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六朝古都，到南京去旅游的人常会听到关于王谢世家的传说，古诗云：“旧时王谢庭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王谢”指的就是东晋的王导和谢安两个大家族。
谢安弈棋
谢安是典型的名门之后，他的曾祖谢缵在曹魏时曾任长安典农中郎将，他的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曾任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等；他的父亲谢裒，永嘉之乱时携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谢安成长于官宦家庭中，从小受长辈的教育，受豪门家族气氛的熏陶，德行修养好，学识渊博，气度不凡，早年的谢无意于仕途，他的家族地位高，朝廷屡次召他入朝为官，都被他以各种借口谢辞了。谢安常年隐于会稽东山上，与当时的名士王羲之、支道林、许询等游山玩水，吟诗咏文，悠闲自在。直到后来，豫州刺史谢万在一次征战中因兵败而遭废黜，谢氏家族中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接任，谢安才告别闲云野鹤的生活，进入官场，他先是任桓温征西大将军府的司马，后迁任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职，最后，因指挥了著名的战役“淝水之战”，大败前秦苻坚的八十多万大军，谢安成了赫赫有名的东晋宰相。在“淝水之战”之战中，运筹帷幄的总指挥是谢安，谢安的弟弟谢石由尚书仆射转任征讨大都督，谢安的侄子谢玄为前锋都督，谢安的儿子谢琰是为辅国将军统兵于阵前。“淝水之战”大获全胜使谢氏家族威名显赫，东晋的精锐部队几乎都是有谢氏家族的成员掌控着，谢氏一族，成了掌控当时军事大局的名门望族。
王导谢安纪念馆
当然，如果要说家族的显赫历史，王氏家族比谢氏家族崛起更早，东晋皇帝司马睿镇守建邺时，王导就开始辅佐司马睿了，王导是东晋王朝政治局势中的一位显赫的人物。王导（276—339年），字茂弘，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属于著名的琅琊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王氏一直是名门望族，王祥族孙王衍历任司空、司徒、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导的祖父王览，官至光禄大夫；其父王裁，曾任镇军司马，东晋建立后，王裁身居多种要职，咸康五年（339年），王裁病逝，谥文献。王导承袭王裁的爵位。
王导画像
据史籍记载，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当时的陈留高士张公见王导之后，曾对王导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后来，王导为司空刘寔所知，被委任为东阁祭酒，拟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后参与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王导素来与司马懿的曾孙、琅琊王司马睿关系很好。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司马炽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镇守建邺。王导随司马睿南渡，任安东将军司马。
建邺原为建业，280年，西晋灭吴后将建业改名为建邺，公元313年，晋愍帝司马邺即位，为避其讳，建邺被改为建康；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即位，东晋正式建立，定都建康。420年，刘裕代晋称帝，立宋国，定都建康。可见，除宋外，南朝的齐、梁、陈等，皆以建康为都。
西晋末期，皇族内部为争夺中央政权，发生了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严重内乱，这沉重地打击了西晋王朝，极为混乱的局势使司马氏政权走进垂危残喘的阶段。司马睿镇守建康，偏安一隅，本来，司马睿才能很平常，声望很一般，而且他又属于晋皇室中不太受重视的一支，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在晋王朝的各个大小诸侯王中，他是很不起眼的，在别人看来，司马睿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但是，司马睿有一个大优点，就是善于用人，他重用王导，而正因为有王导的辅佐，有王导为他出谋划策，这才能使健康的政治、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司马睿也成了晋王朝的继位者，成了东晋朝的开国君王。司马睿曾将自己比作刘邦，而把王导比喻为是他的“萧何”，足见他对王导的赞赏。
王导全心全意为司马睿谋划，他献妙计，联合南北士族，使司马睿能顺利建立东晋政权，成为晋元帝。东晋时期，流行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说的是，东晋的天下，其实该有王氏家族与司马氏家族共同所拥有，因为王导的政治功绩实在太大了，帝王虽然是司马氏在做，但主政的却是王导。王导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王导的从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手握重兵，权势显赫。王导出身于中原著名士族，拥有名门望族的显赫声望，同时，他又是东晋朝的开国元勋，他辅佐司马睿缔造了东晋朝。永嘉时期，北方一片混乱，而以健康为中心的一片区域，却是安定富裕的，后人发现了晋墓中有砖铭曰：“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不得不承认，在王导的辅佐下，晋元帝定都建康，曾呈现出一片繁荣的迹象。
王导是东晋王朝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可以说，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位显赫人物，晋元帝司马睿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大部分都是由王导提出来的，东晋朝的建立和稳定，离不开王导的政策的筹划和政治措施的实施。而晋元帝之后，晋明帝、晋成帝也是在王导的辅佐下维持其朝纲稳定的，作为东晋朝的三朝元老，王导是东晋朝政权的核心人物，实际上，或许可以说，王导就是东晋政权的实际奠基者和维护者。而王导这位东晋朝的名相，有其十分杰出的政治谋略，其中，王导的调和策略，是他玩转朝中权力的根本谋略，也是促使东晋朝顺利建立和稳定发展的非常厉害的权谋之术。
策略之一，王导以“绥抚新旧”的方式来调和北方（中原）士族和南方（江东）士族的矛盾，使双方和平共处，协调共荣。
早在西晋末，司马睿镇守建邺时，针对北方混乱对南方的影响，王导便向司马睿提出了治理建邺的方略，他提出：“谦以纳士；俭以持日；为政清静；安抚南北。”司马睿以王导的建议为施政方针，有效地防止北方的混乱对南方的影响，使居于建邺的南北士族真心地拥戴司马睿。
西晋时，东吴被灭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途艰难，升迁无望，心里非常不满，抵触情绪很厉害。司马睿初到建邺时，南方士族对他置之不理，此时，王导及时采取措施来化解南方士族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王导心里很清楚，要在原东吴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主体的东晋朝，如果没有联络南方土族，并获得南方士族的支持，那么，东晋朝一定是存在不了的。于是，王导就有针对性地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他极力提高东晋新主人司马睿的威信，比如，在三月初三，司马睿肩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紧随，仪仗隆重，威风凛凛，这有意让南方士族知道，司马睿乃北方士族拥戴的江东之主，这使得江南的著名望族顾荣、纪瞻等对司马睿十分敬惧；另一方面，王导向司马睿建议，为了成就霸业，必须敬老招贤。在司马睿授权下，王导亲自邀请江南望族的顾荣、纪瞻分别靠担任军司马和吴国内史之要职，如此对东吴前老前贤的敬重，渐渐让江南士族认可和服从司马政权，南方士族也就归附东晋王室，成为其治下臣民。
为了更有效地调解南北方士族的矛盾，王导将政策化为很具体的措施来落实：比如，王导以身作则勤学吴语，以便与南方的望族能沟通更顺利；让北方士族主动向南方士族要求结为婚姻，加强和睦关系，以拉近与南方士族的距离。再如，对于江南望族中的武力强宗，有造反者，尽量不由北方人领兵去镇压，而是让江南望族中的人，甚至是造反者同族中人领兵去平叛。当时，南方望族中的周勰、周续聚众造反，元帝拟发兵征讨，王导却建议让周续族弟周莛领兵去平叛，周莛果然成功评叛。事后，晋室任周续、周莛的族叔周札为吴兴太守，任命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并未穷追，而是抚之如旧。这种忍让、调和的策略，有效地博取了南方士族的欢心，使南方士族感到与南北士族平等的，在司马睿治理下，能平等相处。
为了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王导还特意设计了一个“侨寄法”政策，用以保护南方士族的利益。东吴被灭之后，南方望族最担心的就是北方南下的士族会侵犯他们的经济利益，南方士族很多是地主，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等，皆是强宗大族，他们最担心利益被侵犯。王导巧妙的采取策略，他避开了南方士族的势力范围，在贫弱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以安置北方南逃的士族和民众为名，聚集奴隶或佃客，开垦拓荒，发展生产，这就不是强南方士族的地盘，而是侨寄于南方望族领地的边缘，发展新产业。这一策略对南北士族双方都有好处，对于北方流亡来的士族和逃难民众而言，有了一个好去处，能养活自己了；而对于南方士族而言，又不会侵犯他们的经济利益，使双方能和平相处。而且，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让逃难来的人去开垦、繁殖，利于发展经济。实际效用也很好，当时的“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更多，“侨寄法”很有成效。
策略之二，王导以“维系伦纪，义固君臣”的德政措施，调解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之间的矛盾，防止朝中分裂，避免篡权悲剧重演。
从汉末到西晋，朝廷经常处于混乱中，时而外戚专权，时而太监专政，时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时而同时有好几位皇帝，宫廷斗争不断，高层倾轧严重，政权像走马灯似的转个不停。曹氏夺取了刘汉的政权，司马氏又篡了曹氏之权，而“八王之乱”又是诸王在争夺皇权，在当时，防止帝权旁落，防止皇权被抢，是政治舞台上十分敏感的话题。对此，在健康登基的晋元帝司马睿，是不可能不警惕的。可是，晋元帝除了属于皇族血统之外，他没有其他任何有利于称帝的条件，无论是才识胆略，还是政治实力，他都不具备竞争优势。司马睿必须依靠王氏，才能稳定朝政。司马睿政治方面要依靠王导出谋划策、处理朝务；司马睿在军事上要依靠王导的从兄王敦，因为王敦掌握着东晋的精锐部队，此外，东晋的其他重要官职也多被王氏所占有。对于朝中政治局势，司马睿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不得不尊重和依靠王导，据说，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元帝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座受贺，是因为王导再三辞让，才没有同坐受贺。其实，王导的辞让也正是明智之举。
政坛上，历来都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晋元帝登基之后，对王氏的强大政治军事势力也是非常警惕的，他本来就非常忌惮王氏的超强权力，更是对王氏族中的一些骄横跋扈者非常反感，对大权在握的王敦等暗中采取防卫措施，想方设法削弱王氏的势力。比如，司马睿以刘隗、刁协为心腹，暗中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他还释放扬州沦为僮客的北方流民，将其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司马睿还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令他们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上讨伐石勒，而实际上，其矛头是对准手握兵权的王敦。此时，王导在朝中，也多少有些被元帝疏远，但是，胸有韬略的王导并没有对司马睿表示不满或采取什么应对措施，而是保持平静心态，履政如前。此时，王敦见王导被元帝疏远，自己的军权也受到威胁，他忍耐不了了，他迅速出手，他以反对刘隗、刁协挤兑王导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周颤、刁协，迫使刘隗逃奔石勒，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王敦之乱”。
此时，王导站出来了，他一方面立场坚定地表态，认定刘隗、刁协等是佞臣，扰乱朝纲，赞同王敦带兵“清君侧”。其实，王导很清楚，与手握重兵的王敦是不能正面对抗的，只能暂时妥协，否则，一旦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当刘隗、刁协等“佞臣”被杀逐之后，元帝势力减弱了，王敦想篡权，王导却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极力维护帝室安全，不容许王敦篡权，当王敦攻入建康后，王导力劝王敦，警告他别酿成大错，王敦只好领兵退回武昌。
太宁元年（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继续辅政。此时，手握重兵的王敦认为篡权的新的机会来了，又筹划着夺权，而王导仍然站在维护帝室的立场，坚决反对王敦的不忠之举。恰逢王敦病重，不能领兵，王敦长兄王含为元帅，领水陆两军五万，陈兵于江宁南岸，王导及时致信王含，表示，此次起兵似于当年王敦之为，但形势已变，当年佞臣乱朝，人心不定，而今先帝虽去世，但仍有遗爱在民，新主聪明，并无失德之处，如妄萌逆念，反叛朝廷，便非人臣之道，定会引来共愤。王导表示他自己“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在劝告王含的同时，他及时部署兵力于健康周围布防，并乘王敦病重时，故意率子弟为王敦发丧，让防城将士以为王敦已死，增强士气。王导乘机命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率甲兵渡江偷袭王含营寨，王含没有防备，被杀得大败。王敦得知后病情加重，不久便死了。王敦无子，以王含之子王应为嗣。后来，王含父子兵败逃奔荆州，为其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本来，王敦因谋反而死，该灭族，但王导因保卫帝室有功，仍稳居朝中高位，使琅砑王氏保住东晋最大望族的地位，同时也避免了东晋篡权悲剧混乱局面的产生。王导一直在居中调节了王氏与司马氏的矛盾，防止因激化而酿成局势大乱。这也是他的调和妙策。
策略之三，王导坚持以“镇之以静”的清静之政，处理与调和统治阶层中望族内部的矛盾，倡导兼容，以求安定。
北方混乱，东晋王朝安江左也实属，北方的乱局随时对可能波及健康，对此，王导心里是很清楚的，而他应对的策略是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式来处理与东晋统治集团中世家豪族的关系。他深知，只有以清静为政，息事宁人，才能避免与晋王朝望族的矛盾激化。王导积极维护望族的利益，尽量让望族的士人能有升迁的机会，而对权贵过失的责罚也非常谨慎。他对于世族的退让、调和策略曾被人说成是“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有一定道理，他确实着重在世族子弟里举贤，而执法却尽量不去伤及权贵。比如，王导任扬州刺史时，曾派属下到州属各郡考察政绩，察官回来汇报各郡守得失，而望族顾荣之族子顾和默不作声，王导问其原由，顾和说：“您身为宰辅，当让吞舟大鱼，能漏网而去，何必与郡守计较？”王导听后，竟表示赞同。这明显表现了王导对望族的妥协态度。王导晚年常说：“人言我糊涂，而将来必有人念记着我的‘糊涂’的。”其实，王导这“糊涂”是很清楚的“糊涂”，是息事宁人地求安静。对于王导的妥协、退让态度，有人很不满，比如陈頵就曾致信王导表达其不满：“西晋之所以败亡，起因在用人不当，重虚重实，看门第不看才学，政事败坏，不可挽救，今该改变陋习，赏罚分明，拔贤任能，共谋中兴。”可是，王导并不听陈頵的劝告，他依然很清醒地继续“糊涂”地处理朝政。
王导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主静方式，其实就是对望族的妥协、退让，这当然会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他的目的是博得世家望族的欢心，以平息矛盾，而这恰恰是王导的聪明之处，而不是真的“糊涂”了。睿智的王导比谁都清楚，东晋朝偏安于建康，正笼罩在西晋败亡的阴影之下，北方混乱时时在威胁着江左，当时江南虽是富裕和安宁的，但东晋王权并不稳固，南、北士族潜在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一旦乱局出现，东晋朝就危险了，只有维护暂时安定局面，才是最大的政治，因而，他也只有睁眼看着“让吞舟大鱼，能漏网而去”。在当时的局势下，这种“镇之以静”的退让方式，看起来是太窝囊了，但这是以小博大，牺牲小利益，以博得大局稳定、安宁。
总而言之，王导当时为政的基本点，就是以北方士族为骨干，并招揽笼络南方士族作辅助，他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尽量能兼顾南方士族的利益，他对上维护司马睿的帝位，自己作为宰相，理智、巧妙地采取调和策略，调和化解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矛盾，调和化解王氏家族与司马氏皇族之间的矛盾，调和退让地处理晋王朝望族之间的矛盾，他一定也是不喜欢退让、妥协的，但他知道，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三方面的矛盾，让其中一种或多种矛盾激化了，那么，东晋朝很可能就和西晋王朝一样，也会败亡的。当时，东晋朝由他主政，他宁肯退让，宁肯妥协，宁肯显得毫无骨气，但他也要保证东晋王朝能偏安江左，保持着安宁局面。
王导去世多年之后，东晋朝又遇到一次危机，恒温图谋篡位，但是，因为有王、谢两大家族的抵制，桓温的篡权野心未能实现。桓温死后，由谢安执掌朝政，由桓温之弟桓冲任荆州刺史，政局又出现了稳定局面，东晋朝有了前所未有的和睦景象，不能不说，这其实就是王导留下的政治资源，是王导调和策略的政治成果，谢安继承了王导的政治策略，继续平衡各大士族势力之间的关系，使东晋朝继续保持偏安稳定。
王导的政治经历提醒大家，要保住政治局势的安全，有时也不一定要靠强势的武力征讨来实现，调和策略有时也很管用，儒家主张中庸之道，主张“执两用中”，如能将利益互补关系的双方优势发挥出来，而不是激化矛盾，那么，经常能获得双赢或多赢的效果，即便是为了前进而暂时退让，接受妥协，也是值得的。而且，有时退让、调和更需要勇气，更需要韬略，通常，积极出击者被视为是英雄，而退让、妥协者被认为是“窝囊货”，调和被视为是投降，是懦夫所为，其实，能游离于各种矛盾之间，巧妙的化解矛盾，并让局势往最佳的方向发展，这才是智者的妙招，即使是暂时的退让、妥协，也并非是懦夫的行径，而是真正的智者所为，因为安定和安宁才是当时东晋王朝最理想的结果。王导其实是干得很漂亮的，因为当时的局势，他只能用调和策略，如果不愿调和，或许东晋朝早就败亡了。王导或许是历史上最善于调和的谋略家，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代名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