运。但是，相权在辅佐皇权的过程中，也是拥有行政权和部分的议政和决策权的，虽然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行使权力，但也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的，相权对皇权也有一定的牵制甚至制约的功能，历史上权相架空皇帝的事例还是有的。兵权表面上是归属于皇权，但是，兵权是政权的基础，对皇权专制体制的稳固与否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兵权对皇权甚至能起决定作用，当将帅掌兵权已经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当皇权对兵权已经制约不了时，将帅就有推翻或取代皇帝的可能。历史上的“陈桥兵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还有，一次次的“禅让”政治大戏，如司马炎逼曹奂“禅让”，陈霸先逼梁敬帝让位，杨坚逼周静帝禅位，朱温逼唐哀帝“禅让”等；再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武将掌握实权，然后逼前任皇帝“禅位”，这便是兵权对皇权的“反决定”作用，也即是经常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兵权与皇权的关系，笔者已经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阐述过，本文主要分析相权与皇权关系演变的原因和本质。
在中国古代，至少从皇权专制的时代开始，相权便与皇权相伴而生，宰相制度的建立是伴随着皇权专制的政体而产生的。宰相是皇帝的辅臣，他辅佐皇帝管理政务。宰相是百官之首，是行政首脑，在朝中具有显赫的地位，宰相掌控着最高的行政权力。当然，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权是绝对的，相权只能依附于皇权。在古代很多时候，宰相在政坛的影响力是决定于皇帝对相权的支持与否。历史上的明君，常常比较重视宰相的辅佐作用，能听进宰相的忠言，能接受宰相的建议，能授权给予宰相，能放权让宰相去协助管理朝廷事务；反之，那些昏君们，则是想方设法在打压相权，陷害甚至杀害宰相。相权与皇权的微妙利害关系和权力的争夺，使宰相制度在历史上不断发生演变，也形成了相权与皇权的不同组合方式，使宰相在朝廷中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这就演化出了相权与皇权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
影视基地中的丞相府
那么，造成宰相制度不断演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帝王与百官的矛盾通过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激发出来。
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权是专制政权的最高代表，而宰相是整个官僚群体的代表，皇权在行使其自上而下的管理权力时，必然与整个的官僚机构是有矛盾的，皇帝要掌握更多的实权，而百官也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如此一来，在统治体制的结构内部便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当矛盾激发时，便会通过宰相与皇帝的矛盾激发出来。所以，相权与皇权其实也是官僚群体与皇帝的矛盾激化的表现。在君臣矛盾关系中，宰相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皇帝想强化专制权力，自然是先拿宰相开刀，而首先要做的是削弱相权。
从另外的一个方面看，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机构一旦发育形成，自然就具备相对独立、稳定的运行规范、运行程序和运行方式，成了一种成熟的管理机制，而这种机制的顺利运转，自然具有排斥干扰的力量，并且趋向于运转更顺畅，如此一来，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相当于从皇帝那里分权力，而且还想分到更大的权力，对此，皇帝肯定是不愿意的，专制制度不允许官僚机构独立于专制权力之外，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性，于是，君臣之间的潜在矛盾便通过宰相与皇帝的权力博弈而激化了，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
比如，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得到明朝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同乡和姻亲李善长的推荐，获朱元璋批准，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升任左丞相，他共做了七年的丞相，他任期时间长，所以在朝中能大肆培植朋党，竭力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而这使得相权在朝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势状态，胡惟庸独断专行，对皇权视若不见，在政务、财政、任免、赏罚等重大问题上，常常不将决策建议上呈皇帝便独立决断，这对于胡惟庸来说，是维护相权的强势状态，但对于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来说，却是遇到了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所以，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认为是祥瑞之兆，便请朱元璋前往观赏，传说朱元璋欣然接受，而当他走至西华门时，有太监提醒他胡家上空尘土飞扬，担心府中藏有兵将，于是，朱元璋即返回，以胡惟庸“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处死胡惟庸、陈宁等，之后，也牵连了李善长等开国功臣，据说，胡惟庸案株连极广，牵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对这一事件，后世史学家分析认为，明代史籍中所载的胡惟庸案矛盾不少，怀疑胡惟庸谋反是否是真实的，认为是朱元璋对相权威胁君权的恐惧，借机清除胡惟庸等，是滥杀无辜。其实，朱元璋就是为了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为了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强化皇帝专制集权。事实上，朱元璋在事件之后，便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这便是把最高决策权收归于皇帝，皇帝亲自掌管“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其实，皇帝等于兼任了宰相职务。至此，皇权政治达到了顶峰。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是以相权被解除来解决的，但这种解决方式并非是好办法，没有宰相辅佐，皇帝便会陷于繁杂的事务中，精疲力尽，无心决策大事，而且，失去了宰相的制衡，皇权专制体制便会走向腐败。
胡惟庸被灭九族
其次，封建专制政体内部的矛盾导致了相权与皇权的矛盾。
古代帝王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下，律法制度上设置了帝王的专权统治方式，而这种统治方式是单向度的，即由上而下所实行的管理方式，帝王靠专权和制度的规定来保障皇权独揽，但宰相的权力却是没有保障的，皇权的至高无上，所以不可能自我削弱，但却可以削弱相权，如此一来，相权就一直是处在被动之中，处于任凭皇权宰割的状态，这就使得宰相一直处在恐慌之中，生怕哪一天被剥夺了权力，所以，相权没有保障制度的危机感会促使宰相不得不充分利用自己当前所拥有权力，比如行政权和部分决策权等来防止自己的权力被削弱，因而，一旦有机会，比如皇帝忙于对付别的政治力量，像大将军、皇亲国戚、揽权宦官、反叛力量等，或许遇到皇帝老、幼、病、蠢等，宰相便会抓紧机会揽权，尽可能强化相权。没有保障制度的相权更具有权力膨胀的欲望，因为危机感导致了自我保护能力的提高。简单地说，是皇权的强压性导致了相权的伺机反扑，压力越大，极可能反弹也越大，所以，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
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取消了中书省和丞相，但是，没有丞相的中央政府，其繁杂的政务皆直接压在皇帝身上，皇帝不可能承担得了，所以，在取消丞相的那一年，朱元璋便任命几位老成儒者为“四辅官”，但是，这些老儒缺乏实际处事能力，在废相第二年，朱元璋又任用一些新进士和翰林学士，帮助处理文书工作，这便是内阁制度的萌芽期。朱棣夺权后，在皇宫的东阁开辟了办公处，从翰林院挑选年轻官员作为秘书，而这些年轻官员成了皇帝的心腹，朱棣让他们参议立储、用人、赋税等重大国家事务，过一段时间，这些学士们便有了一定的参议权，于是，内阁也就初步形成。朱高炽登基后，提高东阁学士的行政地位，阁权也随之增大。朱瞻基即位后，内阁制度的得到基本确立，内阁大学士政治地位已高于各部尚书，其重要标志便是掌握了“票拟权”，即：对来自全国的各种奏章，于呈递皇帝批示之前，内阁成员先进行审阅，并代皇帝拟好批答谕旨，将其贴在奏章上呈给皇帝裁决。表面上是“票拟”，而实际上是“票拟批答”，内阁成员按自己的意愿来进行“票拟”，这等于是干预了皇帝的判断，皇帝如觉得可行，便会朱批下旨执行。嘉靖时期，内阁形成了首辅制，这标志着内阁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内阁首辅虽没有宰相之名，但实际上已拥权相，在万历年间，张居正、高拱作为内阁首辅，其权力甚至比宰相还大，相权大大地反弹了，当时的皇权还没有相权强大，相权明显地盖过了皇权。这与朱元璋铲除胡惟庸的相权时的所希望的局面大大不同了。可是，相权过大的后遗症也很糟糕，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由高拱执政时期的铁杆亲信张四维继任首辅，张四维便利用首辅的权力，借着明神宗朱翊钧对张居正的不满情绪，对张居正展开了疯狂报复，将张居正抄家，几乎灭族。此后，明神宗执政后期荒于政事，二十多年不再上朝，中央权力运转几乎停摆，而且，党争长期持续，导致朝政日益腐败，致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张居正与冯宝剧照
再次，专制体制下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矛盾通过宰相与皇帝的矛盾反应出来。
皇权专制体制下，皇帝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而宰相这负责执掌中央行政机构，拥有执行管理的权力，但在长期的发展中，皇帝常常不满足于掌控决策权，而想把宰相所掌握的执行管理权也收到自己的手里，因为皇帝担心他决策之后，宰相并没有按照他所做的决策办；同样，当宰相拥有了较大的权力，比如，除了掌握行政权外，也拥有了部分的决策权之后，权力欲就更大了，想要皇帝把更多的决策权让给他，于是，皇帝与宰相便进入了博弈的局势中。相权一直想做大，而皇权竭力对之进行抑制，皇帝想方设法削弱相权，巩固专制皇权，矛盾就激化了。
比如，汉朝建立时，中央政权比较分散，汉高祖刘邦为了分散相权，在机构设置上为皇帝和丞相设了各自的秘书处。让“六尚”，即尚衣、尚事、尚冠、尚席、尚浴、尚书作为皇帝的秘书处，为皇帝服务；而丞相则设“十三曹”，即东曹、西曹、户曹、法曹、尉曹、兵曹、金曹、仓曹等，作为秘书处。
到了汉武帝时期，丞相与皇帝的矛盾逐步激化，丞相成了非常危险的职业。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共任命了十三位丞相，而丞相频繁换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丞相下场都不妙，第一任丞相建陵侯卫绾，执政期间使无辜者冤死狱中，年老生病，提前告老回家；接着，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任相时得罪了窦太后，被罢黜，后因替灌夫求情，欺骗汉武帝被处死；汉武帝的舅舅田蚡，靠他的姐王皇后关系升高官，后任相，娇横跋扈，因处死灌夫，陷害窦婴，被窦婴告发，发疯而死；窦太后所任命的丞相许昌，窦太后一死，他便被武帝免职。其他丞相如庄青翟被连坐下狱，饮药自尽；李蔡、赵周自杀身亡；刘屈氂被腰斩；薛泽碌碌为为，任了几年相后便被免职；公孙弘老死在职位上，算是幸运的。丞相的频繁更换，特别是丞相多数没有善终，这反映了汉武帝为了强化专制集权，正想方设法控制丞相的权力，因为在他执政前，丞相的权力太大了。多疑的汉武帝，总担心皇权旁落，视相权为威胁。
汉武帝画像
汉武帝除了直接抑制丞相的权力，还通过提升“尚书台”的权力来削弱相权，原本属于“六尚”之一的“尚书台”被汉武帝提高了权力，许多政事由尚书台做出决策再交皇帝裁定，尚书台成了辅佐皇帝的决策机构。武帝之所以提升尚书台的权力，是因为尚书台官员只对皇帝一人负责，而且，这些官员原本就是从皇帝身边的亲近之人中选拔的，皇帝用起来更得心应手。尚书台权力的提升实际上便形成了替代丞相府的“内朝”，使相权不断被削弱，而以此来强化皇权。所以，在汉武帝时期，便有了“内外朝廷”之分：尚书台的官员权责不断加强，成了皇帝身边辅佐决策的“内朝”；而原本由官僚系统选拔上来的丞相府的官员，所形成的班底便是“外朝”。
但是，这种“内外朝”的设置也有问题，内朝权力过度膨胀，而内朝官员常是通过非正规渠道提拔上来的，在治国方面没有经验，但权力又特别大，而丞相府的权力因为弱化而不足以制约内朝官员，于是，渐渐地便演化为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的局势，最终断送了汉王朝。实际上，汉武帝虽然加强了皇权，抑制了相权，但同时却又养成了新的“相权”，而且是更坏的“相权”。
最后，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宰相制度演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宰相其实是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也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宰相制度其实与皇权专制中央集权制是共生共存的，也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产物。而宰相制度的频繁变化，相权的时强时弱，并最终走向衰亡，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皇权专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制度规定上说，宰相的权位仅次于皇帝，君权是至高无上的，而相权是依附于皇权的。但是，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生态下，宰相的权力是不同的，有时很强，而有时很弱；有时可以盖过皇权，而有时却被取缔了。
相权制度的变化，其实就是官僚机构的依附性和自主性双重特点在皇权压制下必然出现的现象，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组织从政治属性上看是依附于皇权的，但是，在执行政令时却也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可以独立处理政事。相权的依附性代表了官僚机构顺从于皇权，维护了皇权专制所代表的皇家利益；而相权的独立性，却是代表了官僚阶层即大臣和地方官们的利益，这一方面使官僚机构成了对专制皇权形成某种牵制和自我调节机制，同时，也让相权与皇权在矛盾中推动相权制度的变化发展，使二者经常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
从实质上看，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以及相权制度的变化，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利益差别所造成的矛盾。以皇帝为代表的皇家利益，当然需要不断强化专制皇权，让皇家利益不受侵犯；而以宰相为代表的臣下利益，却需要维护和强化相权，保证官僚阶层的利益不受侵吞，于是，冲突便形成了，双方为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便明争暗斗，着力调整或设立更有利于自己的制度，自然，宰相制度就一直处在演化之中。
所以，这一方面造成了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机构不断繁衍与变迁，并增强行政权和部分决策权，让约束机制更有力，而皇帝也只能实行相对性的专制，难以进行独裁；另一方面，当相权没有办法抑制皇权，官僚机构成了只能顺从皇帝的意志而运转时，皇帝的专制统治将得到强化，最终走向独裁，而当皇帝的品德不良时，便会出现无法抑制的昏庸滥用权力的恶劣现象，最终导致王朝灭亡。
明崇祯吊死树上
中国的宰相制度从萌发到正式确立，再从成熟转向分化，最后走向衰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相权鼎盛时期还是相权衰败时期，都对皇权专制中央集权产生过的重大影响，从积极的角度看，它作为辅佐、制衡和牵制皇权的重要政治权力因素，对于维护封建王朝的持久发展起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从消极角度看，当相权架空了皇权，或者皇权取消了相权时，作为制度发展的极端现象，对封建王朝却都是非常不利的影响，而宰相制度的消亡，其实也就使封建王朝坟墓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