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单纯的进口关税之外，政府对瘾品的课税十分多样。农民种植鸦片要课税，酿造烈酒的从业者按产量课税，买咖啡的人也按宗教信仰课税。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在位期间（1520~1566年），基督教徒买咖啡应付的税率比穆斯林应付的高出25%。1783年间，英国政府发现专卖瘾品的贸易渐增，便施加了印花税。买瘾品的人也就因此得付双倍关税。18~19世纪的专卖瘾品所含的酒精和其他瘾品的分量不明，但也许为数颇为不少。精神刺激瘾品成分的价格因为有印花税及货物税等其他名目的课税而涨价，这些就全由消费者承担了。
主管当局为了从精神刺激瘾品的商业中获取收入，也诉诸垄断的策略。方式通常有两种，即把垄断权“出租”给民间经营者与政府直营机构，收取固定的付款，但政府机构直营要到19世纪才普遍，因为近代早期的政府大多欠缺处理政府专卖部门的能力与意愿。较常用的方式是把瘾品的进口、制造、销售等权利一并或分别拍卖给一个或多个特许团体，特许权到期后再重新拍卖。荷兰的殖民地官员考虑很周到，会在拍卖前的聚会中奉上香槟酒，以诱使更多的人出价。
政府垄断是赚钱的，也是有争议的。若要政策奏效，必然得施行引来民怨的规定。规定包括限制或索性完全禁止境内生产瘾品作物，因此境内农民不能私下保留作物再按市场价格出售（以免损及专卖的利润）。17世纪的欧洲曾经一再发生以强制手段禁止违法烟草种植的事件。政府授予专卖权每每招致徇私或受外国势力影响的反对之声。1773年间，英国首相腓特烈·诺斯（Frederick North）有意将美洲的茶叶批发专卖权完全交给东印度公司，再加上维持《汤森法案》（Townshend Act）的关税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感，终于引发大西洋沿岸各地的抗议。最重要的一次抗议行动发生在12月16日，当晚有一群愤慨的殖民地百姓在脸上涂抹油彩装扮成印第安人，在月色中把三条船上满载的税后茶叶都扔进波士顿港湾。围观的人群沉默地给予支持，寂静中只听得见战斧砍破茶叶箱的声音。
伊朗历史上的相同事件发生在1890年。国王纳绥尔丁（Nasir ed-Din Shah）受了贿赂，把烟草专卖权卖给了英国投机客杰拉尔德·塔尔博特（Gerald Talbot）少校，塔氏又将权利转卖给一个名为“波斯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rporation of Persia）的企业集团。这笔交易担保国王的政府每年可得1.5万英镑，外加净利的1/4，不到股东分红的5%。凭这个条件，该公司获得独家收购、熏制、销售伊朗烟草的权利。伦敦的投资者都在摩拳擦掌，有些热衷的人预估“波斯帝国”的净利每年可达资本的50%以上。然而，种植烟草的农民、卖烟草的小商人、掌握农地的伊斯兰教士，以及蔑视纳绥尔丁的民族主义者与知识分子全体哗然，任何政策都不曾如此促使民间所有力量团结一致。宗教领袖们在1891年颁布了抵制烟草的决定，获得全国上下支持，效果十分显著，连王室里的人都响应了。（当时王宫内有王室的妻妾、太监不下1 600人，数目并不算少。）国王终于在1892年初让步，取消了专卖特许。抵制行动也告结束之后，人民才又安然抽起各自的水烟袋。但是事情并未就此完全过去，国王被迫向抵制行动低头之后，再也无法恢复原有的威望。4年后，一名刺客开枪打中他的心脏，结束了这位贪婪国君的统治。
民营公司的专卖事业不论有没有牵扯到外国势力，本身都有一些问题存在。其中又以鸦片承包者的问题最为显著。承包商既然花了巨额资金标到专卖权，当然会想要尽量扩大消费量与盈利，方式可能包括增辟零售点。以新加坡为例，1848年总共有45个鸦片铺，到1897年已增加到500家。政府每隔一阵子就有限制民间吸食的措施，都遭到专卖商的破坏。在爪哇，华人鸦片承包者得到荷兰官员摊派的定额，额外货源只需靠走私补上。
诸如此类的漏洞，加上民族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都呼吁禁止鸦片买卖，到了1910年，亚洲各地的殖民官员大都废除了承包制度，取而代之以政府专卖，按殖民官员的说法，这样可以管制鸦片的使用，也能限制其传播。至于实际上是如何做的，又另当别论了。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公卖鸦片的获利效率更佳，占1920年政府岁入的46%。但以后百分比持续下降，不过，不是因为官员们自我节制，而是因为人口结构改变了。新加坡的华人人口状况不再是清一色年轻的单身汉，新迁入的人减少了，妇女、家庭生活增多了，鸦片的需求因此下降了。美国境内的相同变动使20世纪30年代唐人街仅存的几家鸦片馆成了老古董。
鸦片虽然逐步减少，东南亚各国一直到了20世纪仍以鸦片为税收的主要来源。以1920年计，鸦片占荷属东印度群岛岁入的13%，法属中南半岛为14%，文莱为17%，香港地区为29%。（英国人可以两头赚：供给亚洲属地专卖者的鸦片，来自英国在属地印度的独占生产事业。）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在抽鸦片，不可能有这样源源不断的收入。以1924年的香港计，每4名成年男性就有1人抽鸦片。政府专卖的主管人士知道，如果太积极反对抽鸦片，买主会转向非法的鸦片贩子，而这些贩子往往也销售更烈性的毒品。鸦片专卖制虽有很多缺点，但合法供应至少可以抑制黑市的吗啡与海洛因买卖——这两种瘾品在20世纪早期的东亚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