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与民众福祉的取舍不是瘾品课税必须处理的唯一问题，课税程度的拿捏也是很严肃的问题。既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如果太轻，会助长滥用，18世纪初期英国境内的金酒税，1883年美国香烟的减税，都是前车之鉴。重税自然有吓阻滥用的功效，英国人就曾于20世纪初期在印度对大麻课以重税。然而，假如税率太高——不论是为了抑制滥用还是为了增加税收，就都会面临私酿与走私猖獗的后果。美国政府法定1945年以后保持烈酒前所未有的重税，战时曾因基本原料短缺受限的私酒业立刻加倍活络起来。到了1949年，税务人员每年查处的蒸馏酿造厂有1.9万所之多，估计其生产力在每天50万加仑以上。按保守的估计，这些非法业者在被破获之前假定平均都有3个月的全力生产，联邦政府每年的货物税收损失高达5亿美元。
走私逃税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8世纪与19世纪前半叶的英国。英国政府虽然在殖民地大多实行瘾品整个承包与专卖的做法，在本国境内却实施货物税与关税的课征。1685年间，英王詹姆斯二世（JamesII）说服了国会，将烟草税从每磅2便士提高至5便士。当时弗吉尼亚州的切萨比克烟草正陷于长期的萧条中，每磅只值1便士。按照500%的税率课税，使走私者大有可为。他们把私货按税后烟草的半价出售，仍有极大的赚头。因为有厚利，要买通海关人员是很容易的。有些海关人员甚至胆大到把自己手中的私货装上国王陛下的船只运送。
18世纪在英国迅速风行的进口茶叶也有沉重的关税负担，1740年的售价是一磅4先令。私货商可以从荷兰或其他国家采购茶叶，躲过海关之后以低于“合法”市价的2先令或3先令出售。欧陆国家的官员不但不干预走私者的行动，反而殷勤招待。在18世纪，非法买卖是对付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对手的便利武器。至于英国国内的顾客，也相当能配合。日记作家詹姆斯·伍德福特牧师（JamesWoodforde）曾一本正经地写道：“走私者安德鲁斯今夜约好11点钟时带来重6磅的熙春茶叶。他在客厅窗下吹口哨，吓了我们一跳，当时我们正要就寝。我给他一些日内瓦金酒，付了他每磅1.7先令的价钱。”（伍氏还附了一笔，说有人在44年的时间里只喝过一杯白开水，以表示对茶税之不满。这也凸显了英国境内不乏白开水以外各种饮品的事实。）
还有一个门路，是东印度公司按例分配给船长的免费载货空间。船长们照例都尽量找最优质的茶叶带上。船才接近英国海岸，走私客的小船便蜂拥而至。船长将卖茶叶的钱分红给部属，以防走漏消息。诸如此类的秘密渠道使人无法确知运入英国境内的茶叶数量，这一点最令想要计算消耗量的经济史学者头痛。1784年上任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Pitt the Younger）判断，英国国民每年消耗的1 300万磅茶叶之中只有550万磅是缴了税的。这时候的茶叶走私已经是非常有组织的企业，连合法的进口商和批发商的生存都受到威胁了。皮特把税率从原来的照价119%大砍一刀成为12.5%，非法的买卖随即告终。
烈酒与烟草走私在18世纪与19世纪早期都曾大行其道，这两种商品的关税和茶叶不一样，一直到1784年以后仍然相当可观。走私烈酒和烟草的人数既多又有组织，而且为了维护这种隐秘的交易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包括私刑与恐怖行动。英国政府即便以严刑处置走私者——最起码也要放逐，却根本压制不住。靠近英国的海港那么多，英国的海岸线又长达6000英里，加上陆海军要投入没完没了的战事，根本不可能全力对付走私问题——至少在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之前是不可能的。一般英国百姓比较倾向成为走私货的顾客而不是检举者，也使得问题更加难办。一般英国人也和多数欧洲人一样，厌恶征税，乐得有机会时多买些便宜货备用。亚当·斯密（AdamSmith）以他一贯犀利的言辞指出：“购买走私货虽然是明显在助长违反税务法律的行为，也连带助长做伪证，但如果要在买私货上假装有所踌躇，在多数国家都会被视为伪君子的一种迂腐行径，不但不能取信于人，而且会让人怀疑这故作姿态的人骨子里比别人都坏。”
英国于1784年降低关税后，走私到英国的茶减少了。烟酒走私却持续活跃，到19世纪中叶降税后才衰退。因为有风险，运输空间又有限，走私者多偏好价值较高的甘邑白兰地、鼻烟、雪茄等。挟带方式之一是将雪茄放在桶壁与内层的锡衬里之间，先决条件是桶做得够结实。因此巧手的箍桶匠是职业走私者不可或缺的。
大规模的走私活动终于停止，乃是自由贸易制的功劳。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男爵（RobertPeel）在1846年推动了全面的降税，之后海关虽然持续截获走私的烟酒，走私贩子的数目不再是成千上万，也不再有整只船队“投入蒙骗政府图谋暴利的刺激活动”。诱因消失以后，走私行为也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