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日]谷川道雄
摘编 | 徐悦东
[唐]孙位《竹林七贤》残卷（《高逸图》）
一提起魏晋风度，大家或许就会想到放浪形骸的阮籍、嵇康。为何在那个纷乱的世代里，会诞生出一批反对礼教、人格独立、崇尚玄学清谈的知识分子？日本历史学家谷川道雄认为，魏晋风度的产生，与汉朝灭亡后旧有的社会结构因流亡解体、新的社会共同体的诞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不弄清楚汉末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组，就很难理解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
《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日]谷川道雄著，马云超译，后浪×楚尘文化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流亡如何产生了“村坞”？
汉王朝的瓦解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二十年或三十年的短暂时间无法将其抹平，直到590年隋朝征服江南，这一动乱才算迎来了落幕。
那么，在2世纪末到4世纪初的混乱时代中，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呢？充满苦难的时代本身就是汉朝世界解体的结果，在这极度沉沦的黑暗日子里，人们能够找到孕育未来的种子吗？
最能如实反映民众苦难的，就是他们放弃父祖留下来的土地，被迫移居他乡，过着流亡的生活。根据多田狷介的考察，公元2世纪初开始，流民的数量激剧增长，这在关东地区（函谷关以东、黄河中下游一带）尤为显著，接着波及江淮地区（江北淮南），在黄巾之乱前夜影响到了江南一带。他还指出，流民的产生往往引发农民暴动，以及当时称为“妖贼”的宗教叛乱。其实，黄巾之乱就是在这种流亡、暴动和宗教叛乱日常化的背景下爆发的。
可以说，汉末社会的特征就是农民的流亡，即便三国鼎立的局面由西晋重新统一，这一特征也没有消失。因为晋王朝再次陷入动乱，人们为了躲避战乱的迁移变得更加活跃。
人们在流寓他乡时，往往结成各种各样的集团，从中可以看到新型聚落的雏形，这一点值得注意。
近年的研究发现，中国聚落史上的重大变革出现在东汉到魏晋时期， 那就是“村”的出现。汉代聚落的基本单位是“里”，“里”之外新出现了称为“乡”的聚落，在当时的史料中零星可见。随着时代推移，陶渊明（365—427）的《归园田居》 中就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远处的村庄依稀缥缈，仿佛有一缕烟向上升起）。”在描写田园风景的诗作中，“村”总能占据一席之地。
石涛《陶渊明诗意图册·悠然见南山》
“村”字的古体写作“邨”，是指屯聚，也就是人们聚集在某个场所的意思。这一时代“村”出现的地点并不固定，可能是原有的聚落荒废后设立的，也可能是在远离人烟的山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村”的产生和原来的“里”有着不同的背景。随着“村”的普及，后世将其组合进了令制之中，比如唐代户令规定 ：“在邑居者为坊，别置［坊］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换言之，作为都市聚落的“坊”和作为农村聚落的“村”同时迎来了制度化。
“村”作为新型的聚落，其间的人员结构是怎样的，人与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虽然“村”字经常单独使用，但和其它词组成熟语的情况也不少。比如“村坞”一词就经常使用，“坞”也是表示当时流民集团聚落的词语，正因为“村”和 “坞”具有相通的性质，所以才会产生“村坞”这样的熟语。由此看来，通过“坞”的实际形态推测出当时新型农村的情况，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
据说，“坞”的本义是小障（小堤坝）或者小城（小城寨）。 如上一章所说，公元2世纪初，东汉政府为防备羌族入侵建立 了六百十六处“坞候”。这里的“坞”也是带有军事性质的，这样的用例在西汉就已经出现。通过1929年到1930年从居延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居延汉简可知，汉朝曾在当地设立“坞候”来防范外敌的入侵。
但是，坞不仅是国家为防御外敌而建立，一般民众也会在内乱中出于自卫而设立。最早的例子见于王莽时代。王莽末年的内乱引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关中一带“人相食”，都市里看不到人影，野外都被白骨覆盖。活下来的人们集中经营“营保”（与“坞”相似），由于表现出顽强的自卫态势，连叛乱军也无法对其出手。
光武帝平定内乱后，立即下令捣毁这些自卫设施，让民众归田务农。但当汉末和晋末内乱卷土重来的时候，人们又再次经营坞堡以图生存。比如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310，304—310年在位）起兵自立，在他攻打平阳（山西）时，该郡的李矩被乡里民众推举为坞主，他带领人民躲避战乱，移居到了新郑（河南）。接着，永嘉之乱中晋都洛阳落入了匈奴人的手中，范阳（河北）的祖逖（266—321）与数百家人一起到淮河地区避难，他也被众人推戴为行主，“行”是指移动集团。
在上文的两个例子中，坞都经历了远距离的移动，到达一定地点后就在彼处经营。坞的构造和规模并不十分清楚。6世纪成书的《水经注》（北魏·郦道元撰）中记录了很多坞的名字，比如建在洛水之畔的一合坞，高二十丈，南、北、东三面都有天然的绝壁，只有西面需要人力防守，因此得名。如上所说，坞本来是指人工建设的防御城墙，但这一时期也广泛纳入了天然的要塞。
《水经注》书影
同在洛水流域的云中坞也是一例，因为建在高山之上，仿佛耸入云霄而得名。不过，这样的地理条件虽然有利于防御，但也迫使人们过上了闭塞的生活。他们不仅要储藏武器、粮食等必需品，还必须耕种山间的土地以图自给。
坞堡生活如何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这样的坞堡生活创造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在远离人烟的山间，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集体生活，这在外界看来或许就是理想的家园了。据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推测，著名的陶渊明《桃花源记》就是以当时的坞堡世界作为原型的。这样的观点虽然存在争议，但是十分有趣，因为它会引导出下面的推论。
坞堡里人们的集体生活，其实是希望躲避乱世，维持和平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外界将之视为理想的家园。但是，为了使这样的印象进一步成立，人们还必须完美地维持坞内的秩序。如果坞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端的地方，则不仅无法做到与 外界隔绝，更不可能成为理想的家园。
当时的坞堡世界无法直接等同于桃花源，但这些封闭的集团是怎样维持秩序的呢？让我们来看西晋末年为躲避战乱而据守禹山（河南）的庾衮（生卒年不详）的例子。庾衮率领同族和他姓之人躲进山中，由于集团需要统领，庾衮就在众人推戴 下成了领袖。此时，庾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不义，勠力一心，同恤危难。”也就是说，不依仗地利之便而骄奢自满，不利用世间混乱而侵犯他人财产，守卫道义，同心协力，共同渡过危难。
[明]仇英《桃花源图》（局部）
人们都听从他的提议，投入到坞堡的建设之中。无论是建造高耸的防御城墙，还是封锁从外界入侵的小道，这些劳动都要通过制定度量衡和工作定额来保障公平。同时，根据各自的出身，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会被推举为领导者，由庾衮对他们 加以指导。领导体制一旦确立，命令就能够有效贯彻，成员之间也处于井然有序的状态。
庾衮的集团绝非特例，东汉末年据守徐无山（河北）的田畴（169—214）集团也有着相似的构造。这两个集团的共同点在于，其成员不仅限于有血缘关系的人，还有更多没有血缘关系的。这是因为战乱使得原有的乡里生活难以维系，无所依靠的民众只能聚集在权威人士及其同族的周围。
难民集团本来没有秩序，但统率必不可少，庾衮和田畴都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提出了选定领袖的建议，最终提议者自身受到民众的拥戴，承担起领导整个集团的责任。这时，他们会向集团成员提出要求，比如成员之间不可寻衅，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田畴的情况则是制定“杀伤、犯盗、争讼之法”，情节严重的事件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他们也制定有关婚姻和教育的规定，从而维持集团内部的秩序。
总而言之，东汉以来乡里社会的解体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和难民集团，为了给他们赋予秩序，必须进行强力的道德规制。不过，这样的道德规制不一定以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是集团统领的选定，选出来的统领——庾衮也好，田畴也好，或是上文的李矩和祖逖也好——都是在一族或乡党中拥有声望的人物。平时从社会中获得的声望，到了非常之时就会成为凝结集团的精神核心。
集团成员之所以将一个人奉为集团的领袖，是因为此人代表了整个集团的意志。坞堡的统领能够在一族或乡党之中拥有声望，也是因为他们时常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救济别人。比如，庾衮的故事见于《晋书·孝友传》，他独自看护患有传染病的兄长，直到其完全康复，人们都称赞他“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
祖逖原本就是带有侠气之人，他用自己的家财救济穷人，向淮河地区移动时，他让同行的老人和病人坐车，自己徒步前进，药物、粮食和衣服都和大家共用。郗鉴（269—339）在西晋灭亡时带领同族和乡党千余家逃到峄山（山东），也被人们推举为集团的领袖。他的身上有着同样的品质，当时集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饥荒，感念平日恩义的民众将仅有的粮食分给郗鉴，而郗鉴又把这些食物分给了同族和乡党中孤苦无依的人们。
郗鉴的这则故事是具有双重意义的美谈。在严重饥荒时，人们愿意分给他仅有的粮食，这本身就说明了郗鉴的人望。其次，郗鉴又把得到的粮食分给穷人，通过这种双重的自我牺牲，郗鉴的人格魅力越发显得崇高，成为人们敬慕的对象。同时这也说明，郗鉴是身处苦难中的人们相互关联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