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编剧与大学讲坛上的常客不时就会重新发现烧钱引发的戏剧化效果。通常，引燃火苗时，伴随的是一场激情昂扬的讲话——1美元简直连张废纸都不如。如果在电影屏幕上，它必然出自悲情角色之口；如果在大学的体育馆，它必然出自上了年纪的文化偶像之口。1美元，你不能吃它，不能喝它，也不能跟它做爱。它的消失不会对世界造成任何影响。
有些涵养的听众也许会对上述言论感到不适，认为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却无法指出其中的致命缺陷。实际上，出错的恰恰是被他们夸大了的自我感受。讲台和银幕上的人们没有说错。你花了一晚上烧钱，整个世界还与原先一样富有。
我猜，观众的错觉可能来自好像少了些什么。他们意识到，夜晚结束，烧钱的人一定比夜幕降临时穷了几分——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他穷了几分，但他又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难道不应该也穷了几分吗？
答案毫无疑问，不是。世界没有变穷，因为没有任何价值就此消失。如果烧钱的人少了1美元，肯定有人多出了1美元。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那个人。
解开谜题的核心，在于认识到金钱供应大致决定了价格水平。金钱的供应量增加，价格就上涨；供应量减少，价格就下跌。1美元烧成灰，金钱的供应量减少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因此价格也下跌一点。如果只烧掉1美元，价格的下跌虽然十分微小，但依旧是下跌。那场仪式的受益者是现场持有现金的人们。当价格下跌了一点，他们口袋里的钱就增加了一点价值。
价格出现不易察觉的微量下跌，数以百万计口袋里揣着现金的人，财富都增加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如果将数以百万计的微量财富聚拢到一起，就会变得相当可观。以上案例中，它们的价值加起来刚好是1美元。总而言之，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真实物品的总价值没有发生改变，也知道讲台上的人失去了1美元，因此得出结论，这1美元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古往今来，总有些古怪的慷慨人士决定将自己的资产捐给美国财政部。作为结果，我们现在或未来一定可以少缴一些税。[11]数百万美国人都是受益者，每个人的税务负担都会减少一点点。但我们并不是平等享受到其中好处的，税级[12]（tax bracket）较高的人——大体上，就是最富裕的美国人——获得的收益最高。
慷慨人士其实可以这么做，将他们的资产全部兑换成现金。这一次，不是将它们捐赠给财政部，而是举办一场篝火晚会，达到的效果是同样的。千百万美国人都能够得到一丁点儿好处（这一次是通过降低物价而不是少缴税）。人们获得的好处总和刚好等同于慷慨人士的乐善好施。获得最大好处的还是有钱人，方式却更隐蔽了。因此，如果你在遗嘱里惦记着财政部，但又算是个平等主义者的话，不妨考虑一下篝火晚会。[13]
新奥尔良的一个刮风天，我手里捏着的1美元被风吹走了。当它快掉进下水道时，我试图将它紧紧抓牢。大卫·费德曼（DavidFriedman）——我的同伴、经济学家，那一刻，我灵魂的守卫者——挡在了我的面前。我刚与他讨论过，经济效率不仅对制定政策有益，还能够提升个人操守。以此作为标准，大卫的插手将我从不道德的做法中解救了出来。
如果我挥挥手，与这张1美元纸币吻别，其中的成本收益[14]计算如下：我失去了1美元，全世界因为价格下跌，获得了1美元。与先前的世界相比，既没有富裕一点，也没有贫穷一点。因此，经济效率得出的结论是——徒劳一场。
但如果我抓住这张1美元，大约会使出价值3美分的力气。（3美分的意思如下：如果大卫出手帮我追回这1美元，而我不必亲自动手，我愿意支付给他3美分）这么一来，成本收益计算就成了：我支付了3美分，但世界既没有获益，也没有损失。而世界（包括我）作为一个整体，财富减少了3美分。因此，经济效率得出的结论是——价值3美分的无谓损失。[15]经济效率的逻辑告诉我：就让它随风而逝吧。
真的如此吗？让我来甄别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时，经济效率应该作为一种重要的考量；其二，修炼个人操守时，经济效率也应该作为一种重要的考量。但是，经济学家只会捍卫第一种观点。与大部分人一样，经济学家在批评政府时总喊得很大声，但在批评同僚时总显得忸怩作态。
效率标准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平等的。成本就是成本，不论承担它的对象是谁。制定政策时，这一点十分具有吸引力。但在处理个人事务时，考虑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就十分奇怪。
有过数次——正如新奥尔良的那个刮风天——我认为效率在引导我该怎么做时成了彻底的败笔。但也有一些时候，它的确非常有用。比如，我家花园的野草长势过于“喜人”，以致引来邻居的不满。于是我问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考虑除草的费用以及邻居不耐烦的程度。如果要花30美元消除邻居只值20美元的烦心，我大可以为自己倒一杯柠檬水，将烦恼抛诸脑后；如果我认为花30美元能消除邻居价值50美元的烦心，除非我将草坪修剪整齐，不然就会视自己为浑蛋。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效率计算，而且它得出了令我感觉正确的结论。但我的行动并非总能保持一致。我在购买汽车时会考虑它靠内燃机还是喷雾罐发动，的确会在意空气质量对他人造成的影响。但我必须强调，我并不在意会对他人（那些采用道德批判方式看待我以上选择的人）造成心灵伤害。我很难为自己的选择找到合理的道德评判基础。我开心会令你不开心，其实与我开心地开车令你不开心是两回事。但严谨的效率逻辑告诉我，如果我选择待在家，而不是对你的肺造成10美元伤害，那么我就该选择待在家，而不是对你的道德情感造成10美元伤害。
我猜，自己大概并非伦理道德上的完人，而是效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最近前往波士顿的一趟旅行动摇了我的信念。
我的太太和我从丹佛启程，两人的往返机票总价不到2500美元。我向报销费用的出版商提供了另一种方案，但他还是坚持要我们搭飞机去。尽管如此，如果要自己付钱，我一定会取消这趟行程。
这令我陷入了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境地：假如往返波士顿要付300美元，航空公司的成本是200美元，但出于某种极端垄断势力，航空公司要价1000美元。这张机票，你还应该买吗？
如果你只考虑效率，当然应该买。你买下这张机票，你的财富减少了700美元（你支付的价格与旅行的价值之间的差价），航空公司获得了800美元（机票的价格与飞行成本之间的差价），净收益为100美元。效率标准就此宣布，这趟旅行是件好事。
但我很确信不会买那张机票（因此飞行不会搅乱我的睡眠）。无论航空公司将获得多少收益，无论我的损失多么微不足道，我都不想买。因此，尽管我坚信效率总能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有益作用，也常常能正确引导个人行为，但在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有益”时，我们还需要更加精细的标准。我相信，有时我们应该以高效为行事准则，有时则不必，我们只是还没弄清楚什么时候该采用什么标准。
我还是设法追回了那张1美元，完全没有顾及它将对总体价格造成的影响。我有些内疚，尽管说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
[1] 你也许会反对，认为支付意愿并非用来衡量某人对结果关心程度的唯一标准。这种质疑十分合理，我保证将在之后几个段落中讨论它。
[2] 这并非否认“幸福单位”的标准没有应用性，但它的确证明了这种特定论证无法用来捍卫上述标准。
[3] 说它并非全无道理，是因为经济学家已经设计出一些十分天才的机制来揭露人们被问及支付意愿时他们的真实答案。比如，第3章结尾，我和我的太太发现，为了获得挑选电影的权利我们可以为它定价。
[4] 到2017年是第44年。1973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表示，募集的志愿兵已经满足军队需求，因此没有必要再征兵，从此开启了募兵制时代，并实行至今。——译者注
[5] 为了获得某种东西所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译者注
[6] 新的技工或许可以填补空缺，但世界就失去了他生产其他产品的另外一种可能。
[7] 实际上，第二种后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提高薪水能够确保对职位的竞争更加激烈，而投身激烈选战的成本可能会完全抵消高薪带来的好处。总体而言，它既可能吸引，也可能无法吸引高素质的候选人。但如果只是纯粹讨论，我会认为高薪的确可以吸引到高素质的候选人。
[8] 货币量衡量的收入。——译者注
[9] 一方的收益恰好是另一方的损失。——译者注
[10] 支票账户（checking account），可以免费多次存取现金，但没有利息的账户。——译者注
[11] 最容易混淆视听的说法是，财政部因此减少贷款，于是它将来的债务（obligation）和赋税都得到了减轻。无论基于哪种假设，除非捐款令政府对开支预算做出修订，否则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减少税收。
[12] 税级也称为“个税级次”，是将收入划分为几个层级，每一层级适用统一税率。——译者注
[13]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你对所有拥有金钱的人都施舍了好处，最大赢家可能来自提着装满几百万美元现金行李箱到处旅行的人。
[14] 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译者注
[15]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快掉进下水道的是我的iPod，效率逻辑会告诉我，快点接住它。如果我挽回价值200美元iPod的努力只值3美分，对所有人都是好事。因为iPod不仅对我而言价值200美元，对整个世界（包括我）而言，具有同样价值。反而言之，200美元现金将在全世界产生零和效应。如果它丢了，我的财富将减少200美元，其他人的财富将增加20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