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隋朝盛极而亡的悲剧，也应是老板和CEO们值得深思的警示（上）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二十八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上演了许多辉煌大戏，也演绎了不少的惨烈悲剧，很值得现代人从正反两方面去吸取教训。在历史进程中，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戏是表演得最出彩的，也是很值得经济方面的高层管理者去认真分析和吸取经验的，现代企业家们，应该注意通过历史经验去借鉴管理方略，以提高管理水平，特别是学习危机管理的方法。
汉朝之后，中国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短时间取得统一之外，在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是，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在经济交往、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进入了大融合的过程，国家的统一已经成为当时主要的发展趋势，而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顺应了这一趋势，建立了统一的隋王朝。
581年二月甲子日，周静帝禅让，杨坚众望所归地登上皇位，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顺利的帝王易位，朝代的更替没有激烈的意见冲突，没有流血事件，新王朝的建立，新皇帝的登基，都是自然而轻松的。隋文帝杨坚是颇有才智的皇帝，他既有仁慈之心，又有政治智慧，作为成功的帝王，他不仅将宇文氏的帝位轻松地抢过来，完成了统一大业，而且，还将立朝不长的隋朝建成了较为稳定富裕的国家。在隋文帝的治理下，隋王朝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增，垦田速加，积蓄充盈，文化繁荣，兵甲强盛。隋文帝建国之后的大治被史学家们誉为是“开皇之治”。
隋文帝画像
589年，隋灭了南方的陈，统一了全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突厥可汗也尊杨坚为圣人天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隋文帝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使全国得到统一，之后，隋文帝进行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有相当一些管理策略，在历史上属于首创，很值得关注。
首先，隋朝在政治上进行重大改革，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
建立“三省六部制”就是设立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定旨出命；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落实。尚书省下辖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六部分类执行各类政策。中书省以中书令二人为长官，门下省以侍中两人为长官，尚书省以尚书令一人为正职长官，以左、右仆射各一人为副职长官。尚书省下辖六部，每部又下辖四司，尚书省共领二十四司。这一中央政治体制的确立，奠定了隋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中枢行政机构的基本格局，是颇有特点的中国古代政体结构。此外，隋文帝还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规定地方官吏一概由中央任免，这是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这一措施的推行，有效地避免了汉、晋时封王体制的弊端，对于防止诸侯王叛乱起了积极作用。之前，汉初刘邦大肆分封刘姓诸侯王，至汉景帝时，已出现刘姓诸侯造反，晋武帝司马炎之后，诸侯王的叛乱更是变得异常严重，西晋出现了“八王之乱”，这是诸侯权力太大所造成的。隋文帝把州县的人事任命权收归中央，削弱了地方大员的权力，巩固了中央集权。隋朝中央行政机构的基本结构在唐代被继承和完善，这是创造“贞观之治”繁荣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隋文帝剧照
隋文帝在政治管理制度上实行的措施非常重要，一是使中央管理结构相对稳定。由皇帝掌管最高权力，而“三省”分权执行皇帝的旨意，这一方面能比较有效地防止权臣架空皇帝，甚至夺权取代皇帝的掌权缺陷；另一方面，“三省”的长官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对皇帝的旨意做出一定的调节，利用建议机制和调整执行，多少能对皇帝的过分专制和错误下旨做一些制衡和纠错，有利于使推行的政策相对更稳妥一些；二是“三省”的设立，使中书、门下、尚书三权分立，使拟定、驳审、执行三功能分开，三权互相制衡、牵制，既能有效防止专权，又能使高层管理更专业化，各司其职，政策的实施更有效；三是设“六部”，使政务分工更明确，分类执行更有效，责权明晰，执行更有力，能使政务管理更细致。隋朝如此管理结构的设置，不是很值得现代企业的老板们研究和借鉴吗？隋朝的管理机制，既能利用互相牵制和制衡功能，防止高层管理者“夺权”，又能让他们各司其职，使管理更具专业化，而且还能使分工更明确，执行更有效。老板管企业，好好地学学这些管理经验，还是很有益的。
其次，隋朝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改善均田制，整顿赋役与户籍，开渠建仓，推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等，使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具体做法有：
第一，隋朝沿袭的北齐的均田制，并进行了改善，一般农民所受的土地，分“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年满六十岁时归还政府，“永业田”则不用归还。丁男（十八岁）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丁男受田，一头牛可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永业田”分桑田和麻田两种，每丁受二十亩。此外，还有“园宅地”，农民每三口分给一亩，奴婢五口分给一亩。显然，这种体制依然保证了封建官僚地主占有多数土地，但是，均田制改善之后，隋初的农民毕竟比以前拥有更多更稳定的土地，这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隋朝初期富国的根本经济措施。
第二，在推行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朝沿袭了北朝以来的租调力役制度。这制度是：十八成丁，开始纳租调服徭役，一夫一妻（丁男一床）岁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先是四丈后改为二丈），绵三两，或布一端（六丈），麻三斤；单丁和奴婢减半。成丁的男子每年服徭役一个月，至583年，改为二十一岁起服役二十天。590年，规定五十岁以上可以输庸停防（用布帛代替力役）。这样的赋役与前代相比，农民负担相对减轻了，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隋朝建立后，及时地整顿人户和查实户口，在首都及直辖县（当时称“畿内”）以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长；四闾为族，设族正。其他辖区（畿外），保以上为里，设里正；里以上为党，设党长，这种户籍管理方式比以前比以前进步了，比较明确、具体。以此相应，对户口实行严查。开皇五年（585年），在全国“大索貌阅”，即按照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核对体貌，防止谎报年龄，大业五年（609年），又进行了核查。此后，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派人至乡村，以三百家到五百家组为一团，依据每家资产情况，以定样确定户等及纳税标准，写成簿籍，称为“输籍定样”（或叫“输籍法”）。这一户口核查方法，既有效地防止逃税现象发生，又能更好地防止地方官舞弊。隋朝建立后，由于采用了对农民有利的田地政策和税收措施，农业得到了发展，人口猛增，耕地扩大，粮食丰收。据官书统计，隋初仅有三百五十九万多户，隋平陈时得五十万户，到606 年（大业二年）全国已有八百九十万七千多户。
第三，隋文帝命宇文恺等率众开漕渠，开通了长150多公里的“广通渠”。此后隋朝又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疏通了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开通了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后来，形成了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的大运河。大运河以余杭、洛阳、涿郡为三点，有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由于河流的贯通，各地的粮食物资的转运比以前大大方便了，隋朝在西京大兴城和东京洛阳城以及沿渠各地广设仓库，储存粮食，如洛口仓、含嘉仓等，是非常有名的大仓库。布局周全的仓库设施，为粮食的储备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对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对重大的军事行动等，都是十分有利的。
第四，隋朝大力推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隋朝的手工业发展比较快，比如，造船技术水平很高，杨素督造的五牙大战船，有楼房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高五十尺，可容八百人。隋朝的都市商业很发达，比如，当时长安、洛阳“两京”，各有好几条繁荣的街道，而张掖、南海（广州）、丹阳、江都、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蜀郡（四川成都）等，也都有比较成熟的商业市场。隋的对外贸易，海、陆两方面同时开展，西北主要是陆上贸易，而东南则是海上贸易，长安和洛阳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
隋朝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使农民拥有比以前更多更稳定的土地，同时又确认户籍，减轻徭役，防止舞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多条人工渠的开通，布局周全的仓库的设立，大大地方便于粮食的运输和储存，对于提升国力非常有利；而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新形态，对于提升了国力起了积极作用。隋朝的经验表明，管理者最基本的管理原则，就是要保证基层工作者（比如隋朝农民）稳定的收入，同时，管理者应设立有效便利的便利于配置资源（如粮食）的储存和调用机制，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隋朝管理者的经验也是很值得现代企业家好好研究和借鉴的。
再次，隋朝在文化教育立法等方面进行了开拓和创新。
第一，注重收集整理典籍。杨广从任扬州总管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内，组织人编写了一百三十多部书，一万七千多卷。像《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西域图记》三卷等。据说，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设有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还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有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杨广是在收集珍贵藏书上贡献最大的皇帝。
第二，大力兴办学校，典定科举制度。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他恢复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他下诏崇尚孔子和儒学：“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他在大业二年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
隋朝科举制度的创建意义重大，这一制度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有效地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为选拔下层优秀士人提供了极好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这一选拔人才的新措施，对后世中国社会影响非常大，让下层士人有进入官场的机会。
第三，大业三年隋炀帝颁《大业律》，对隋文帝末年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后来，《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而《唐律》成了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法律“摹本”，同时也成了古代日、韩等国律法的参考文本，这足见隋朝法律文本影响深远的程度。
隋炀帝画像
立法、人才的选拔和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是管理者必须考虑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法不明则事难理清；选才机制不革新，英才就发现不了；而文化资源不积累，就无法让管理者提高学识，这三个方面的建设，其重要性不亚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革新，管理者不能只重权（政治体制）和利（经济体制），而忽略了立法、选才和文化建设。对此，现代企业管理者也要好好思考，或许有借鉴之处。
由是可见，隋王朝建立之后，在隋文帝治理下，在隋炀帝前期的统治下，曾经取得了政治、经济、立法、文化等方面的巨大成功，创造了隋朝前期的兴盛局势，曾经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很像是一个盛世王朝昌荣的很好开局，正如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所赞叹的：“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魏晋南北朝之后，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很多的改革、创造，使隋王朝避免了之前诸侯王乱政的局面出现，其管理体制和创造性的管理方式值得肯定，也值得研究和借鉴，如能将隋朝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措施经过扬弃之后，借鉴到企业管理上面，对于现代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应该很有益处的的。
隋炀帝剧照
那么，隋朝立朝之后，有如此兴盛的局势，如此辉煌的成就，照理，是应该延续着帝国的雄风，创造一个繁荣的盛世，可是，为什么到了隋炀帝统治的后期，隋王朝会突然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并很快就轰然倒塌了呢？对此，“下篇”将仔细分析，欢迎朋友们一起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