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一位名叫兰德尔·赖特的经济学教授从康奈尔大学辞去了工作，开着他的装有涡轮增压发动机的道奇代托纳来到费城，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赖特教授了解到在费城上汽车保险需要花多少钱（对于已婚，超过25岁的男性来说，通常为每年3600美元或更多）之后，他果断地放弃了开车。
如果住在费城，你的汽车保险费用大概是住在密尔沃基的三倍，是住在西雅图的两倍多。费城保险行业历来薪水比较高，比在巴尔的摩、芝加哥、克利夫兰等城市的都高，尽管这些城市的盗窃率要高得多。这让赖特教授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并最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费城汽车保险如此昂贵之谜》。
一个合理的猜想是：答案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毫无关系，而与国家监管机构的行为有很大关系。但事实并不支持这一猜测。匹兹堡和费城属于同一个州管辖，监管机构的行为差别不大，但匹兹堡的汽车保险价格不到费城的一半，尽管匹兹堡的盗窃率是费城的两倍多。其他州的情况也提供了同样惊人的对比：圣何塞市比周边的旧金山便宜得多；杰克逊维尔比迈阿密便宜得多；堪萨斯城比圣路易斯便宜得多。
当赖特教授对这些差异感到困惑时，一位名叫埃里克·史密斯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卷入了一场车祸。是对方司机的错造成了这场事故，但对方没有什么资产，也没上保险，所以史密斯不得不从自己的保险公司那里理赔。这一不愉快的经历激发史密斯和赖特发展出一种新的保险定价理论。
简而言之，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部分司机不上保险会导致保费增高；高保费会导致部分司机不上保险。具体细节是这样的：大量不上保险的司机增加了我们遇到像史密斯先生这样遭遇的概率，即便我们没有过错，可能也得从自己的保险公司那里理赔；保险公司为了弥补这种风险，只能收取更高的保费。但提高保费又会导致更多的司机选择不买保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城市进入这个恶性循环，就很难逃脱。
换句话说，保险费率由自我实现的预言驱动。即：如果大家都预期会有很多司机不上保险，那么保费就会很高，进而真的会有很多司机不上保险。相反，如果大家都预期司机们会上保险，那么保费就不会高，进而司机们真的都会去上保险。两种结果都存在自我强化效应。城市一旦陷入这两种循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会无限期存在下去。
所以，现代费城人遭受的保费过高的遭遇可能是他们祖父母一时悲观情绪的爆发造成的结果。如果这一短暂爆发的情绪是相反的，即过去的费城人相信保费率会降下来、他们的邻居们都会去上保险，单单这一信念就足以真的让保费降下来，大家都去上保险。之后，费城的保险市场可能就会像密尔沃基市的保险市场一样，并永远一样。
情况也可能不同：如果费城拥有足够多的“核心保险”，即便保费率与密尔沃基的一样，费城人也不愿意为自己投保。“史密斯–赖特理论”预计，部分城市，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具有长期保持低保费的潜质。
看到具有此类潜质的城市把潜力变成现实是一大幸事。强制执行《强制保险法》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之一。（美国的绝大多数州都已经颁布了《强制保险法》，但执行情况堪忧，即便执行的州，最低责任限制也设定得太低，低到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
从理论上讲，强制保险可以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包括那些目前没有意愿上保险的人。不愿意以3500美元的价格上保险的费城人，都希望能有以500美元的价格购买保险的机会。所以，如果强制保险能够让保费大幅下降的话，无论是先前投保的人，还是后来新投保的人都能从中受益。（实际上，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人，应该是处于收入分配低端的那部分人，即便保费降到500美元他们也不愿意买。但基于收入水平的保险补贴制度，甚至可以使最穷的那部分人也能分享到更低保险费的好处。）
对于在意识形态上追求自由市场信念的人（比如我）来说，理解史密斯和赖特的理论有些困难。我们习惯于将自由市场作为自由和繁荣的担保人来捍卫，但在这里，自由和繁荣是矛盾的：政府通过强迫人们放弃短期利益，让每个人获得更多长期利益。（尽管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反对说，这种繁荣是一种幻觉，因为那些被赋权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滥用权力，从而损害我们的利益。）
为更便宜的汽车保险牺牲一点点自由值得吗？我倾向于相信肯定的答案，但这个问题让我有点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