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曾质问，社会团体为什么有时候愿意花费数百万美元来救治一名“知名”的受害人，比如说一名被困的矿工，却不愿意花费哪怕20万美元用于高速公路护栏的维护，这些护栏平均每年可以拯救一个生命。他的答案是要区分“确定的生命”（比如被困的矿工和哈柏特格里斯女士）和“统计意义上的生命”（比如某个不知名的护栏的受益人）。罗伯特·弗兰克接受了这种区别的存在。出于某种原因，与“统计意义上的生命”相比，我们更应该关心“确定的生命”。不知怎么的，这些反倒成了给更喜欢牛奶的人们呼吸机的正当理由。
但“统计意义上的生命”和“确定的生命”之间的区别是不连贯的，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可能维持的。首先，它是不连贯的:“统计意义上的生命”和“确定的生命”的连接点在哪？它们在哪里开始相互转化？我刚听说有一名矿工被困在西弗吉尼亚州，这时，我对他一无所知，所以我认为他是“统计意义上的生命”。那么，什么时候“统计意义上的生命”会转化为“确定的生命”？当我知道他的名字的时候？当我知道他孩子名字的时候？当我得知他住在哪个城镇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界限。
有人可能会说，在被困在矿井里的时候，他就是“确定的生命”，但那同样是武断的。基本可以确定，昨天在西弗吉尼亚州矿山工作的万人中，至少有一人最终会被困住，我不知道那个人会是谁；今天我知道有一个矿工被困住了，我同样不知道他是谁。这两种情形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提前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今年需要生活补助。我愿意为提供这种补助而支出。根据谢林教授和弗兰克的观点，这些人是时候转变为“确定的生命”了，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当我知道他们名字的时候？还是当我知道他们孩子的名字的时候？
除了不连贯，“统计意义上的生命”与“确定的生命”之间的区别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两个陌生人相比，为什么我应该更关心那个我仅仅因为碰巧知道他名字的，或符合其他任何你认可的标准的陌生人？如果给我100万美元，让我在两组陌生人之间选择拯救对象，第一组是一个陌生人，我了解他的一切，他需要呼吸机（确定的生命）；另一组是10个陌生人，被困在矿井中，我对他们毫不了解（统计意义上的生命）。我每次都会选择营救这10个“统计意义上的生命”，而不是那一个“确定的生命”。否则，我将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是的，人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将资源倾注到自己了解的人身上。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知道这种本能的进化过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最了解的往往是自己最亲密的亲戚。但在互联网时代，这不再符合事实，就像穴居人向激怒自己的人扔粪便这种本能已经过时一样，更偏好“确定的生命”这种本能也已过时。
最后，“统计意义上的生命”与“确定的生命”之间的差别不可能维持，即便我们希望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营救对象不确定，就连20万美元也不愿意花费，也不能因为营救对象确定，就哪怕救不了也要花费超过1000万美元。这样的政策不合理，因为所有原先不确定的生命最终都会变成确定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愿意为每人花费20万美元提供呼吸机（我们了解到他们在今年晚些时候会用到），但在知道他们姓名之后就愿意为每人提供1000万美元的帮助，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同意为他们每人提供1000万美元的帮助。
从本质上是说，按照“确定/统计生命理论”，在营救三条性命和一条性命之间，如果恰巧那三条性命不为我们所了解，我们就应该优先考虑营救那一条我们了解的性命。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以别人需要的方式帮助别人（尤其是贫困人口）；他人生命的价值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恰巧知道他们是谁。[1]
假设有一种有毒化学物质，致人死亡的概率为百万分之一。如果释放这种有毒物质可以为大家节省5美元税款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做；如果释放这种有毒化学物质可以为大家节省20美元税款的话，我很可能会这样做。
之所以我会这么做，是从大家利益的出发点考虑这个问题。以这样的风险程度，我基本可以知道多数人宁愿更安全些，也不要那5美元，但如果是20美元的话，多数人可能更愿意冒一冒险。
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经济学家已经养成了观察人们选择的习惯。例如，人们为了进入更安全的工作岗位，而愿意接受一定幅度的降薪。在此基础上，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基普·维斯库斯估计，美国人为了避开百万分之一可能被杀的机会，平均愿意支付约5美元。对于蓝领女性来说，这一金额接近7美元，蓝领男人甚至更高。（没错，蓝领阶层比白领阶层更重视安全，愿意为之支付更多的金额。目前还不清楚背后原因是什么，但数据显示就是这样。）
经济学家通过总结维斯库斯教授的研究结果发现，普通美国人生命的价值约为500万美元。衡量生命价值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化学家可通过计算构成人体的化合物的市场价值来估计生命的价值；会计可以通过计算人们未来收益的现值来估计生命的价值；神学家可能会说，人的生命无价。根据你要解决的问题，任何一种计算方法都可能是相关的。然而，当你致力于如何让人们更幸福时，经济学家的计算方法通常最重要。
生命的价值大概在500万至1000万美元之间。我们暂且将之定为1000万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以这个价格把你的生命卖给我，我怀疑你得卖10次才能得到这个价钱。这只是衡量人们为了避免小风险而愿意支付多少钱的一种方法。但对于很多政策问题而言，这正是我们需要去衡量的。
如果金刚会在3亿美国人中杀死300人，也就是说你将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成为受害者。如果我们能以一只价值3亿美元的“美人猿”阻止他，也就是说，每条生命值100万美元，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就是：每人的税收账单上只需要增加1美元。这是一笔好买卖。
但如果阻止金刚需要花费300亿美元，那让他大肆破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300亿美元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就是100美元，依据维斯库斯教授的研究，没有人愿意为避免百万分之一的风险支出这么高的金额。我们尊重大家的选择，就不得不让金刚肆意地破坏——在一个“巨猩”横行的世界里，我们也应该尽量让每一个人更快乐。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受到“巨猩”的威胁，但我们受到了恐怖分子、交通事故、街头犯罪和环境灾难的威胁。一个理性的政府应该在减少这些风险方面花多少钱？答案是：花人们想要的那样多就好，并不是越多越好。粗略估计下，大概是每人1000万美元。
噼噼啪啪，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知名节目《车迷天下》下设的挺杆兄弟公司（一家汽车相关App的研发公司），已经无法处理这些计算结果（译者注：关于“禁止司机使用手机”这一话题的点击量）。挺杆兄弟公司已经向司机开车时使用手机的现象宣战。其武器无非是道德说教，随意支持一些缺乏逻辑的言论和谎言。挺杆兄弟（真实姓名：汤姆和雷·麦格里奥兹）的目标不仅仅是劝说司机，还要劝说立法者，在所有50个州中禁止司机开车时使用手机。到目前为止，他们目标的实现情况还是零（尽管一些州已经颁布司机打电话只能使用“免提”的法律）。
开车时打电话可能致命。在这一点上，有很多证据，毫无疑问。手机的使用会使事故发生的风险提高近400%。但那又怎样呢？“开车时说话可能致命”与“开车时说话不好”完全是两回事，从“开车时说话可能致命”到“开车时说话不好”是一次巨大而毫无根据的飞跃。毕竟，很多事情都是致命的，但并不坏。以驾驶为例，开车（而不是待在家里躺在床上）会使事故发生的风险提高超过400%，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议禁止驾驶。
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开车的收益大于成本，尽管这些成本中包括全美国每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而且这些成本并不完全由受益的人承担）。挺杆兄弟没有建议禁止驾驶，说明他们含蓄地承认，成本效益分析是合法公共政策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合理预计，挺杆兄弟应该欢迎对司机使用手机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至少应该将之作为讨论的起点。但是，当有人提出进行这一分析时，挺杆兄弟却以尖酸刻薄的言论和谎言作为回应。
这一分析得到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哈恩、保罗·泰特洛克和杰森·伯内特等人的认可，他们认为司机使用手机确实致命，但总的来说依然是一件好事。就个人而言，我不相信这一论断，原因在后面的篇幅中我会介绍，但至少他们在认真尝试分析一个棘手的问题。挺杆兄弟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一言论的冒犯。只要发现有人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他们都会这样想。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网站上这样诋毁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这只是一项经济学研究，眼里只有开车打电话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并没有考虑到交通事故带来的人员受伤、死亡和痛苦，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事实正相反，哈恩、泰特洛克和伯内特的研究对象就是与手机使用相关的交通事故造成的伤害、死亡和痛苦等后果。研究人员估计，每年由司机使用手机造成的交通事故，将造成约300人死亡、38000人受到非致命伤害、20万辆车辆损坏的后果。他们的目标是，将这些成本与使用手机的司机可获得的利益进行权衡。
挺杆兄弟在给《纽约时报》的信中提到一位名叫摩根·李的小女孩，她只有两岁半，是每年300个死亡人数中的一个。他们问道:“哈恩先生如何给小女孩的可爱、清纯定价？经济模型中如何衡量由不折不扣的自私造成的痛苦和眼泪？”如果挺杆兄弟强忍着厌恶读一读这篇研究的话——他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这篇研究并没有超出他们的认知能力——就会找到答案：价格是660万美元。这一结果基于基普·维斯库斯的分析，这一标准被广泛使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如果谈论的是金刚的话，我会建议将这一价格调整为1000万美元）。
如果将一元钱的价值看得比人的生命还重要，会使你觉得自己很冷血，那么，你还没长大。每次花一元钱购买糖果的时候，其实你暗含的意思就是一元钱的价值比人的生命还重要，因为那一元钱本可以捐给当地的消防部门。无论是谁，愿意花费在拯救别人生命上的资金都是有限度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诚实地思考这个极限在哪里。维斯库斯没有思考自己的极限，而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来衡量别人的极限。这就是660万美元这个价格的来历，是根据真实情景中真实的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愿意支付的金额得出的估计值。
通过将死亡定价为660万美元，再加上受伤人员和车辆损失的成本，哈恩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估计，每年由于司机使用手机引发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大约为46亿美元。这就是允许司机使用手机的成本。这一成本相当高昂，但并非所有昂贵的东西都是坏的。为了弄清楚它是否有害，我们必须权衡它的成本和收益。
以下是如何衡量相关收益的方法：使用手机的收益等于我们愿意为之支付的价值，减去我们实际为之支付的价值。愿意支付的价值要依据需求理论来估计（又要老生常谈，分析哪些电话更重要了）；实际支付的价值当然来自现实生活中购买手机的账单。依据这一计算方法，哈恩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结论，司机使用手机每年可以带来250亿美元的收益。250亿美元的收益与46亿美元的成本相对比，所以，哈恩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司机使用手机最终还是件好事。
对于这一结论我并不认可，原因很多。首先，很多电话司机完全可以等到休息时再打。这些电话带来的好处不应该计入开车时打电话的收益中，因为即便禁止司机开车时打电话他们依然可以获得这些好处。所以，哈恩等学者在他们报告的最后部分承认，开车时打电话的真正收益可能远远低于250亿美元，但他们依然认为这一收益大于46亿美元。当然，这只是他们猜测的结果。
此外，哈恩等学者在成本计算方面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他们计算了死亡人数，计算了受伤人数，计算了财产损失，但没有考虑对那些选择不开车的人造成的不便，这也应该计入允许开车打手机的成本，因为这使得驾驶变得更加危险。这些人既没有丧命，也没有受伤，所以不会出现在统计数据中，但他们确实承担了部分成本。
所以我不确定允许开车时打电话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但我与挺杆兄弟不同，在促进立法之前，我会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这些数字确实很关键。假设在修改哈恩等学者的结论之后，发现禁令中的成本变了，比方说，是100亿美元，那么，挺杆兄弟等人一直追求的禁令到底会带来什么？司机们放弃了100亿美元的收益，从而避免了300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受伤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这不是一笔好买卖，即便以事故中丧命的人的标准看来，也是这样。以这样的高价，多数人宁愿成为那不幸的300人中的一个，也不愿放弃使用他们的手机。
另一方面，颁布禁令的成本可能只有1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禁止开车打电话是件好事。因此，对这些数字进行正确的计算非常有价值。哈恩和他的同事们至少在这个方向上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我们希望更细致的研究能够随之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