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餐是中国人的餐饮方式
引言
中国传统的饮食方式是合餐制，亲戚朋友围坐一桌，共同品尝美味佳肴，这种饮食方式既方便亲人之间的交流，在用餐时又可以一起享用多种美食，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菜肴享用，是一种富含智慧的饮食方式。
最近几年，因为人们的健康意识的提高，有人又提出合餐制不符合卫生理念。在一起搛菜的时候，容易造成疾病感染，开始诟病合餐制，认为分餐制是高级的餐饮方式，合餐制是原始、野蛮的饮食方式。这种说法实在是有些过头了，也缺乏文化自信。让我们回头去看一下历史上，我们饮食方式的的演化过程，客观地去认识合餐制的文化价值吧。
基诺族依然保持分食的传统
远古时代饮食方式
在原始社会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是共同捕猎、采集野果、种子、根茎等食物，为了维护群体的秩序，所有的食品要分成等分进行分配，只有这样才能维系种群的繁衍，尤其是猎物这种整个的食物更是如此。
原始人用来切肉的石刀
原始人已经学会使用石制的刀具来分割肉食，主持分割的人往往是部落中德高望重的人，分配时一定要公平，才会获得部落人们的尊重，这项工作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演化出后世的主宰、宰相这样的职位。
陶器发明之前食物是生食或者烤炙的，每个成员将自己分到的肉直接吃掉，或者烤熟吃掉就可以了，由于没有什么复杂的菜，根本也不需要合餐。
从这一时期的分配方式来看，分餐制的雏形就已经形成了。这时的分餐制形成的目的并非为了讲究卫生、避免疾病的交叉感染，而是保证氏族成员能够得到等量的食物。
陶鬲
在新石器时代时代，陶器被发明出来，煮、蒸的烹饪方式也有了。在早期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灶、炉、壶、钵、鼎、釜、甑、鬲等炊具。这个时候陶碗也发明了，配合陶碗使用的餐具有骨匙，这个时候肯定是把煮熟的食品分到碗里，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份，这也是分餐的形式。
陶釜
这个时候出土的陶器多是圆底，除了炊具可以放在支架上，餐具却没有办法放在平面上，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时候是没有餐桌的，餐具是放在土地上的。
汉代跪坐俑
商周时期形成了严格的分餐制和踞坐方式
商周时期，礼制渐渐形成，尤其是周代前期，礼法极为严格。彼时人们进食是在地上铺较大的筵，筵上再铺一张席子，一人一席，进食的人坐在席子上，前面放很矮的几案。席子的用法也有等级之分，天子铺五重席，大夫铺两重席，普通人只用一重席，所以现在的汉语中有筵席、一席之地、席位的说法，席的用法就反映了古人分餐的规则。
西汉镶贝铜龟席镇
《礼记》中详细记载了进食的礼仪：“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这样安排食物的摆放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是适合右利手的。
殽是带肉的骨头，汤水比较少；胾是大块的肉（胾，zi，四声，《说文》：大脔也。），比骨头要湿得多，放在右边，拿的时候距离近，汁水滴落的可能性小。
《说文》：六谷之饭曰食。食是用甗蒸熟的，没有汁水，因此放在左边，没有关系；羹有汤水，放在右手边，吃起来方便。
脍炙是干的，吃的时候蘸醯酱，为了防止醯酱滴在案上，就要把脍炙放在较远的位置，醯酱放在靠近进餐者的位置。
葱和蒸葱这样的菜类放在最左边，酒这样的液体放在方便的右边。如果放了干肉，朐置左，末边际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我们看到几案上的食物摆放依据，完全是考虑一个人饮食的方便程度，由此可见当时的餐饮方式是一人一席一案，案上的饭菜调料都是一个人份的。
鸿门宴座位安排
这种分餐制从商周诞生起，一直到秦汉之交，依然延续此种方式。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所记载的情节中有这样的坐席安排：”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两汉以前和我们现在以北为尊不一样，宴席是以西为尊的，项羽是霸王所以要坐在西面。项伯是项羽的小叔父，辈分在那摆着，所以项羽和项伯都是西向而坐的；但是在权力大小上，还是以项羽为大、为主，不可能同案而食，所以他们二人应该是列了两张几案，项伯的几案应该在项羽的南边。
鸿门宴
范增坐在北面是其次的席位，因为距离远，提醒项羽动手杀刘邦不方便，所以“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位置最次是刘邦坐的南面。而东面是入口，一般不设席位，所以张良连位置都没有，他也不可能和刘邦挤一挤用一张桌子的，只能站着“西向侍”。之后樊哙闯进来，披帷西向立，项羽赐酒和生彘肩，樊哙是搁在盾上切着吃的，并未合席，也是一人吃一份。从这段文字来看，在秦汉之交的宴席上依然是保持一人一席一案的饮食方式。
举案齐眉
这是宴席吃饭的礼仪，那么平常老百姓也这样吃饭吗？
我们较为熟悉的一个成语叫“举案齐眉”就给我们提供了相关证据。《后汉书·梁鸿传》：“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梁鸿家是够穷得了，孟光嫁给他的时候，她父母给他做了”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婚后，两个人搬到吴地，靠着梁鸿给皋伯通家舂米为生。孟光给做的饭依然是他自己的份，放在一张小（卓）案上端来给梁鸿吃，这个（卓）案肯定不是像项羽用的那种大（卓）案，孟光”举案齐眉“也不容易，应该是像现在日韩吃饭用的那种三四十公分的食床差不多，里面有饭、酱、羹、菹几样罢了。东汉时期，像这样贫穷的佣工家吃饭，还是夫妻分食，更何况其他人家了，所以分食制度在当时是普遍的。
韩式的小餐桌
这段时间的饮食礼仪不止是人与人之间要分开坐，就连男女也不能杂坐。
《礼记·曲礼上》：“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姑、姊、妹、女子已嫁人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
这个是正规的礼仪，但是我们反向观之，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的现象还是有的，所以要特别告诫，长大了以后，这种事是不能在发生了。男女不能杂坐是在中原地区，离开了这些地方，限制就没有这么严格了。《楚辞补注》记载：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注：言醉饱酣樂，合鐏促席，男女杂坐，比肩齐膝，肆意调戏乱而不分别也。
胡床和椅子
东汉末年新的起居方式的出现，但是分餐制的方式没有改变
汉朝时，人们吃饭的时候依然是用席子，还有配合席子使用的席镇。而坐姿有三种：跪坐、箕坐和踞坐。跪坐是最符合礼仪的，要先跪下，然后臀部坐在脚掌上，腰要挺立，不能随意动摇，看着正式，但是非常累人，坐久了会“腓痛、足痹、转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箕坐是两腿岔开来做，因为古人是不穿裤子的，这样岔腿坐的话，对面的人就看见不该看的了，所以是一种很无礼的坐姿。踞坐就是蹲着，更是不雅观，都是非礼仪规定的坐法。
战国几
所以，用席子的话，只能用跪坐，除了姿势累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在夏天的室内，这样跪坐还好，如果是冬天，在室外的话，这样直接跪在地上，就太凉了，再有个老寒腿什么的，根本支持不了一刻钟，尤其对于老年人更是一种负担。万一天子诸侯开一个会，一开开一两个小时，腿肯定就站不起来了。为了减轻负担，古人还有一种辅助的坐具：几，在坐的时候，可以把肘依靠在几上，累的时候，可以撑一下，减轻腿的压力。虽然几能多少减轻跪坐的负担，但是跪坐还是一种很辛苦的坐姿。
东汉末年，游牧民族的胡床传入汉地，这种坐具可以垂足而坐，出行的时候，可以折叠起来挂在马上、车上，还不用坐在凹凸不平、冰凉潮湿的地上，一经传入立刻风行起来。
《后汉书· 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三国时期，曹操也赶着个时髦坐过胡床的，《三国志》：“公（曹操）将过河 ，前队适渡，超（马超）等奄至，公（曹操）犹坐胡床不起 ”。
到了西晋，胡床就相当普及了，成为晋朝居家必备的物件了。《宋书·五行志一》：“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煑、貊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
那个与石崇比富的王恺与王济打赌射箭，以自己牛“八百里驳”为赌注，王济先射中了箭靶， “因据胡床, 叱左右速探牛心来 , 须臾而至, 一割便去“，可见王恺和王济在室外时坐的是胡床而不是席。
随着胡床的流行，垂足而坐逐渐成为主流，以前的跪坐太累，慢慢就消失了。虽然是坐的方式发生改变，似乎跟饮食方式无关，却有着内在联系。垂足而坐的方式，比以前要高很多，以前吃饭的案就变矮了，所以相对的吃法的案就需要增高，这为最后转移到桌上吃饭提供了条件。
王羲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