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市策
在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文化哲学有一个基本倾向，那就是重视对伦理哲学的研究，而轻视对于功利经济的探索，所以，中国古代文人一直有“重义轻利”的观念，加上后来儒家思想经常占据文化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重德性重义礼思想观念的盛行使得“利”的观念更淡薄了，所以，商业经济理念在古代历来不受重视，被认为是登不上大雅之堂。士人们皆是谈“仁”，谈“义”，谈“礼”，而不屑于谈“利”，而且，在民间还有“为富不仁”的说法，如此一来，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理论、商业场观念等就很难发展起来，经管管理理论方面，也成果不多，经管理论处于弱势发展中。
当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是能看到一些比较深刻，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经管谋略的，中国古人的商贾市策其实还是很高兴的，很值得重视，可以说，古代商贾市策也是中国谋略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现代人进行探索和借鉴。
在中国古代，虽然有“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商业理念发展相对较弱，但是，也不乏关于经济、商业、经管方面的传说、事例和理论的，古代杰出商家们的商贾市策，蕴含着深刻的经济管理谋略，很值得现代人探索和借鉴。比如，春秋末期的著名商家范蠡，从政坛上激流勇退之后，在商业经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再如，战国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商人吕不韦，大胆进行商政博弈，是最早“投资”政治人物而博取大利益的；再如，晚清的胡雪岩，是官商结合的典型经营大师，他是清代唯一一个以商人的业绩穿上黄马褂的；还有同时期的盛宣怀，他是官办商人、买办，还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创造了多个“第一”，比如他创立了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等；最后，还有晋商、闽商、微商等地域性的著名商家群体，他们的经营策略也是商贾市策的重要资源，很值得关注。下面，重点介绍范蠡、吕不韦和胡雪岩三位大商家，评述他们的商贾市策，供大家参考。
范蠡画像
范蠡历来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商圣”，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据说，他与文种等一起，帮助勾践兴越灭吴，帮勾践雪会稽之耻，之后，范蠡感到再继续在朝为官会有危险，他告诫他的同僚和好友文种说：要知进退，以前要进，而现在要退。他对文种说明了“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的意思，认为越王为人，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不过，在越国当高官的文种听不进去，他觉得越王是不会害跟随他共患难的大臣的。可惜，结局被范蠡猜中了，勾践赐文种一把剑，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文种只好自杀了。范蠡比文种更了解越王勾践，他急流勇退，把官辞了，化名为“鸱夷子皮”，游历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他曾三次经商，获得了巨额财富。范蠡是个很有趣的大商人，他赚了很多钱之后，就散尽家财，潇洒游历，之后，又去经商，又赚了大钱，又散尽家财，然后再去赚钱，他是很潇洒地在赚钱。范蠡最后定居于宋国陶丘（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陶朱公的经营理论为历代商界所青睐，在历史上被商人们津津乐道。陶朱公的一些经商策略是很值得关注的：
第一，陶朱公强调把握时机，得时无怠。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商若能依据商业发展趋势，把握有利时机，据时而动，从时而追，积极紧跟趋势，看准时机快速出手，成功可能性就会更大。陶朱公知道经商活动要占得先机，抓住盈利的机会，不能迟疑等待，否者，容易错失良机。
第二，陶朱公强调要坚持买卖中“贵出贱取”的原则。其实，这简明扼要地指出了经营的本质。陶朱公认为，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一定要果断出手，否者，便会从最贵的极点反转，由贵而贱，就不值钱了，所以，他说：“贵如粪土”；而他又说：“贱取如珠玉”，这是说，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时，价格上升的机会就来了，它们就像珠玉一样，很值得买进，贱极了将转为贵，当然是值得买的。
第三，陶朱公提出“三八价格，农末俱利”的经管原则，他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这说的是，商人利益如果受到损害，他们就不会去经营粮食；农民的利益如果受到损害，就不会去种田，商人与农民如果同时受到伤害，便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将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让农民和商人同时能获利，商品经营活动才会发展。国家也才会有财政收入。
第四，陶朱公提出了“逐十一之利”的经营要略，他这是在强调要薄利多销，强调经商不能只求暴利而不顾公平原则。中国古代一直是很重视讲诚信的，就是经商活动，也强调要“义”字当头，而坚持薄利原则，便是商人求“义”的一种表现，商人能坚持“义”字当头，便能长久发展，从而也能逐渐积累起财富，如果一味追求暴利，那么，经营是不可能长久的。
第五，陶朱公强调“积着之理”，他认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这即是说，贮存商品要坚持合理的原则，易坏易腐的货物不能长期留在仓库里，不能期望涨得最贵是才出手，资金要流动起来，不能贪图暴利。陶朱公其实是反对利用囤货来哄抬物价，反对黑心商人的不道德行为。
第六，陶朱公强调要避免“谷贱伤民、谷贵伤末”，他认为设定合理的价格才能做到“农末俱利”，这是因为，其一，他强调价格适当，才能既利于农业发展，又利于工商业发展，否则，要么伤“农”，要么伤“工商业”，都不妥。其二，他提出：“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这即是说：国家在丰收之年应把粮收购并储藏起来，等到歉收之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如此一来，便能起到平抑粮食价格的作用，维护市场稳定。再三，他很重视商品价格调整对于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强调要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只有调整好价格，才能使商品市场健康发展。
在战国末那么早的时期，范蠡便能提出如此深刻的商业经济理论，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是对古代中国商贾市策的重要贡献。
与范蠡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大商人吕不韦，在中国古代那样一个“重义轻利”和“重农轻商”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吕不韦能将商业玩得那么大，这是很了不得的，这没有非凡的经商智慧是做不到的。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吕不韦起初的职业地位是比较低的，商人排在各种职业后面，是不受社会重视的。但是，吕不韦并不以职业地位低为自卑，他充分认识到商业贸易的重要性，他深知交易能带来财富，而拥有了财富就能提高经济地位，而有了经济地位就会有机会提高政治地位。
吕不韦画像
于是，吕不韦坚持“奇货可居”的经济理论，并按计划一步步地实施他的“交易”规划。首先，吕不韦发现了一个很有投资价值的“经营对象”，这就是异人，异人是后来的秦始皇的亲爹，而在当时，异人只是秦国安国君二十几个儿子中很不被重视的一个，他既不是最年长的王子，也不是年纪最小的王子，年龄居中，而且，异人的母亲夏姬不受宠，所以，异人被派到赵国作人质，当时赵国与秦国是有矛盾的，一旦开战，当人质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异人也没有办法，他在众王子中，是不受重视的，也只能当人质了。不过，当异人在赵国遇到了吕不韦之后，异人却因祸得福了，此后，他有了全新的发展机会。
吕不韦在赵国经商时发现了异人，他慧眼识“货”，认为异人“奇货可居”。对于吕不韦来说，异人是一个有很有投资潜力的“投资项目”。于是，吕不韦找到异人，对异人分析了当时秦国的局势，指出他有回秦国继位的极大可能性，并建议异人与他合作，吕不韦将秦国当时的状况分析给异人听：
其一，预计安国君很快就会继位，因为他的父亲秦昭王已经七十岁了，年纪很大，不可能再活很长时间；其二，华阳夫人地位很特殊，因为她是安国君最宠爱的妃子；其三，异人与他的其他兄弟相比没有优势，因为他的兄弟们都在安国君身边，而他却当人质在赵国；其四，异人没有钱财，没有条件结交天下诸侯，而没有诸侯的支持，就很难有继位的机会。
吕不韦对秦国政局的分析让异人很佩服，但是，其分析又让异人很失望，因为根据吕不韦的分析，等于判定了异人没有任何发展机会。
吕不韦很清楚异人的想法，他很有针对性地对异人说：我可以帮你，让你成为安国君的嫡嗣，等安国君继位了，我还能帮你当上太子。这一番话让异人感到意外，也让异人非常兴奋。异人此时才发现，吕不韦并非只是一个普通商人，而是一个很有政治眼光的政治谋略家。此时，异人兴奋地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这意思是说，如果真能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我拥有秦国之后，便与你共享。
异人的话等于是答应与吕不韦合作，并答应与他分享胜利果实。吕不韦也很满意，开始按他的策划进行运作，首先，他拿出一半家产送给了异人，让异人进行自我包装，并展开社交活动，异人开始结交天下名流和诸侯，扩大朋友圈；其次，吕不韦带上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对相关人员进行攻关。首先，他找到了华阳夫人，送大礼给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很高兴，吕不韦乘机说异人虽身在他国，但却常常思念夫人，甚至有时想得都哭了。吕不韦说得华阳夫人动心了，开始对异人有好印象。而这正是吕不韦所要的，因为他知道，华阳夫人不会生育，没有子嗣，吕不韦的目标就是让华阳夫人喜欢异人。其次，吕不韦找华阳夫人身边的亲人做工作，吕不韦先找华阳夫人的弟弟，分析说，正是因为华阳夫人受宠爱，所以她弟弟才拥有美女、骏马、珍宝等，比太子还多，但是，如果安国君去世，新太子继位，华阳夫人就会失宠，而他的弟弟也就没有好日子了；再次，吕不韦又说服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她说：“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弛。”意思是现今你妹妹因美丽而受宠，但人会老的，老了时就不再受宠了，最好是趁着受宠时收一个养子，才能长久。最后，吕不韦直接劝华阳夫人赶紧收一个养子，把安国君其他的儿子过继一个来，立为嫡嗣。他对华阳夫人说，如果将来能让此养子能继位，华阳夫人就不会失势了。吕不韦建议华阳夫人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来做养子，因为这样这养子才会感激她，他认为，异人是作为养子的最佳人选，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漂泊无着落，而且其母又不受宠，如果华阳夫人能将他扶上去了，异人一定会十分感激的。到头来，对华阳夫人和对异人都有好处：异人无国而变成有国，而华阳夫人无子而变成有子，两人皆有大好处。
吕不韦的计划果然成功了，华阳夫人开始为异人说话，在安国君的面前大肆赞扬异人的优点，她又是哭又是撒娇地说服安国君立异人为嗣。而且，华阳夫人还与安国君正是盖章订契约，签好立储之事。史书曰：“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
秦昭王五十年，秦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国决定杀人质异人，异人面临极大危险，吕不韦急忙花了6000金，买通赵军军官，让其放吕不韦和异人到秦国。
秦昭王七十六岁死了，安国君顺利登基，可惜的是，这位安国君只做了三天国君便死了，异人继位，成为庄襄王。异人没有失信，他兑现诺言，封吕不韦封为丞相、文信侯，让其于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而异人后来改名叫子楚，子楚的儿子就始皇帝秦嬴政。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经营理论很有深意，通过他与他父亲的一次对话，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吕不韦的经商韬略。据《战国策》记载，父子两人的对话是这样的：“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主要意思是说，种田获利最多十倍；做珠宝生意，最多获利也只有百倍，而经营一个“国君”，获利是无限的。
吕不韦是一个典型的“官商”，看中了权力能挣大钱，而晚晴的胡雪岩，也是一个著名的“官商”，他的经营经验和经验方略在近现代颇受重视，他的经营活动和经营策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商贾市策，是很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胡雪岩画像
首先，胡雪岩办钱庄，是公公开开与官员合作的，他毫不遮掩地扮演着“官商”的角色。他创办了“阜康钱庄”，努力使钱庄为官方和官员服务，他尽力让“阜康钱庄”超越其他钱庄，主动积极地与官方发生关系。在当时，普通钱庄都注意与官方拉开距离，不敢与官方正常合作，因为，历来是“商”惹不起“官”。但是，“阜康钱庄”却大张旗鼓地为官服务，它有两大特殊资金来源：一是数额十分巨大的委托理财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为官商进行利益输送服务；二是巨额公款，早期为杭州的官员运作资金，后来，帮助左宗棠运作“西征借款”，当然，还有其他的公款存款和汇款等。胡雪岩在运作官银时，打着“时间差”，利用官方巨款，腾移挪用赚息，胡雪岩还利用复杂庞大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关系网，运作各种名目的公款存款和汇兑等，“阜康钱庄”能获利丰厚，全靠胡雪岩与官合作。
其次，胡雪岩为左宗棠筹集西征经费，从中获利。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每年出关粮运经费约计达白银二百余万两，加上西征军官兵的饷银，每年共需经费八百余万两白银，而这一巨大的官银，主要是由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来运作的。胡雪岩曾出面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并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为担保，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二百万两，开中国政府商借外债之先例。此后，他依照此法，并以自己在上海滩商场的信誉作担保，先后四次出面向汇丰银行等英国财团借得总计白银1595万两，为左宗棠基本解决了西征的经费问题。这是当时非常大胆的“官银私理”的举措，胡雪岩成了晚晴最著名的“官商”，不过，最后，胡雪岩也正是倒在这“官商”的冒险行动上，他为西征筹款腾移挪用官银，被政敌看出来了，他被告上朝廷，加上他在丝绸买卖上得罪了外国商人遭到了围攻，最后，多方面的巨大压力让左宗棠也救不了他，他最终失败了。
第三，胡雪岩在经营上坚持务实“戒欺”。他曾亲笔写了“戒欺”的一块匾额，高悬于厅堂之上，奉为“胡庆余堂”的店训。“戒欺”即“是乃仁术”“真不二价”“顾客乃养命之源”等经营理念的集中体现。其实，胡雪岩在他的经商历程中，他一直在竭力打造“诚信”的经营信誉。其“戒欺”匾额强调的是：“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戒欺”理念还贯穿于他的商业活动的各方面，比如，他要求在生产上应“办务真，修制务精”，这“真”就是强调入药的药材力求“道地”，从源头就优选药材质地；而这“精”就是精益求精，要求店员应敬业，制药应精细。胡庆余堂坚持药童叟无欺，只卖一个价，胡雪岩将“顾客乃养命之源”就是坚持诚信，他教育员工，要认识到顾客乃衣食父母的经营道理。
以上是以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商人为例来说明古代商贾市策的深刻内涵，供现代商家和学者参考，其实，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商贾市策值得探讨的，比如，晚晴的盛宣怀，还有晋商、闽商和微商等商业群体的经商理念，以及古代一些官员的经管思想，比如桑弘羊的经济管理思想等，也是很值得探讨的，以后另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