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或废除）应该能够吸引那些关心未来几代人的人，也就是支持环境保护的那批人。保护环境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将当代人的利益向后代人转移。所以总体上说，我相信支持其中一个制度的人对另一个制度也不会反对。
如果你正努力决定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你可能还要记住，未来的人可能比现在的我们更富有——本书的第2章中计算过，仅仅400年之后，我们的后代每天的收入可能超过100万美元。因此，如果我们反对社会保障，或者赞成保护环境，实际上是将财富从相对贫穷的人，即你和我，转移到相对富裕的人，即我们有钱的后辈身上。既支持上述观点，又支持建立旨在将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的大型福利国家，在思维上是矛盾的。
因此，作为第一个近似答案，我希望一部分人（更关心穷人，因而更关心当代人的人）能支持福利计划和持续的社会保障、减少环保投入；而另一部分人（更关心富人，因而更关心后代的人）则提倡减少福利和社会保障、保护环境。
当然，对于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但我相信，对于任何我们能想象到的一揽子政策计划，都会有连贯的思维基础。但总有些计划比其他计划不协调的地方要多些，这些不协调会使我内心不安。
我不确定应该如何对待尚未出生的、尚未成功受孕的，以及可能永远不会出生的人，所以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活着的人身上。那么，死者的偏好应该得到关注吗？
当然不用，因为死者没有偏好，这是死亡的一部分。那么，他们曾经的偏好需要关注吗？比如，不要在我死后把我的器官移植走，我脑死亡后不想在呼吸机下苟延残喘，我想把我的骨灰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游客画廊里撒出去，等等。这些偏好应该得到关注吗？
有时我们尊重死者的喜好，是因为我们认为死者通常是非比寻常的智者，或者是因为“让死者决定”是不流血解决冲突的好办法。这就是我们遵循美国宪法指导的原因，但在这里似乎并不特别相关。我们尊重死者意愿可以通过强制执行他们的遗嘱来体现，也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生前的行为来体现。比如，如果有人向我保证，我的遗产将全部留给我的女儿，而不是其他某个陌生人，我将会更努力地工作，更少地消费，这意味着其他每个人都可以少工作，多消费（毕竟，我多生产的和我减少消费留下的商品都可以提供给别人，并且可以立刻提供给别人，不必等到我死后才提供给别人）。这是向人们承诺强制执行死者遗嘱的很好理由，并且这种承诺意义重大，因为其他人也会相信自己未来的遗嘱会被尊重。
另一方面，我认为没有非常坚实的理由来支持我自己支配自己遗体的诉求。我对这一点的偏好可能很强烈，但人一旦死了，这些偏好就不再具有相关性了。在我还活着时，你保证会按照我的偏好执行我的遗嘱，并不会以任何对社会有意义的方式改变我的意愿。
托马斯·杰斐逊（逝去的智者之一，我们需要向这些智者寻求指引）告诫我们，地球属于活着的人。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掉死者的偏好。一旦人已逝去，关心他们的偏好就不再具有意义。
幸存者的偏好需要关注吗？举个例子：特丽·夏沃，一个依靠呼吸机活着的女人，医生认定她将永久性地处于无意识状态，相当于死亡，因为丈夫和父母无法就是否拔掉她的呼吸机插头达成一致意见而成为全美国关注的焦点。[2]
“夏沃争论”的本质是对资源的控制，也就是夏沃的身体，因此在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内。夏沃的丈夫迈克尔想要停掉她的呼吸机，她的父母想就这样维持下去。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人决定处置掉某一资源，我们是否应该阻止其他人回收该资源？比如，如果我决定扔掉我的烤面包机，有人想从我的垃圾中回收它，并获得一个净经济收益，这样有问题吗？在夏沃的案例中，迈克尔·夏沃要停掉他妻子的呼吸机，即“处置”掉夏沃，而她的父母想要“回收”她，有什么理由阻止她父母的行为？
除了迈克尔·夏沃想要阻止他们这一事实之外，成本收益分析的规则要求我们假定，所有人的愿望都应该得到尊重，对此，我并不十分确定。
在审查制度方面我遇到过一个例外情况，这个例外情况也同样适用于这个案例。我认为，只是为了阻止别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对别人施加阻拦的偏好，不是我们应该迎合的。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会导致各种难以划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多数都很难回答。但另一种选择，在我看来无异于支持清教徒的暴政。
在我看来，现在的迈克尔·夏沃就像坐在清教徒的位置上一样。但实际上，除了埋葬他的妻子之外，他从未想过要用她的身体做任何事情。这与他所认为的一个死去的女人应该有的愿望相一致，但这一愿望本该随着她的死去而不再被考虑。迈克尔·夏沃唯一的愿望就是阻止别人维持他妻子的生命，在我看来，这与阻止别人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没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我非常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读劳伦斯的书，却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维持实际上已经死亡的亲人的生命。如果有人想要利用别人来维持他们实际上已死亡的亲人的生命，比如，通过医疗保险的方式，我想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掉他们的这一偏好。但如果他们（特丽·夏沃的父母）愿意自己承担这些成本，我推断这是他们非常想要的，那么，不应该有什么理由阻止他们。
事实上，迈克尔·夏沃也表达了同样强烈的想要埋葬他妻子的愿望（拒绝了别人对他捐赠的100万美元，有的报道说是1000万美元），但我认为这两种愿望之间有本质区别。想要维持特丽生命的愿望与想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愿望一样，或者更准确地说，与读一些我认为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书的愿望一样。想要阻止别人维持特丽身体的愿望与审查别人的愿望一样，即便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支持这一审查，我也会反对。
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政策制定哲学和经济学观点充斥在许多教科书中，我不想把这本书也变成这种观点的总结。我要说的是，尽管研究过这些观点的人，没有人（据我所知）发现他们普遍的令人信服，但只要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他们具有广泛的说服力就够了。问题是应用这些观点的边界在哪里？
我倾向于在偏好的某个方向上画一条线来约束其他人的行为。如果网络上的色情片、阿拉斯加的石油开采，或者垃圾桶里的拾荒者冒犯到某些人，我会欣然承认这种冒犯是一种真正的成本，但我在进行政策分析时不会将它考虑进去。
做出这样的选择之所以有些恐惧，是因为我没有明确的原则判定我到底应该在哪里画这条界线。如果有人反对在自己计划去的地方开采石油，我倾向于考虑这一诉求；但如果有人反对在自己白日梦中梦到的地方开采石油，我则倾向于选择忽略。我认为我已经有许多很好的理由来解释这些选择，但我希望我能有更好的理由解释这一切。
当被迫思考如何为后代着想的时候，我也感到同样的恐惧。但面临市场失灵时，这种恐惧来得尤为强烈。就像在费城的情况一样，政府的行动可以明显缓解这一问题，但需要限制人们的一些自由作为代价。
如果我们对每一项溢出成本征税，并补贴每一项溢出收益，那么原则上说，我们的公共河流会变得更加干净清洁。但是干预过度的政府也是一种污染，或许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
[1] 有限政府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编者注
[2] 关于夏沃的实际情况，一直以来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所以我无法就这一争议发表有见地的意见。为了讨论的方便，这里认为夏沃不可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