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统计学与医学探讨提供了反对瘾品买卖者有科学根据的论点，中国受瘾品磨蚀的恶化状况可以算是一堂实物教学的课程了。1860年以后深入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们抱怨不断：在一个拿鸦片麻醉自己的国度传教是徒劳无功的，鸦片贸易乃是伪善的极致。一位传教士写道：“鸦片贸易的历史是基督徒的罪恶，是基督徒之耻。把这反常的、违反自然的异教风俗帮凶除掉，我们就可以与敌手决战。”行医传教的人士记录下来的则是抽鸦片造成的实质有形伤害，并且积极挑战那些为抽鸦片辩解的人。他们的论述也加深了西方国家的忧虑，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出现鸦片馆和吗啡鬼，就要走上传教士所说的堕落与国家衰败之路。
传教士的抗议诉怨以英国的政府与民众为目标，当时英国舆论反对贩卖鸦片之声已经渐渐多起来。至于中国人，不需外人教训早已知道问题之严重。担任总督的张之洞在1881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山西之祸患实在鸦片。乡村民众之六成，都市居民之八成，官员兵丁之十成均有毒瘾。”这个估计数字虽然夸大了些，但危机意识是真实的。与张之洞同时期的爱国人士也都认为，鸦片问题未解决之前，主权国家之论都是空谈。而解决之道就是禁止国内的种植生产与印度鸦片输入，国内的生产是地方政府与朝廷的重要收入来源，而外来的鸦片（中国人称之为“外国土”）是外夷霸权的象征。从日本及其他国家返回的留学生对鸦片泛滥的现状批评尤甚，因为他们在外国已经目睹严格管制的效用。
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采取行动。朝廷宣布，鸦片弥漫全国，吸食者浪掷光阴，损耗健康，倾家荡产，动摇国本，因此政府下令禁种鸦片10年。官员们也开始交涉停止输入印度鸦片事宜。时机选得正好，因为英国人也开始——虽然迟了些——认清鸦片危及中国的完整这一事实。相较于其他列强，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量、在中国的投资额都是最大的；如果中国崩溃或分裂，英国自己的利益也将大受损失。此外，印度输至中国的鸦片贸易已经连续数年衰退，中国境内的栽种渐渐取而代之了。印度政府1880年至1887年的收入的14%来自销往中国的鸦片，1905年已减少至只占7%。再就是，英国1906年大选的结果是自由党上台，这个党的成员绝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他们主张戒酒、不信奉英国国教，而且反对鸦片买卖。
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开始探询各国政府的意愿，打算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鸦片问题——会议后来于1909年在上海举行。当时美国外交官员有两个重要目标：维持中国主权，打开美国外销中国的市场。人人吸鸦片却会导致中国政局不稳定以及对美国商品需求减少。美国在亚洲的鸦片贩卖中并无多大财政利害可言，鸦片的改革之议对美国是有利而无害的。美国国务院此举，获得中国政府和美国商业团体的支持，政治影响力不小的戒酒运动者和传教士也表示赞同，传教士此时又在为美国新获取的殖民地菲律宾的鸦片问题操心了。
1907年，英国与印度的官员和中国人达成协议，英国与印度将以每年减少10%的速率将鸦片外销结束，条件是中国人以同样的速率消除境内的鸦片生产。出乎许多外国观察者的意料，中国履行了这项协议。禁烟政策虽然引起内陆省份的强烈反抗，各地实施的效果也不一，但中国的官员确实有所进展，而且程度足以使英国监察者表示满意。印度官员因而同意将预定10年终止外销鸦片的期限提前，最后一批销往中国的合法鸦片在1913年自印度运出。
这时候中国方面却开始把持不住了。清朝政权于1911年瓦解，继起的民国欲振乏力，军阀统治与内战互斗、日本制药业的出口扩张野心、日本浪人的大规模毒品买卖生意，齐力促成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倒退现象。[日本一名鸦片大亨曾经满不在乎地说：“鸦片害处很多，可是黄金外流（日本的贸易逆差）也是很糟糕的事嘛！”]中国的改革人士虽然在20世纪20~30年代断断续续发起反对抽鸦片、种鸦片的运动，却都没有成效。企图控制中国的各方势力都知道，鸦片带来的财源太重要了。毛泽东的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先决条件是需要有钱来买枪杆子，而且有钱付给挥舞枪杆子的那些人。凡是有私人军队、有地区性冲突、有外国势力挑起战争、政府软弱无能的地方，鸦片走私都非常猖獗。近几十年的金三角地区和阿富汗是如此，1949年以前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消除了国内反对禁鸦片的声音，展开持续的查禁与再教育，鸦片烟瘾的问题才真正解决。然而，20世纪80年代缅甸的越界鸦片走私再度活跃，中国境内再度发现零星的鸦片种植，都证明鸦片问题的消失仍是暂时的。
不过那都是后话。1906年到1911年间的情势变化，让改革人士学到两个直接的教训。第一个是，瘾品控制的成败要看国家的意愿。历史学者威廉·麦卡利斯特（WilliamMcAllister）认为，只要政府真心想把事情管好，应该可以有立竿见影之效。清朝政府开始做得不错，如果能持续执政，也许会成功。当时其他政局比中国稳定的国家自然就能把境内打点好，不让世界性的瘾品走私涉入。改革人士认为可以借助于外交先例，国际间的条约既可以包括邮政、关税、水路、战争伤亡、战犯，何不将瘾品也收录进来？
第二个教训来自印度与中国的禁烟协议的成果，即：削减供应是最有可能管制成功的法子。只要铲除医疗必要以外的鸦片生产，就可以铲除滥用的问题。这个理论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得多。1911年以后成形的国际体制却以这个策略为基础。即便有保护主义的讨价还价、世界大战、政治阴谋、制药公司的游说，一群外交官还是整理出一系列的妥协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1925年的《国际鸦片公约》（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以及内容更详尽的1931年的《限制公约》（Limitation Convention）。这些协议带来了一套固定的——虽然不是滴水不漏的——管制系统，凭这套系统可以限制曾经是有暴利的、可抽重税的、在全球扩张的瘾品买卖业。联合国随后又有修正案，将此系统的管理机制做了合理改革，并且将“精神药物”（psychotropics，安非他明、巴比妥酸盐等配制药物）纳入国际管制。
同志们，起来，打倒鸦片！孙中山的拒毒遗训是打击鸦片队伍的前导，后面跟着呼吁拒毒教育、建设戒毒所、查禁鸦片的标语。这幅海报是1928年之作。反烟运动虽然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却因政治纷扰而不见成效，争夺势力的军阀们大多宁愿借鸦片牟利而不愿予以禁止。
到1933年，签署《限制公约》的国家已经够多，公约终于生效，精神刺激瘾品的买卖整个为之改观。管制以外的买卖越来越罕见。出售香烟给未成年者、营业时间过后出售烈酒、没有医生处方而出售麻醉品、出售违禁瘾品，都有法条可管。国际条约不但限制了鸦片买卖，也限制在非洲内陆的烈酒交易。个别国家政策上虽有显著的差异，例如，美国禁止以定量合法瘾品处理戒毒者的断药症状，欧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多数国家并不禁止，整体趋势仍是走向管制与选择性的禁止。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趋势是多项因素决定的，是现代国家的具体表现。这个世界一旦更趋工业化，人们更精打细算，地域间的往来更容易，医学知识更普及，专横的约束更令人不耐烦，就必然需要某种更严格的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