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森美孚公司与它的反对者之间的抗争，涉及的正是经济学家反对没有效率的核心。一个没有效率的决定常常无法令每个人都开心。假如人们愿意为了支持石油开采支付1000万美元，为了反对石油开采支付500万美元，但法官最后决定反对开采，就是没有效率的做法。其实，有一种方法能够令双方都收益：批准开采，但支持开采的人们需要向反对开采的人们支付750万美元补偿他们的失望情绪。
这项裁决中，支持开采的人们获得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收益，但只支付了750万美元；反对开采的人们得到了750万美元来补偿500万美元损失。实际上，通过精心安排征收和分配补偿，（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确保每个支持开采的人恰好支出所获收益的75%；每个反对开采的人恰好获得对损失150%的补偿。如果举行一场公投，需要在上述方式与法官的实际裁决间做出选择，投票者肯定会一致同意推翻法官的裁决。
在双向选举中，如果有提案连一票都无法获得，它一定存在严重缺陷。在经济学上认为没有效率的提案往往会在双向选举中输给设计合理的提案。
没有效率就是不好这种观点，并非等同于有效率就是好。但由于有效率是没有效率的唯一替代，经济学家还是倾向有效率的方案。
如果在投票中，我们并非将支付意愿作为依据，上述说法就无法成立。我们不妨一试：假设石油开采获得批准，支持开采的人们得到1000万个“幸福单位”（不用在意它的含义），反对开采的人们失去500万个“幸福单位”，但法官的决定是反对开采。我认为裁决十分糟糕，因为我可以想到令两者都更开心的裁决。然而，我的论证根本行不通。说来说去，我的论证究竟是什么呢？批准开采，但将750个“幸福单位”从同意开采石油的人们那儿转移到反对开采的人们那儿？这项提议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转移“幸福单位”。论据之所以无法成立，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我很清楚如何转移金钱。有效率就是好的论证只适用于该效率能够用金钱衡量的情况[2]。
这种论证方式（至少）存在两种显而易见的缺陷。其中一种完全偏离了讨论，但另一种值得拿出来讨论一番。它的第一种缺陷是，有人认为法官并不拥有神通广大的能力，无法猜测工人的支付意愿，更别提让他评估主张矿权的激进分子为保留油田的支付意愿。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与我们的讨论毫不相关[3]。法官的确有力所不及的时候，但他至少应该具备甄别能力。问题不是“政策是否应该总是有效”，而是“我们是否应该尽我所能地设计有效率的政策以及利用已知的信息”。
第二种缺陷更值得讨论。一位候选人可能在选举中败给另一位甚至不存在的候选人，但他犯的不一定是致命性错误。在我所举的例子中，法官必须在支持或者反对开采中做出裁决。他不太可能既赞成开采，又制订一套复杂的补偿方案。反对开采的立场因为不及另一种立场，就该遭到一票否决吗？如果遭到一票否决是因为没有效率，又如何论证胜出一方的效率呢？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问题很棘手。因此，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太情愿将效率视为通向终极之善的唯一途径。但我认为，大部分经济学家大致同意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效率应该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效率的逻辑告诉我们，经济学家看待普通问题时往往采用非同寻常的视角。比如，我们一向热衷于辩论军事人力成本问题。美国上一次执行义务兵役制是在40年前，[4]但总有人认为应该尽早恢复。最近一次出现在2010年。美国国会讨论了一项法案，每个美国成年人都要以某种军事或非军事形式为国家服务。
评论人士总是认为，义务兵役制尽管有弊端，但至少比募兵制省钱。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士兵的薪水来自纳税人和公司的裤袋，现在到了募兵制士兵的口袋里。那笔钱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社会的一部分人手里转移到了另一部分人手里。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转移过程本身并不是净支出。
维持一支军队的支出与年轻人逃避兵役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当。这种机会成本[5]可以用年轻人加入军队的支付意愿来衡量。技工、学生，或者冲浪运动员加入军队，他们就失去了修理汽车、继续学业，或者追逐更富激情事业的机会。这些机会成本当真消失了：世界上，良好运行的汽车数量减少了、成熟学者的数量减少了，生活的乐趣也减少了。[6]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失去的机会成本就是代价。经济学家认为，它们也是唯一的成本。
假设一位年轻女性愿意为3万美元报酬成为士兵，如果她被征召入伍，没有任何回报，她就失去了价值3万美元的自由；如果她被征召入伍，获得1.8万美元回报，她就失去了1.2万美元，而支付她报酬的纳税人失去了1.8万美元。社会的总支出成本依旧是3万美元。如果我们将同一位女性征召入伍，支付给她3万美元报酬，正好满足了她的期待，但纳税人就要为此支付3万美元。社会的总支出成本还是3万美元。提高或者降低报酬可以转移负担，但负担的总量并不会发生改变。
驳斥义务兵役制成本低这种荒谬观点的最好方式，是假设从这位女性身上征收3万美元税金，再将它作为服役的报酬。这种做法，与将她征召入伍但不付给她报酬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使用的计算方式告诉你，向士兵支付报酬比通过募兵制将他们征召入伍的成本更高，这个例子应该足够说服你是时候换一种新的计算方式了。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反复出现的争论：比如，增加国会支出。支出增加将出现两种后果。首先，它通过重新分配收入，将纳税人的钱转移到了国会议员那里；其次，它将在未来吸引到更优秀的人才参选议员。[7]非经济学家的观点通常认为前者不利、后者有利。但如果我们认真用效率的方法评估，必须承认第一种结果可能是中立的，第二种结果可能是不利的。
就第一种结果而言，效率的逻辑告诉我们，应该对纯粹的金钱转移保持中立，即使得到好处的是国会议员；就第二种结果而言，要记住，我们的下一位新议员可能更优秀，但同时失去了他为其他行业服务的机会。因此，如果我们的官员素质精干，法官、律师、医生或者经济学家就可能是资质平平之辈。一位优秀议员的真正成本不是他的薪水，而是他在其他行业施展卓越技能的机会。值得吗？我不太清楚。
效率的逻辑令经济学家十分厌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支取名义收入（nominalincome）[8]的人是一种损失，但它的确有不少好处——而且恰恰等同于——前者的损失。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对贷款人有利，他们还款时支付的是价值膨胀的美元。但同时，它也是一种诅咒——而且恰恰等同于——债主的损失。两种后果相互抵消，在效率上恰好形成零和效应（zeroeffect）[9]。
通货膨胀产生的真正经济成本，正如税收产生的经济成本，是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去避免的。因为通货膨胀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通货膨胀时期，人们减少携带的现金，因为就算把钱放在口袋它也会不停贬值。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也减少使用支票账户[10]。这为你一时兴起想吃热狗、倾盆大雨时想叫出租车，或者一整天都不想去ATM制造了麻烦；零售商店的收银机减少了现金储备，常常找不出零钱；大公司不再在手头存放大笔现金应付各种意外。如果出现意外，他们必须支付昂贵的金融交易手续费。这些都是无谓损失——它们没有产生任何收益。也许听起来微不足道，但美国一年3%的通胀水平所造成的无谓损失可高达180亿美元，或者说人均60美元——虽然称不上灾难，但也绝不算微不足道。
高通胀时期，无谓损失的体量可以十分庞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每个月的商品价格都几乎呈指数级增长。这意味在1月1日时一杯10美分的咖啡，在2月1日时要10美元，在3月1日时要1000美元，在4月1日时要10万美元，在5月1日时要1 000万美元，在6月1日时要10亿美元，在7月1日时要1 000亿美元，在8月1日时要10万亿美元……工人每天领三次薪水，他们的妻子每天都在工厂与银行之间奔走，想尽一切办法在钱变得更加一文不值前将它们存进银行。这些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是无谓损失的经典案例——而且没有任何人从中获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留意到，经常光顾酒吧的人们常在刚入夜时就叫上好几杯啤酒——为了赶在价格上涨前。喝变热的啤酒也成了通胀的隐形成本。
