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成本收益分析人员来说，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是：都需要算谁的成本？
答案当然是“每个人”，但这仍留有很大的争议空间。胎儿属于“每个人”的一部分吗？如果我们将成本效益分析应用到堕胎相关的辩论中，这个答案肯定很重要。需要考虑胎儿的成本吗？还有这个问题，牛属于“每个人”的一部分吗？如果我们讨论素食主义的伦理问题，这个答案肯定很重要。
为了实施成本效益分析，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胎儿是否算作成熟的人，但一旦这个问题确定，成本效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如果一般的成本效益原则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对待未出生的人，那么它们肯定也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对待“还是个卵”的人（尚未成功受孕）。我们是否有道义上的义务去维护数以万亿计的“潜在的人”的利益？这些人，除非我们愿意“怀上”他们，否则将永远没有机会活着。
两种可能的答案——“是”和“否”——对我来说显然都是错误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生养大量的孩子；如果这些未孕育的“孩子”拥有道德上的地位，那么他们就像被囚禁在地狱边缘的囚犯，单靠自己无法进入活人的世界，我们当然有义务帮助他们中的一些逃脱（在第2章中，我们已经论述过，为了帮助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应该生养更多的孩子。但如果认可这一观点的话，就应该生养更多的孩子来为这些孩子自己的利益服务）。我觉得这些都是错的。
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假设尚未孕育的人没有道德上的地位，那么肯定不应该有人从道德上反对我们把整个地球毁灭到后代无法生存的地步（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地球像垃圾一样扔掉，一些出于自私的理由也可以促使我们保护地球。或者说，如果我们曾经想要糟践地球的话，那在道德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怀孕，也就不会有后代，并且尚未被孕育的人不被视为道德上的实体，那么我们的罪行（污染环境、破坏地球等）就没有受害者，这些罪行自然也就不是真正的罪行。
所以，如果尚未被孕育的人拥有权利，我们会得到一组令人不安的结论，如果他们没有权利，我们同样会得到一组令人不安的结论，区别只是不是同一组而已。也许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承认我们无法在逻辑上严谨地对待那些涉及尚未被孕育的人的问题。下面我提供些证据给大家看。
这样的夫妻肯定为大家所熟知：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第三个孩子。他们思前想后，左右摇摆，权衡利弊，还是无法决定。最后他们决定继续生。从第三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父母就深深地爱着他，为了保护他的生命愿意牺牲一切。
这一行为与人们购买家用电器、家具或光盘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通常，让我们犹豫的产品并不是我们最珍惜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时一张普普通通的CD带回家后却发现出人意料的好，但总的原则是，如果我们不确定想要它，通常是不会珍惜的。那么，孩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
我的一个同事认为这里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说，把婴儿比作微波炉的等价物是错误的；相反，应该把婴儿看作一种能让人上瘾的药物。人们在尝试海洛因时会犹豫，但一旦试了，就会上瘾，而且很难戒除，就像对孩子一样。
但我认为这是个更糟糕的类比，因为海洛因成瘾者往往是那些一开始相信自己能摆脱毒瘾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很愚蠢，也可能因为他们是爱冒险的赌徒，但这正是他们所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听到很多瘾君子讲述他们的经历是这句话：“要是早知道……”）。这与父母的真实情况不同，父母事先就知道，他们一定会对自己的孩子“上瘾”。他们选择令自己上瘾的对象时眼睛睁得很大，就像顾客选择微波炉时一样。
此外，父母和海洛因成瘾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父母事先知道他们会上瘾，而且基本可以确定，他们没有打算戒除这一“毒瘾”。如果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在摇摆是否要第三个孩子，这时你对成为父母已经有了较好的认知，你已经知道，你不会像瘾君子一样藐视他的毒瘾，你会珍惜你的孩子。当人们知道自己最终会爱上某样东西时，又为什么在开始时犹豫呢？
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我可以证实人们确实有这样的行为。我知道我处于未受孕状态的孩子最终会成为我最宝贵的“财产”，如果我将他们生出来的话。但这并不影响我选择让他们永远处于未受孕状态。有没有可能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逻辑可言？
如果认为整个讨论占据了你难得的周日空闲时间，也耽误了你准备化学期末考试的时间，最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对此我不敢苟同。每当我们讨论关键的现实世界政策问题，比如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时，我们都在含蓄地谈论我们对后代的义务，尽管这些“人”还处于未受孕状态。在尚未弄清楚这些义务本质的情况下，对这些义务进行理智的讨论是不可能的。
当然，很多关于社会保障的争论都开始于众所周知的胡说八道，各方华丽的修辞被没有任何意义的参考体系搞得乱七八糟，这些参考包括保险箱、信托基金及其他与潜在的经济学理论不相干的会计技巧。
经济的基本面是：在2050年，既会有年轻人，也会有老年人。依据人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会得到一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分配。2050年的人们将面临四个问题：年轻人应该多努力工作？老年人应该多努力工作？年轻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比例是多少？老年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比例是多少？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2050年的立法机构中得到解决，很大程度上不会考虑我们今天通过的任何法律。因此，如果我们真想帮助未来的公民，那么现在的会计准则和其他的金融诡计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所能做的，即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就是减少消费，以增加未来的剩余。我们给他们留下更多更好的工厂，他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我们无法控制的方式分配这些产品。
因此，关于社会保障，只有两个有意义的问题。首先，我们是否愿意减少消费，以让我们的子孙可以消费更多？其次，如果愿意，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去做？
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储蓄可以作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或者通过逐步取消社会保障来鼓励储蓄，这至少可以鼓励一部分人存更多的钱。这些改革的代价是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储蓄越多意味着消费越少。逐步取消社会保障金意味着面对大量暴躁的75岁老人。
是否愿意做出这些牺牲取决于我们在乎的是谁。如果我们愿意压榨当前70岁、80岁这几代人的利益，明天就可以关闭社会保障系统，这将使以后的各代人受益，并直至永远。原因是人们会立即开始存更多的钱，因为储蓄比支付社会保障税要好受得多。持续的储蓄不断补充着更多的投资，进而建立更多的工厂和更大的生产能力。结果就是：今天毁灭数百万老人，未来造福无数潜在的人。
从严格的成本效益角度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前提是我们把所有潜在的后代，看得与我们现在这些人一样重（是的，我知道这对目前的老人不公平，所以我用了“压榨”这个词。关键是这样的好处比坏处多）。支持这一论点的论据是：不管人们什么时候出生，人都是人，所以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公平地考虑在内。反对这一观点的论据是：我们没有生育这些“人”的道德义务；如果我们都不需要给这些“人”生命，当然就更不需要给他们财富了。
两个观点都很有道理，结论却完全相反。不好意思，我又内心不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