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烟酒的双重标准维持了大半个20世纪，名人显贵的行为确实对其寿命发挥了强化并延长的功劳。然而，遇上统治阶级的作为及意识形态与民间习俗背道而驰的时候，结果又会怎样呢？前苏联的烈酒管制经验是一个——其实是两个——极佳的例子，证明即使在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下，民众的反对仍足以挫败官方的意图。
苏联共产党自从1917年执政的时候起，就想要关闭淡酒及烈酒酿造厂，并终止酒精饮料贩卖。卫生部长尼古拉·谢马什科（NikolaiSemashko）有心照美国的方式实施禁令，曾夸口说：“我们再也不会走回伏特加的老路。”他认为禁酒之后，酗酒就会像旧政权一样衰退消失。1923年间，列昂·托洛茨基（LeonTrotsky）宣布，苏联共产党禁除伏特加酒乃是“作为工人阶级生活新表征的两大事实”之一，另一大事实是8小时工作制。
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政府结束了禁酒措施，重新开放国营的烈酒零售中心（monopol’ka）。俄国人之好酒，纵有监狱、警察、死刑伺候也遏阻不了，部分原因在于文化的惯性，饮酒的习惯——尤其是痛饮——根深蒂固于俄罗斯上下各阶层，在欧洲是天下无双；部分原因在于谋生，农民为了赚取必要的收入，只得把收成的作物用来酿“萨莫贡”（samogon，意指家酿酒）；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国家的税收。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说过，与其让大家淹没在萨莫贡里面，不如借伏特加酒公卖来供应社会主义之需。1930年9月，斯大林指示官员们“公开直接以达到最高产量为目标”，官员们当然照办。到了1940年，前苏联境内卖酒的商店比卖肉类、水果、蔬菜的商店都多。
于是，酗酒与聚饮烂醉又成为前苏联的生活事实，情形与帝俄时代相差无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酒类消耗量——包括国营企业的产品和萨莫贡——每年增加44%。按20世纪80年代初期计算，每人平均摄取的纯酒精量是40年代的4倍，80年代初的酗酒者也多达总人口的15%以上。前苏联政府为了掩饰这种趋势，于1963年将伏特加酒生产一项从统计年鉴中剔除，不过他们忘了剔除糖的消耗量，糖是萨莫贡偏好的基本材料。1960年每人平均消耗约28公斤糖，到1979年增加到43公斤以上，其中大部分用在蒸馏酒上。
勃列日涅夫（LeonidBrezhnev）主政的时代，前苏联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酒鬼有，酒鬼治，酒鬼享”。前苏联政坛的人士和驻苏的外交官员都不敢和这位总理对饮，据说他的酒量大到惊人的地步，酒量能与他匹敌的唯一人物是只做了一年总理就死于肝硬化的契尔年科（KonstantinChernenko）。一次，勃列日涅夫乘车从扎维多弗（Zavidovo）的狩猎别墅回莫斯科，同车还有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曾任前苏联外交部长与最高苏维埃主席），葛氏抱怨酗酒问题已经到了危害国家的程度，苏联的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受到酗酒的不良影响的波及。勃列日涅夫耐心听着他讲，然后突然插嘴说：“安得烈，你该知道，俄罗斯人是非喝个够不可的。”葛罗米柯立刻打住这个话题，不再多说了。
他提这个话题并没有错。当时酗酒已经成为社会之祸，因酗酒导致的过早死亡、离婚、智障、车祸丧生、工业事故、犯罪、意外火灾都在增加。空军地勤人员会偷取军机装备里的防冻液，加以蒸馏之后当烈酒喝掉，再灌入清水蒙混过去。飞行员如果需要在高空中使用防冻槽，麻烦可就大了。根据当时的相关研究估计，酗酒的工人比不喝酒的工人工作效率低了36%，相当于一年少了93个工作日，实施精简化与计算机化之后，情况更糟，酒醉或宿醉未醒的工人根本掌控不了复杂的电子系统。1985年间，一组科学家将酗酒损耗的各种社会成本加起来，达到每年1800亿卢布，大约是酒类销售所得总额的4倍。
追求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本人是个只会适度小酌的人。为他提供意见的人士认为酗酒是祸国殃民的恶因。他受了这些人——他的夫人是主要人物之一——的影响，于1985年展开逐步限制酒类供应的方案，包括降低产量、缩短供应时间、减少零售店。不过两年时间，契里阿宾斯克市（Chelyabinsk）的酒类销售店就从150家减到只剩4家。官员们纷纷下令毁掉葡萄园、关闭酿酒厂。犯罪、酗酒告假、意外事故随之减少。国民平均总消耗量——包括私酿的在内——减少了将近1/4，这是空前的降幅。
然而，整个行动计划在1988年夭折了，禁酒措施带来了大排长龙买酒的现象——莫斯科人平均每年耗在排队买酒上的时间有90小时之多，酿私酒与酒精中毒的情况也多起来。有人因喝亮光漆而导致全身发紫。1987年死于甲醇中毒的人数大约有1.1万人，几乎与在阿富汗战争中死亡的苏军人数一样多。1985年以前的酒类总消耗量大概1/3是萨莫贡，此时萨莫贡已占到2/3了。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政策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在他推行“公开化”（glasnost）的时代，批评者都可以不必顾忌。巨大的克里斯托酿造厂（Kristall）的经理弗拉基米尔·亚姆尼科夫（VladimirYamnikov）就曾不满地说：“我个人认为这些措施太过分了。限制吃喝是违反自然的。”
少数前苏联官员仍然持续拥护禁酒措施。本人滴酒不沾的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Ligachev）就认为，放弃禁酒而退回抽重税的路线是可悲且不道德的（1989年的酒类税收超过了未禁之前的1984年的数量）。他把1988年以后的合法烈酒消耗量骤减形容成“缓慢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被揶揄为“矿泉水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也为禁酒措施辩护，但他同时承认推行过程上有瑕疵，瑕疵之一是没有把原则讲明白。政治领导人和新兴起的戒酒组织都没有说清楚什么才是正确路线：是完全禁戒，抑或是适量地喝？这种暧昧态度在俄罗斯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尼古拉二世（NicholasII）的财政大臣就曾经利用国家专卖的利润同时赞助酿酒厂和戒酒团体，结果导致地方官吏各行其是，当然是以失败收场。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情况亦然，有些官员推行新政策太过热切，有些又对中央的指示置之不理，只专心经营着地方党部地下室里的酿造厂业务。禁酒运动不免招致表里不一的指责。
还有行事不公的指责。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为了排遣单调枯燥的生活而喝酒，指挥他们的人却要他们保持清醒努力工作。但努力的结果是对谁有利呢？拿到工资能买到必需的消费品吗？——商店的货架都是空的。上级承诺的体育设施和文化福利又在哪里？生活根本索然无味。有人说，老实而清醒的人卖劳力让既不老实又不清醒的人享受富裕，这等于是奴隶制度，另一个人讽刺地说：“没有啤酒喝，要社会主义有什么用？”
说的也是，但一个破产的、黑道盛行的共和政体也没什么用。叶利钦（BorisYeltsin）上台后，长期短缺经费的政府继续实行戈尔巴乔夫执政最后几年的重税政策。私酒的盛况再起，主要是为了逃税。酒类消费上扬，狂饮作乐普遍，酒精中毒越来越常见，再加上大量抽烟，都导致俄罗斯的死亡率上升。男性平均寿命在推行禁酒期间本来有所增加，却在1990年至1994年间减少了6岁以上。然而，不断增加的死亡中毒事例和相关的宣传，都阻止不了俄罗斯人喝酒，一位心理学家一言以蔽之：“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喝酒是斯拉夫民族的文化特色，简直视之为自己生来就应享有的权利。”
前苏联发生的是似乎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与似乎不可移动的客观事实的冲撞，历史力量是合理化的改革，客观事实是俄罗斯的酗酒现象，结果是后者胜利。这显示，使用瘾品的习惯可以在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不可能予以永久排除，也不可能使之丧失合法地位。这也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反酒运动中，几乎完全没有拿少数民族做替罪羔羊的情形看出来。当时虽有极少数人指控犹太人的酗酒习惯把苏联社会“带坏”了，但禁酒人士找不到美国人昔日指控外来移民酗酒与华人抽鸦片那样的实在证据。因为，男性斯拉夫裔的工人——社会角色、族裔背景、意识形态上的地位都最优越的一群——才是酗酒比例最高的一群。
“回到勃列日涅夫的美好时代！”俄国式的抵制。原文是一语双关，“prezhnievremena”意思是“美好的旧时光”，与“Brezhnie vremena”（ 勃列日涅夫时代）仅一字母之差。旗子上的字是“伏特加”。为奥波兹年柯（D.Oboznenko）于1989年所制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