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重要
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发展与壮大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表征。据原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9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全国实有私营企业2607.29万户，较2012年9月底提高了10.8个百分点，比1995年底（65.5万户）增长了39倍，是1988年（4.06万户）的642倍。
某一特定群体究竟更倾向于将自己归类为哪个阶层，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态度与行动，甚至可能影响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和道路选择。本文将探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地位认同。伴随着三十多年几乎不间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财富积累速度很快。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私营企业主的客观社会地位始终处于上升趋势。然而，本研究通过分析1997-2014年间九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CPES）数据发现，中国私营企业在营业收入持续上升的同时，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却整体下降。
我们将企业主的这种客观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错位变化现象称为“盖茨比悖论”（the Gatsby dilemma），因为它让我们联想到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925年创作的小说《伟大的盖茨比》中的那位主人翁：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自下而上致富的社会成员在实现地位向上流动后，与原先的利益团体和社会上层的心理距离未能真正缩小，地位焦虑反而有所增强。
当然，中国的情境与“强盗资本主义”时期的美国并不相同，但与这部小说描绘的社会民情相似的是，主客观地位之间的张力却在同一代人身上集中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情节不仅是所谓“第二次（市场经济的兴起）大转型”的一部分，而且呈现了诸如美国“镀金时代”或德国“独特道路时期”企业主阶层兴起壮大时的景象。这种历史性的时刻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访经典理论“迷思”的难得的天然社会实验室。
以往对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的解释存在三大缺失
众多的学者围绕主观地位认同形成与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联系的强弱进行了诸多分析。最近有学者指出，考虑到住房在中国城市资产不平等中的贡献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住房等资产已经在2000年后成为决定阶层地位认同的新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认为，在解释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地位认同时可能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
（1）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主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受益者，相比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和农民等其他阶层，私营企业主就整体而言并非属于“相对剥夺感”较强抑或“生存焦虑”较严重的群体。而且，在“参照系变动”的过程中，该群体的市场要素占有优势始终存在，并没有出现消解的迹象。因此，借助于既有理论命题去解释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形成和趋势还有不足。
（2）私营企业主在雇佣关系上属于自雇，拥有较多的“组织资产”和“生产资料资产”。他们在转型过程中的生活机遇获得需要卷入更为复杂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之中，与一般被雇者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挖掘地位认同形成机制时，除了沿用传统的“相对剥夺感”的社会比较机制外，还要将私营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作为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情境”考虑进来。
（3）缺乏对宏观社会变迁因素的直接考量。高勇（2013）曾提出要将中国社会变迁纳入到地位认同形成的分析框架中，但是直接将制度变迁作为核心机制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见。当然，就私营企业主群体而言，他们的经营业绩对市场化等结构因素尤为敏感。以上三点批评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理论诉求。
是否拥有“政治纽带”对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具有重要影响
在“自下而上”地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与政府官员建立起了一个事实上的“增长联盟”。建立积极有效的“政企关系”既是国家用来统战企业主群体的有力抓手，也是企业确保经济利益的基本策略。
大量研究发现，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等渠道在内的“政治纽带”不仅给企业绩效带来显著提升，而且也是私营企业增强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此外，拥有较强政治纽带的企业主，还能影响政府决策、维护合法权益、打造财绅形象。当私营企业主拥有较强的政治纽带时，他们难免会对地位优势有更明显的感知；而且，与政治关联不足的企业主相比，其地位的“相对剥夺感”较弱，很可能有助于提升社会地位认同。换言之，相较于拥有弱政治纽带者而言，随着政治纽带的增强，企业主的地位认同也越高。因此我们提出“政治纽带假设”。
假设1：政治纽带越强，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嵌入于既有权威结构之中，政企关系必须遵循资源分配的基本规则。私营经济在市场准入、银行贷款、税收，以及土地、矿产和劳动力使用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受到各级行政和执法机关的监管。这些监管客观上是规范市场秩序的必要，为维护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某些时候，由于执法者本人钻营制度漏洞，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个别官员利用所掌握的监管权力“寻租”和“设租”也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有时候并不是直接的索贿，而是表现为让企业承担各种缴费、摊派、招待等费用。有学者在研究中甚至将其视为部分基层政府的“掠夺”。
但是，基于近些年在山东、广东和湖北等省份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并不总是来自官员的单向索取，而是有时候掺杂着部分企业主的“主动公关”，是政企关系维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理性选择中，政企关系的维系行为往往受制于企业组织的成本效益“计算”，维系成本过高就会加重企业负担，反之则有益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如果这种成本超过一定份额，其“相对剥夺感”很可能被强化，其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也会下降。为此，本文提出“维系性政商成本假设”。
假设2：维系性政商成本越高，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水平越低。
最后，私营企业在市场化进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非市场化的制度壁垒，然而，宏观的营商环境在逐步改善，市场在关键资源的配置中越来越重要，法律对产权的保护更全面，交易成本下降的同时，还会提高政企关系建立的成本，违法成本越来越高。沿着该逻辑进一步推演，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纽带的政经效用会下降。
一方面，市场化有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一定程度上会减弱私营企业主政治纽带的市场回报能力。这样，政治关联较弱的企业主“相对剥夺感”未必更大，进而使得政治纽带正效应弱化；
另一方面，市场化还会提升产品市场（社会零售商品、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等）和要素市场（金融业、劳动力流动、科技成果等）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使得维系性成本的“高额”回报也会得到有效抑制，即便投入水平没有超过一个合理的阈值，维护行为对企业主的“相对增益感”也会下降，故也可能弱化地位认同的正效应。因此，我们提出“市场化调节假设”。
假设3.1：市场化水平越高，政治纽带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影响越弱。
假设3.2：市场化水平越高，维系性政商成本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影响越弱。
企业主客观地位与主观认同的“盖茨比悖论”
（一）地位认同的“盖茨比悖论”
1997年以来，私营企业主经营收入总体上经历不断上升的同时，地位认同却未能一直保持相似的提升态势。图1显示，1997-2002年、2002-2010年、2010-2014年分别呈现三段趋势。具体而言，1997年的地位认同平均得分为18.92，2002年达到19.61的峰值，而后开始下滑，2010年达到16.09的低谷，之后2010到2014年间又缓慢上升。与此同时，企业经营收入平均值从1997年的4.93增长至2014年的6.82。
除了以上年度比较分析，我们还计算了经营收入和地位认同的跨年度环比增长率（见图2）。跨年度比较发现，2002年地位认同增长率达到103.04%，2004年跌至89.70%，而后增幅一直在回升，直到2010年后基本达到了2004年前的水平。而且相较于同期经营收入涨幅，2004年后两条曲线趋于重合。
以上结果表明，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客观地位不断提高，而其主观地位认同水平却在2002年开始下降，且在2002-2010年这种趋势不断加速，到了2012年略有上升。具体而言，1997年地位认同平均得分为18.92，2000年为19.61，而后开始持续下降，直到2010年调查时的最低点16.09；从2012年到2014年，得分又开始略有抬升。这种积极向好的变化或许与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政府各项促进企业家信心的举措有关。
在图3中，我们还比较了拥有不同政治纽带的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平均得分。没有担任任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主地位认同得分最低；在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1997年的地位认同平均得分为20.42，到2002年增加了0.6分，而后总体呈下降趋势；地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总体趋势与县级以下者相似，但是总体水平略高。同时，企业主的维系性政商成本不同，地位认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成本越高的企业主地位认同水平越低，中等比重的企业主地位认同在四个年份（2000、2002、2010、2012）比低比重者略高。地位认同变化并非完全线性，1997-2002年有缓慢上升，而后下降；2010年后又经历了缓慢上升的过程。这些描述统计为下文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二）地位认同的形成机制
首先，我们利用混合样本来评估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该模型纳入了所有变量，以考察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企成本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净效应。相对于没有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私营企业主，拥有县级及以下代表/委员的企业主地位认同得分平均要高2.67分，地市级及以上企业主则要高近3.37分；相对于维系性政企成本最低的1/3企业主，中间者的地位认同得分要高近0.15分，但最高的1/3反而下降了0.31分。此外，大中型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平均比小型企业主高近1.4分，中共党员的地位认同比民主党派高0.6分，而文化程度上只有研究生学历者的地位认同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主。
（三）“盖茨比悖论”的形成机制
基于以上的发现，我们尝试回答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变化是如何形成的。模型1报告了政治纽带、维系性政企成本和市场化指数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然而，维系性政企成本与市场化的交互项中，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其对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影响没有因为市场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假设3.2未能得到支持。我们的猜测性解释认为，在中国市场化推进的同时，私营企业经营在反腐败和不断变化的营商环境中面临不确定性，较高的维系成本投入未必一定会弱化其对地位认同的影响。
行文至此，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对中国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变化给出理论解释。随着1997年以来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政治纽带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在弱化，维系政企关系成本的负效应基本没有变化，这种宏观与微观因素的交互效应共同助推了所谓的“盖茨比悖论”的形成。
六、结论与讨论
快速成长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往往被扣上“暴发户”的帽子，但他们的地位认同却没有随着他们的财富那样一直在“膨胀”。这种“盖茨比悖论”趋势才是令我们着迷的，它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和经济社会秩序。在德国，它实际上成为包括韦伯在内的众多学者对社会阶级和国家建设问题进行思考的线索。
本文通过引入宏观的制度因素（市场化水平）来解释“盖茨比悖论”。我们认为，私营企业主客观地位的上升与主观地位认同的下行是与市场化进程相生相伴的。在市场化的早期，企业主作为先富群体，由于市场制度的不规范，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通过政治纽带带来组织和资产合法性，引起地位认同水平提升。而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政治纽带效应有所松动，维护政企关系需要企业承担税外支出，尤其会加大企业经营成本，故地位认同也呈下行走势。
可以想见，在一个科层协调和市场协调共同作用下的市场环境中，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在市场竞争中遭遇权力的“排斥”，那么相较于通过非市场竞争手段获得政策保护和经济资源的利益既得者而言，他们的地位优越感下降，“相对剥夺感”增强，甚至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市场经济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本文认为，将地位认同置于企业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中，有助于解释转型社会中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社会态度及行为的形成。
本文的政策意涵在于，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企业经营业绩、正式的政治纽带和非正式的政企关系对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的重要形塑作用。要稳定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地位认同，除了提升经营收入，更需要在宏观营商环境、政企双方良性互动等方面多做努力。除了完善人大、政协的政治参与机制，更关键的是有效下降税费、摊派和公关招待这样的维系性政企成本。事实上，调查数据也显示，党的十八大之后，私营企业主群体的主观地位认同开始上升。我们相信，目前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更加亲清的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的种种举措必将对企业主群体主观认同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原题为“中国企业主的“盖茨比悖论”——地位认同的变迁及其形成”，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