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怡
敦煌莫高窟217窟壁画《破阵乐舞势图》
四大帝国的时代
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浸多。唐兴，以次脩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
——《新唐书·西域列传》
唐朝君臣第一次知晓阿拉伯帝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是在高宗（649～683年在位）永徽年间。据《旧唐书》记载，651年“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献”，带来良马和宝石腰带作为礼物。通过与来使的交谈，唐人获悉这是一个兴起于波斯以西“俱纷摩地那之山”（即Jabal Madinah麦地那山的音译）的“西戎”国度，开国之主名唤摩诃末（穆罕默德），活跃于隋末，如今已传至第三代。大食国“土多沙石，不堪耕种，唯食驼马等肉”，人民则“勇于战斗，好事天神”；开国之初，其王曾“移穴中黑石置之于国”。这些记载显然精准地对应上了阿拉伯半岛的地理环境、伊斯兰教习俗以及麦加天房（Kaaba）中黑石来历的传说。高宗、武后在位时，大食国陆续发兵击破周边的波斯、拂菻诸国，并频频遣使来朝。开元初年，由于认定该国系“慕义远来”，殊可嘉许，唐玄宗甚至一度准许大食国使节按照其宗教习惯，在谒见时“平立不拜”，颇让礼部伤了一番脑筋。
唐人与阿拉伯来使最初的交流，大约是以波斯语作为媒介。《旧唐书·西戎列传》在对大食的描述中，误记其为波斯西境的割据部落，便是证据之一。而唐人对阿拉伯帝国诸项名目制度的描述，显然也经过了波斯语的转译。如“大食”（食字音“义”）一词，其实是来自波斯人对其接触到的第一个阿拉伯部落塔伊（Tayy）的称呼。《西戎列传》所记载的大食国君主头衔“噉密莫末腻”，则是出自阿拉伯帝国第四任哈里发（政教合一领袖）阿里的敬称Amir al-Mu’minin，意为“信教者的领袖”。尽管对该国内政所知不算详明，唐人依旧准确地记录了阿拉伯帝国的继承权在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之间转移的经过，还曾提到大食对克夏腊（叙利亚）的征服。足见在时人的世界认知中，已经有中东及其濒临的地中海、红海的存在。
相当巧合的是，同样是在651年，阿拉伯帝国兴兵攻入波斯东部残存的呼罗珊（Khorasan）地区。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嗣俟三世（Yazdegerd Ⅲ）出逃至小马雷（Marw al-Rudh），遣使向唐高宗求援。由于文献记载有限，我们无从得知伊嗣俟的代表和大食国使者抵达长安的时间孰先孰后，亦无从推断唐朝君臣是否意识到了阿拉伯帝国东征的决定性意义。《新唐书·波斯传》对此仅记录了寥寥一笔：“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伊嗣俟随后在小马雷被暴动的当地人杀死，萨珊王朝灭亡。他的儿子卑路斯三世（Peroz Ⅲ）则以吐火罗（今塔里木盆地）为基地，继续与阿拉伯军队对峙，并再度向唐朝求援。高宗遂下旨在西域的疾陵城（Zaranj）设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为其提供发起复国运动的大后方。此事虽未能告成，卑路斯及其子孙仍得以继续在唐朝境内避难，其行迹至天宝初年犹有记述。祖母绿、巴旦木、安石榴等波斯风物名称，以及祆教、摩尼教等中亚原生宗教，也以此为契机传入中土，在兼容并蓄的唐代文化史中留下了吉光片羽。
在《旧唐书·西戎列传》中，还记载有另一个“海西之国”拂菻（Prwn）的存在。唐人正确地判定该国正是《后汉书》中记载的“大秦”（罗马帝国）的延续，即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至于“拂菻”这一名称，则又是从中古波斯语的R～m（罗马人）一词借用而来。在《新唐书》和《旧唐书》勾勒的世界版图中，唐的北境有突厥、回纥诸汗国，东方有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西部与吐蕃、波斯、大食以及中亚一众小国接壤，更远的西方则有拂菻。对活跃于西欧的法兰克诸王国和正在涌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唐人似乎所知不多，对欧洲形形色色的宗教纷争更是闻所未闻。《西戎列传》中引用的《论语》嘉句“近者悦，远者来”，以及唐高宗关于波斯战争的表态，都足以概括唐人的外交观念：乐于交结诸国，但避免挥霍资源。
然而在不经意间，唐帝国也已卷入公元7～10世纪，影响全球格局的一场大动荡。阿拉伯帝国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崛起，影响逐步波及至全世界。到8世纪初，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势力范围已经延伸至北非、中亚乃至伊比利亚半岛，隐隐有并吞整个欧亚大陆之势。然而他们先是在君士坦丁堡城下败于东罗马帝国的神秘武器“希腊火”（717年），接着又在图尔之战（732年）中被法兰克人统帅查理的军队所逐退。伊斯兰教的扩张势头止步于欧洲边缘，拜占庭帝国（东正教）和法兰克王国（天主教）这两个基督徒共同体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东西欧文明圈的先声。而在中亚，阿拉伯骑兵虽然得以在怛罗斯战役（751年）中击败唐军，但始终无法逾越地理空间的阻隔。
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714～768）开创了法兰克王国历史上的加洛林王朝
到8世纪中叶，拜占庭、法兰克、阿拉伯、中国四大帝国体系并存于世界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型，直至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和蒙古帝国崛起方被颠覆。如同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唐史研究者气贺泽保规所言，四大帝国各以一种独立的宗教作为精神依托，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形成了古代史上“绚烂的世界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告终之后，各地独立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近代世界的黎明已经呼之欲出。
“希腊火”的奇迹
龙朔初，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属。又将兵南侵婆罗门，吞并诸胡国，胜兵四十余万。
——《旧唐书·大食传》
有时，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未必是某位英雄人物，倒有可能是一场始料未及的自然地理灾难。比如，公元570年也门马里卜大坝（Marib Dam）的崩塌。在那之前，阿拉伯半岛半数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南部这片狭小的绿洲之中，依靠定居农业过活，接受基督教君王的统治。在红海对岸，信奉科普特派（旧东正教主要分支之一）教义的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王朝是也门王国的真正控制者，也是红海贸易的最大受益人和地中海以南最昌盛的文明中心。在年久失修的马里卜大坝毁于一场意外的暴雨之后，也门的阿拉伯人开始向北方的汉志地区（Hejaz）迁移，其中就包含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祖父。阿克苏姆帝国在红海东岸的势力范围则逐步被波斯萨珊王朝所蚕食，被迫向东非内陆收缩。一场改变印度洋北岸权势格局的革命正式开始兴起。
马里卜大坝崩塌之际，中国正处在南北朝分裂局面终结的前夜，作为罗马帝国两大继承者之一的东罗马帝国则在游牧民族的进攻下处境逼仄。613年，波斯军队攻入地中海东岸，接连占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连基督教的最高圣物“真十字架”（传说中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也被夺走。直到十多年之后，双方才恢复和平。但此时的主角已经不是他们——610年，40岁的穆罕默德在麦加宣布得到大天使的启示，创立伊斯兰教，开始了统一阿拉伯世界各部落的征途。到630年前后，阿拉伯半岛腹地的绝大部分领土已经被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骑兵所控制，并开始朝西方的沙姆和北方的两河平原进军。636年，3.8万名阿拉伯士兵南部的卡迪西亚（Al-Qādisiyyah）击溃5万波斯大军，敲响了萨珊王朝的丧钟。紧接着，他们把兵锋移向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迦太基和地中海东岸，并一度从海上逼近君士坦丁堡，几乎使君士坦斯二世皇帝沦为俘虏。
穆罕默德病逝之后，阿拉伯帝国一度采用民主选举或推举的方式来产生最高领袖，历时四代，史称正统哈里发时代。唐朝君臣所知的“噉密莫末腻”阿里，便是其中最后一位。当他在661年遇刺之后，来自麦加倭马亚族的穆阿威叶一世（Muawiyah Ⅰ）夺取了哈里发之位，开创了世袭制的倭马亚王朝。这位穆阿威叶正是655年率舰队从海上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指挥官，在他眼中，只有夺取了这座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地带的“新罗马城”，才能打开阿拉伯军队进入地中海和欧洲大陆的通道。为了那一天，阿拉伯人准备了将近半个世纪。
732年10月，查理·马特指挥的法兰克军队在图尔之战中击退摩尔人远征军，使西欧免于被阿拉伯帝国所吞并
在阿拉伯世界陷入继承权之争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同样面临着内部纷争。尽管始终以荣耀的罗马帝国的传承者自居，但当亚平宁和西欧陆续被蛮族占领之后，这个退缩到地中海一角的虚弱帝国已经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希腊化国家。人们也更乐于用君士坦丁堡的原名Byzantium，称其为“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末的“二十年混乱”尾声期，出生于叙利亚的行伍将领、被讹称为“伊索里亚人”的利奥三世（Leo Ⅲ the Isaurian）夺取了政权，开创了拜占庭的伊索里亚王朝。717年春天，他刚刚登上帝位，就被迫面对阿拉伯人的海陆夹攻。
参与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军队总数在12万人左右。他们中的8万名陆上部队从西侧的色雷斯平原切断了城市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交通，1800余艘海上战船则在南北两个方向建立了封锁线，企图用饥饿迫使守军投降。利奥三世的旗下虽然有50万居民和从全国各地涌入的难民，但正规军只有1.5万人，并且装备不佳。他们唯一可以仰仗的法宝是秘密武器“希腊火”（Greek Fire）——一种用黑海沿岸出产的石脑油（轻质石油）混入硫黄、沥青、松香和树脂加热制成，以液体形式储存的火攻材料。两军作战时，点燃希腊火并通过虹吸装置喷射到敌方的阵地和舰船上，便可以燃起难以扑灭的熊熊大火。也可以实现将较轻的希腊火液体倾倒到敌方舰船的停泊地附近，再用火箭引燃，使对手无法逃脱。由于作用距离有限，希腊火不是一种理想的陆战武器，但极为适合海战。利奥三世便是打算将赌注押在这种火器上，指望以海上胜利粉碎阿拉伯人的封锁。
717年9月3日，阿拉伯舰队闯入君士坦丁堡北面的金角湾，企图包围守军附属的船只。利奥三世下令向敌军倾倒“希腊火”并立即引燃，烧毁了20艘敌船，并俘获了另外几十艘。大惊失色的阿拉伯人被迫将海上封锁线后移，并且不得不在寒冷的气候中度过整个冬天。直到718年开春，阿拉伯人才恢复进攻。但在整个冬天，阿拉伯战舰上的埃及水手们已经备受严寒、饥馑和酷刑的折磨；战斗一开始，他们就纷纷弃船逃跑。守军乘机一拥而出，将“希腊火”倾倒在阿拉伯人的舰队上，引火点燃。拥有360艘战船的阿拉伯非洲分舰队几乎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利奥三世随后一鼓作气，在他的保加利亚盟军的配合下袭击了阿拉伯人的陆上部队。718年8月，阿拉伯人被迫退兵。由于在途中遭遇风暴，他们的庞大舰队只有5艘回到了埃及的港口。
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解除之后，利奥三世继续向小亚细亚西部进军，在740年将阿拉伯势力彻底逐出了安纳托利亚。拜占庭帝国得以转危为安，并继续存在到15世纪中叶。20世纪最重要的拜占庭史研究权威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曾经不无夸张地评价道：“利奥的胜利不仅挽救了拜占庭帝国和整个东方基督教世界，而且也挽救了整个西欧文明。”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拜占庭终究是在阿拉伯帝国掀起的惊涛中幸存下来了。
也门境内的马里卜大坝遗址。这座著名水利工程在公元6世纪末的崩塌成为中近东秩序洗牌的直接诱因
决战图尔平原
查理的胜利也许并不足以使西欧免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但却足以使他在高卢境内获得优势地位，并建立自己的王朝。若无穆斯林，则法兰克王国可能永远不会存在；若无穆罕默德，则可能永无查理大帝。
——（英）勒《西洋世界军事史》
需要拯救的不只是君士坦丁堡。在他们西方2400公里外，另一场影响世界的抵抗战争也在进行着。
公元5世纪初，即中国东晋末年，生活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却不曾经历希腊化“开化”的日耳曼诸“蛮族”（Barbarian），利用帝国一再内讧的机会开始了入侵，逐渐席卷了整个西欧大陆。476年，蛮族统帅废掉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随后开始了内部倾轧。经过一番混乱的争斗，东哥特人在今天的意大利境内建立了一个短命的王国，最终在公元6世纪中叶被拜占庭军队消灭。西哥特人在比利牛斯山南麓（今天的西班牙）建立了西哥特王国。今天的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当时由弗里斯兰人建立的弗里斯王朝所统治。而在西欧的腹地高卢和日耳曼尼亚，法兰克人成为大混战最后的胜利者，于公元5世纪末建立了墨洛温王朝。
这一轮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影响到的远不止是西南欧。公元5世纪初，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率领游牧民族匈人（Huns）入侵欧洲，将此前活动于第聂伯河流域的原始斯拉夫人驱赶到了多瑙河下游的平原地区。与他们一同出现的还有在中国的统一战争中失败西逃的柔然人，即阿瓦尔人（Avars）。公元6世纪后半叶，裹挟着斯拉夫人的阿瓦尔人一度成为东南欧真正的主人，并迫使拜占庭帝国向其进贡。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又进入今天的巴尔干半岛，控制了整个亚得里亚海沿岸和爱琴海上的要塞。
公元8世纪初，即唐朝处在开元初年的那个阶段，法兰克王国的真正实权掌握在精明强干的宫廷大臣丕平二世（Pepin Ⅱ）之手。但他的统治并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令拜占庭帝国命悬一线的阿拉伯人威胁同样降临到了西欧头上——711年，7000名从北非渡海前来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统称为摩尔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在欧洲大陆建立了桥头堡。他们从这里冲向阿尔赫西拉斯和加的斯，以这两个港口为跳板侵入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相继占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712年，这支摩尔人军队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了西哥特人统治的阿基坦公国。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冲过西班牙、法兰克和日耳曼，绕到君士坦丁堡背后，与包围拜占庭首都的舰队一起攻下这座城市，并最终把地中海变成“伊斯兰海”。在这一远大目标激励下，摩尔人军队在719年占领了纳博纳，725年攻克卡尔卡松，726年势如破竹地进抵勃艮第地区，并向北继续渗入孚日山脉。
与此同时，法兰克王国正在经历一场宫廷斗争。丕平二世于714年去世后，其侍妾所生的庶出子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意为“铁锤查理”）成功夺权，并开始了对萨克逊和多瑙河流域其他蛮族和斯拉夫人控制区的讨伐。当摩尔人统帅阿卜杜勒·拉赫曼指挥的阿拉伯军队席卷阿基坦之时，查理还在多瑙河上作战。直到731年，当阿基坦公爵奥多明确承诺愿将失去的属地并入法兰克之后，查理才班师西归，在克兰河畔的普瓦提埃（Poitiers）与摩尔人相持。732年10月10日，双方在附近的图尔（Tours）爆发了最终决战。
和西欧历史上其他声势浩大的战役相比，图尔会战的规模和战术水平都不算很惊人。阿卜杜勒的2万多名摩尔人骑兵大部分不着甲胄，身后还跟随着大批流民和运载战利品的骡马，主要依靠集体冲锋来取胜。查理麾下的1.5万部队则主要是重装步兵。法兰克人将他们的主力组成一个坚强的长枪方阵，抵挡住了阿拉伯骑兵的持续冲击。摩尔人攻击了整整一天，给法兰克人造成超过1000人的伤亡，并一度突破了方阵外围的防御，但始终未能破坏查理的队形。而在黄昏时分，查理派出奥多指挥的阿基坦部队绕过敌军侧翼，进入阿卜杜勒的营地进行袭扰，阿卜杜勒当场被杀。习惯于以几次狂热的冲击就取得大捷的摩尔人开始动摇了：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征服土地和人口，更是劫掠财物。当大营中出现敌军的消息传来时，摩尔人骑兵几乎一股脑地掉头回去救护。第二天上午，当查理再度组成方阵向前进军时，发现他的敌人已经带着财物仓皇南逃了。
图尔会战给摩尔人造成的伤亡总数不超过1万人，但它使阿拉伯帝国的内部裂痕立即变得公开化了。北非摩洛哥地区的柏柏尔人随即宣布独立，脱离了阿拉伯帝国的控制。留在西班牙境内、与阿拉伯本土音讯隔绝的摩尔人残军则在15世纪最终被卡斯蒂利亚王国所驱逐和收服。但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对法兰克王国本身而言——现在，阿拉伯人已经无法再阻挡法兰克王国将西欧纳入一个基督教政治共同体的野心了。由于查理在图尔会战中建立的声望，正在与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陷入对立的教皇也开始和他修好，增加了他的正当性。
751年，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废黜了年幼的墨洛温王朝末代君主希尔德里克三世，自立为“法兰克人的国王”，开创了加洛林王朝。不久，教皇斯蒂芬二世又为他重新加冕，并赋予其“罗马副执政”的头衔。768年这位丕平去世后，其子查理曼（Charlemagne）通过对外征伐，将法兰克王国的版图扩大到了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北部、波希米亚、奥地利西部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东北角。公元800年，教皇将传统上仅授予西罗马帝国皇帝的“罗马人的皇帝”称号转颁给查理曼，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查理曼也因此享有“大帝”之名。在他身故之后，通过843年签署的《凡尔登条约》，在原加洛林帝国的版图上诞生了中法兰克（后演化为意大利）、西法兰克（后演化为法国）、东法兰克（后演化为德意志）三个国家。此时唐朝已是武宗在位年间，东西方两个帝国一同进入了新的衰变和分裂期。
帝国在西域
开元之前，贡输不绝。天宝之乱，边徼多虞，邠郊之西，即为戎狄，藁街之邸，来朝亦稀。故古先哲王，务宁华夏，《语》曰：“近者悦，远者来。”斯之谓矣！
——《旧唐书·西戎列传》
“西域”这一概念开始在中国历代史书中出现，始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班固在当时为这一地理概念划定的边界，乃是“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新疆南部。但《汉书·西域列传》所收录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几乎将中原以西的所有部落统统纳入其中，暗示了历代中土王朝的边疆观念——一切可能危及核心农耕区安全的“边患”，皆应被重视。因此在唐朝开国之初的7世纪，便有太宗、高宗两朝平灭西北的远征突厥之役。640年，唐征服高昌，随即在当地设安西都护府；至开元初年，其管辖范围囊括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已经深入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原居中亚的粟特人（Sogdia，即唐人所称的“昭武九姓”）大批入华，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尽管新兴的吐蕃逐步取代了突厥，成为唐在经营西域时的大患，但双方总体上仍是互有攻防。其间还夹杂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之类的缓和期，未曾形成晚唐时代狼烟四起的局面。
真正的剧变，仍是来自阿拉伯帝国崛起的影响。波斯萨珊王朝灭亡之后，阿拉伯帝国的东部边界已经与吐蕃以及唐所笼络的西域诸小国直接接壤，双方摩擦不断。至746年，倭马亚王朝发生内乱，哈里发继承权转移到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家族之手，阿拉伯帝国进入了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时代。个中经纬，当时并未为唐人所详知。但在倭马亚王朝后期，名义上向唐臣服的西域诸国时有首鼠两端、同时归附阿拉伯人的情况，令新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大感不满。这位出生于高句丽的边将挟新胜吐蕃和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北部）之利，于750年出兵石国（今塔什干），引发了唐军与阿拉伯骑兵之间的正面冲突。
751年7月底，两军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怛罗斯城（Talas）附近对峙。高仙芝与副将李嗣业调用了安西都护府下属2.4万名正规军中的2万人，皆带陌刀、铠甲，并配备有马匹。另有约1万名拔汗那国援军和葛逻禄（Karluks）雇佣兵伴随。阿拉伯军方面，主将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除去调集约4万名呼罗珊人正规军外，尚有大批附庸国军众同行（有记载称人数在10万以上）。中方将弁皆是百战之师，单兵战斗力不俗，但马匹素质无法与对手相比，且系劳师远征（此时已深入中亚700余里）。而阿拉伯联军坐拥内线位置，自可从容应对。激战持续了四天四夜，到第五天傍晚，自觉以寡敌众绝无胜算的葛逻禄后备军突然反叛，将唐军步兵与骑兵之间的联系切断，阿拉伯军队则乘机鸣鼓突击。高仙芝、李嗣业仅率数千人从乱军中突围而出，其余兵将大半死于阵中。自此，唐在葱岭以西的势力范围大部落入阿拉伯帝国控制之下，形成了新的均势。
阿拉伯史料所记怛罗斯战役唐军的伤亡、被俘人数在7万人左右，唐人杜佑所撰《通典》的记录与此相近，被近世历史学家认为大大超出了高仙芝麾下实际可动员的人数。对此役遭遇惨败一事，唐人亦不曾隐瞒。但离奇的是，《旧唐书·高仙芝传》对怛罗斯之战完全不曾提及，仅在《李嗣业传》下留下了“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的记录。阿拉伯世界的诸种史书中，也仅有两处文本提及这场大捷，未免过于低调。事实上，诚如中西关系史研究学者王小甫教授所言，唐在葱岭以西的经营，出发点本为避免吐蕃与西突厥两强合流、对中原核心区构成威胁；若这一威胁不甚显明，则究竟当在安西四镇投入多少财力和人力，完全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做出调整。在空间区隔已经足以稀释阿拉伯帝国的东进野心的情况下（更何况在怛罗斯战役结束后不久，呼罗珊地区就爆发了反对阿拔斯王朝的叛乱），强行对此役的失利做出报复未免显得过于靡费。从753年新任安西副都护封常清攻破大勃律的情形推断，唐在西域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并未因怛罗斯的失利就毁于一旦。真正带来转向的是安史之乱造成的中央政权控制力和财力下滑，使唐不得不放弃继续经营西域。
8世纪末，安西四镇最终遭到裁撤。以葱岭为界，唐和阿拉伯的势力范围在中亚实现了新的平衡。中亚的伊斯兰化趋势固然就此得到奠定，在怛罗斯被俘的唐军匠人和文士却也将造纸术、纺织术等中原文明传播到阿拉伯世界，成为一种特殊的交流和融合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四大帝国体系的势力范围和文明传播边界大致已经澄清。它们将继续航向蒙古帝国崛起带来的世界史剧变，直至现代文明的纪元最终破晓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