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资本主义，数据主义一开始也是一个中立的科学理论，但正逐渐成为要判别是非的宗教。而对这个新宗教来说，最高的价值就是“信息流”。如果生命就是信息流，而我们又认为生命是好的，下一步就是让全宇宙的信息流更深、更广。数据主义认为，人类的体验并不神圣，智人并非造物主的巅峰之作，也不是未来神人的前身。人类只是创造万物互联的工具，而万物互联可能从地球这个行星向外扩张，扩展到整个星系，甚至整个宇宙。这个宇宙数据处理系统如同上帝，无所不在、操控一切，而人类注定会并入系统之中。
这种概念让人回想起某些传统宗教愿景，印度教相信人类能够也应该融入整个宇宙共有的灵魂（atman）；基督教教徒则相信，圣人死后会获得上帝的无限恩典，而罪人则是切断了与上帝的联结。事实上在硅谷，数据主义的先知就在刻意运用传统上的各种救世说词。例如雷·库兹韦尔的预言书就叫作《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呼应施洗约翰的呼喊“天国近了”（《马太福音》3：2）。
数据主义者告诉那些还崇拜着血肉之躯的人：你们已经太依赖一种过时的科技了，智人就是个该淘汰的算法。这么说吧，人类有什么能胜过鸡的地方呢？唯一的一点，就是人类的信息流模式比鸡复杂得多。人类能够吸收更多数据，处理信息的算法也优于鸡。（一般来说，人类有更深的情感、更高的智力。但请别忘记，就现在的生物科学看来，情感和智力也不过都是算法罢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创造出某个数据处理系统，能够比人类吸收更多的数据，处理信息算法的效率也比人高，是不是这个系统就能胜过人，正如人类胜过鸡？
数据主义不只是空谈理论，而是像每一种宗教一样都拥有实际的诫命。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就是数据主义者要连接越来越多的媒体，产生和使用越来越多的信息，让数据流最大化。数据主义也像其他成功的宗教，有其传教使命。它的第二条诫命，就是要把一切连接到系统，就连那些不想连入的异端也不能例外。而且这里指的一切并不只是人，而是一切事物。人类的身体自不必说，还包括街上行驶的车、厨房里的冰箱、鸡舍里的鸡、树林里的树，一切都要连接到万物互联网上。以后，冰箱就会监视鸡蛋还剩几颗，并在需要补货时自动通知鸡舍。汽车能够互相交谈，树木则会报告天气和二氧化碳含量。我们不会容许宇宙的任何部分与这个伟大的生命网络分开，而如果斗胆阻碍数据的流通，就是犯了大罪。信息不再流通，与死亡有何异？因此对数据主义来说，信息自由就是最高的善。
人类很少真正能够想出全新的价值观。上一次提出已经是18世纪，人文主义革命开始宣扬人类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种令人激动的理想。而自1789年以来，虽然也有许多战争、革命和动荡，人类却并未想出什么新的价值观。后来的各种冲突及斗争，都是以前面提过的三种人文主义价值观为名，或者基于更早的价值观，例如要服从上帝、服务国家。数据主义是自1789年以来第一个真正创造新价值观的运动，而这个新价值观就是“信息自由”。
新的“信息自由”与过去自由主义所谈论的“言论自由”不能混为一谈。言论自由赋予的对象是人类，保护的是人类思考及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的权利，当然也保护他们缄默、把想法放在心中的权利。相较之下，信息自由所赋予的对象并非人类，而是信息。而且在这种新价值观看来，信息自由流通的权利应该高于人类拥有并限制数据流通的权利，因此可能侵犯到人类传统的言论自由。
2013年1月11日，数据主义出现了第一位殉道者：艾伦·施瓦茨（Aaron Swartz）。这位26岁的美国黑客在自家公寓自杀身亡。施瓦茨是个不世出的天才，14岁就协同开发出了关键的RSS（简易信息聚合）通信协议。而他也是信息自由的坚定信徒，曾在2008年发表《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呼吁应让信息流完全自由、不加限制。施瓦茨在宣言中表示：“无论现在信息储存在何处，我们都必须获得这些信息，复制并与全世界分享。我们必须收集没有版权限制的内容，并为这些内容建档。我们必须购入那些未公开的数据库，将内容公布在网上。我们必须下载科学期刊，上传到文件共享网络。我们必须为了开放访问，如游击队般奋战。”
施瓦茨说到做到。用户必须向期刊数据库JSTOR付费，才能获得论文，这让他十分恼火。JSTOR数据库有数百万份科学论文和研究成果，完全支持科学家和期刊编辑享有言论自由，但也支持这些人认为想读文章就该付钱的自由。JSTOR认为，在作者研究创造出某种想法之后，如果想以此获得部分报酬，应该是作者的权利。施瓦茨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信息也想要自由，这些想法并不属于创造它们的人，把信息锁在墙后、必须付费才能获得的做法是错误的。于是，他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网络进入JSTOR，下载了数十万份科学论文，打算全部公开到互联网上，让人人可以自由阅读。
施瓦茨遭到逮捕，被送上法庭。他在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定罪并入狱之后，便上吊自杀了。对于控告施瓦茨侵犯信息自由的学术和政府机构，黑客们发动了各种请愿和攻击。面对这种压力，JSTOR对自己在这起悲剧中扮演的角色表示歉意，并开放了许多（但仍非全部）数据内容供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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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那些犹豫不定的人，数据主义的传教士一再解释信息自由有多大的好处。就像是资本主义相信一切的善都来自经济增长，数据主义相信一切的善（包括经济增长）都来自信息自由。为什么美国增长比苏联快？因为信息流动在美国更自由。为什么美国人比伊朗人或尼日利亚人更健康、更富有、更幸福？都是多亏了信息自由。所以，如果想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关键就是要释放数据，给它们自由。
我们已经看到，谷歌能够比传统卫生机构更快察觉到流行病的暴发，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允许谷歌自由存取我们产出的信息。数据如果能自由流动，同样也能减少污染和浪费。例如通过信息自由，让交通运输系统效率更高。2010年，全球的私家车已经超过10亿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车辆污染地球，浪费大量资源，更别说还得为此不断拓宽道路、增设停车位。民众已经习惯私家车的便利，不太可能再回头搭公交车和火车。但数据主义指出，民众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车辆本身，而是移动的便利，只要有优秀的数据处理系统，就能简单又有效地提供这种移动的便利。
我自己也有一辆车，但多半就是停着。就我平常的一天来说，早上8点04分开车，半小时到大学，把车停好，就放着一整天。18点11分我又回到车上，开车半小时回家，就这样。所以，我每天只有1个小时会用到车，何必另外23小时还要把车留着呢？如果有个智能共乘系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能让计算机知道我需要在8点04分离开家，由计算机在那个时候把最近的无人驾驶汽车调过来，准时让我上车。把我送到大学之后，这辆车就能用于其他目的，而不用在停车场白白等待。到了18点11分，我走出大学校门，就会有另一辆全民共享的无人驾驶汽车停在我旁边，带我回家。这样一来，只要有5000万辆共享的无人驾驶汽车，就能取代10亿辆私家车，而且所需的道路、桥梁、隧道和停车空间都会大大减少。但如果想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就得放弃隐私，允许算法永远知道我身在何处、想去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