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带你了解中国古代几种主要的谋略思想（上）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三十六
在古代，中国与西方在管理和策划思想方面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在认知、逻辑、概率统计等方面比较发达，而中国在智谋、感悟和情思方面，特别是在治国安民、驭臣掌兵、为人处世、谋事知人等的智谋方面，却比较发达。或许可以说，西方擅长于认知方面，而中国擅长于智谋方面，西方“善知”，中方善“谋”。
中国古代谋略文化源远流长，既丰富，又深邃，中国古人很善于谋事、谋生、谋国、谋兵等，中国古人擅长于在日常生活体悟人生智慧，认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语）中国古人善于从智慧方面去把握天时、地利、人和的丰富内涵，去总结经世致用的道理，将“极高明”与“道中庸”（冯友兰语）紧密结合起来，既重视愿景与理想，又注重当下的稳妥的行为，知行合一。
与西方管理学说相比，中国古代谋略文化虽然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数字化的概率统计，但是，它注重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注重与和实际活动紧密结合，看似很平常，却是很深刻的；看似很实用，其实却非常睿智。
中国古代谋略思想倍受重视，各阶层都很重视谋略文化。在朝为官的，虽然表面上冠冕堂皇，保持一种正人君子的样子，大讲仁义道德，但是，在背地里却十分崇尚谋略家，青睐谋略思想，运用谋略方法，阅读谋略书籍。而在野派中，无论是归隐的，混江湖的，占山为王的，还是游历山水的，也都对谋略思想津津乐道，对谋略家倍加赞赏。坊间市井，更是广泛流传着很多谋略家的故事和传说。民间大众对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如姜子牙、范蠡、孙武、张仪、苏秦、韩非、张良、东方朔、诸葛亮、刘伯温、曾国藩等，有一种赞赏和崇拜的心理，一代代流传着他们的故事。
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不仅很丰富，而且还形成了各个不同学派，各个不同的理论形态，此外，古代各阶层、各个行业，也都大体有其谋略理论。比如，帝王有治国驭臣之道；大臣有谋权佐王之术；武将有用兵布阵方略；文人有经世致用的方法；商贾有谋市聚财之法等等。
中国古代的谋略文化书籍也相当不少，比如，有专门论述谋略的专著，如《鬼谷子》《素书》《长短经》《权书》《帝王图鉴》等，还有一些名为史书，其实是政治谋略方面的专著，如《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而《史记》中更是在每一篇后有《太史公曰》，阐述的就是司马迁的谋略观点。此外，在诸子学的各种论著中，有相当的篇幅也是谈古代谋略思想的，古代谋略文化的各个学派，如儒家、道家、纵横家、兵家、墨家、阴阳家等，他们的谋略思想也主要就是在“子书”中阐述的。
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有几个类型的理论形态，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它们形成了中国古代谋略思想的主要内容，至今仍很值得探讨、扬弃和借鉴。
秦始皇画像
帝王权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可能是最受重视也是最发达的谋略思思。中国古代的主要政治体制是帝王专制，帝王占据着统治机制的最高层，掌控着至上的权力，所以，帝王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在古代的政治生态中起决定作用，帝王的统治方略也成了政治家们、权贵们和学者们聚焦的政治论题。帝王如何统治，以什么方式进行统治，如何管理朝廷，如何授权与牵制，如何立威与纳谏，如何设计互相制衡的权力机制等等，都是倍受关注的权谋热点和治政的理论要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形成了精致、完整和系统的帝王之学。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帝王权谋成了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帝王之学构成了古代典籍的重要部分，比如《尚书》中的《洪范》，道家学说中的“人君南面术”，《四书》中的仁政统治方略，还有《长短经》《素书》《管子》《商君书》《韩非子》《春秋繁露》《淮南鸿烈》《资治通鉴》等，都对帝王之术有详细的论述，甚至以帝王权谋为主要内容。
古代各主要学术流派，各学派的主要理论学说，也皆是以帝王权谋作为重要理论来阐述的，比如，儒家的仁政学说、“道统论”、“内圣外王”说、“民重君轻”论，以及“修齐治平”理论等，皆是围绕着君王统治术而展开论述的；再如，法家“缘法而治”的基本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管理原则，特别是“法、术、势”的学说，也都是从君王的角度去探讨的；又如，道家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基本原则，以柔克刚、以进为退、以柔弱胜刚强等处事策略等，也都是要求帝王应采纳的治国方法；还有，墨家的义政、非攻论，名家的刑名之学等等，也是奉劝君王要采纳、坚持和实施的政治策略，各学术流派的谋略思想，皆是希望能让帝王能接受和运用，使其谋略理念能成为治国之道。
古代的皇权专制制度造成了政治体制上以帝王为绝对的核心，皇权不仅支配着政治生态，而且也支配着整个社会，支配着文化思想体制。皇权至上主义制约信仰、伦理、政治理念和宗族观念，比如，在古代，“天地君亲师”成为祭祀的最重要对象，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成为中国古人基本的价值理念，“忠君”成为极其重要的观念。帝王被尊称为“天子”，即“天之子”，体现着君权神授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正是为了传播和强化君权神圣化的统治原则。
汉武帝画像
帝王权谋理论表为几个根本性的论点：其一是认为帝王的统治权是受命于天的，谁如果反对，便是逆天行为，是必须受惩罚的。如此一来，统治者便可以用法律、伦理，以及族规民约等方面的手段来对不忠的人（即逆天而为之人）进行惩罚。其二是认为一切土地和人，皆是属于帝王的，《诗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普天之地，皆是帝王的土地，而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帝王的臣民，帝王拥有一切。其三是认为伦理政治一体化，强调“家天下”的理念，天下是皇家的天下，所以“国即是家”，整个国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而皇帝就是家长或族长，比如，宋朝就是“赵家天下”；同时，“家即是国”，一个家族或家庭，必须坚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理念，姓氏族内，家规族规堪比国家法律，甚至有时比政治规则还更严厉，家族族长有权惩罚和处置家庭成员或族里的人。在族姓内，很多时候，族长比地方官员还更有权势，血缘关系比政治关系更重要。所以，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同构”是很有道理的，而“家国同构”就是血缘伦理规则导向于巩固和强化皇权专制秩序的典型结构，伦理为政治服务，这就是古代帝王权术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其四是确立和实施了君权的单向控制，强调君尊臣卑的控制机制，将“君为臣纲”作为政治文化必须自觉认同的基本原则，并以“君为臣纲”来统领“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一方面，使政治纲领成为伦理纲常推行的目的，并维持伦理纲常的正统性；另一方面，让伦理纲常为政治纲领服务，而在政治纲领的维护下保证伦理纲常的扩展和传播。于是，“三纲五常”就成了融政治与伦理为一体的帝王统治的高明策略，也是很有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帝王统治术。
历史上，所谓有雄才大略，能成大功立大业，创造盛世繁华局面的有为、杰出的帝王，如刘邦、曹操、汉武帝、隋文帝、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康熙、雍正等，大都是深谙帝王权谋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成就也都是建立在娴熟地运用帝王统治术的基础上的。而改朝换代之时，继位的新帝王，常常以承继先皇的权谋治术为头等要务，视先皇的帝王之术为统治秘诀。
据说，唐朝李世民专门撰写了《帝范》一书，专论人君之道，很隐秘地论述帝王的统治权谋，当他将《帝范》赐予他的儿子时再三叮嘱，一定要将书中所述的统治术作为他的遗训。李世民对他儿子说：“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帝范》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是很重要的帝王谋略典籍，为后世帝王所重视。
总之，皇权至上的专制政治机制造成了文化思想聚焦于帝王之学，而帝王权谋也就成了古代中国社会最受重视的政治思想主题，也成了古代谋略文化的核心论题，同时，也成了政治学、历史学、谋略学和管理学持续关注的重要论题，中国古代的帝王权谋、帝王学、帝王之术等，是很值得从管理学的角度去深入的探索和研究的。而帝王权谋中的具体理论，包括驭臣之道、用人策略、任将之法、牵制之术、立威方法、治军之策等，将另文讨论。
曹操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